徐星：中國仍在為「不懺悔」文革付出巨大代價

62歲的中國導演徐星第一次來到台灣。短短兩週，他走訪了台北的四個傳統市場。「有錢人的生活都一樣，遊艇騎馬賽車高爾夫。」徐星認為成功人士的人生無聊透頂，身為搜集故事的人，他偏愛走訪市井、底層人們的生活場域。在公館水源市場，他發現攤販使用的蒸氣熨斗竟比自己的年紀還大，如獲至寶似地跑去找阿姨攀談。「你得去問問那些賣白菜和賣蘿蔔的人，每個人都能給你說出不一樣的故事。」

今年7月底，徐星受龍應台基金會邀約，帶著在至今無法在中國播放的文化大革命主題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罪行摘要》等作品到台北播映。要用一個詞形容台北，他選說是「鬆弛」。是了，身為文革裏倖存的人，他繃著腦神經過了一輩子。這年頭的台北人無法想像，對海峽那頭的一群人而言，就連鬆弛都是奢侈的。

在《我的文革編年史》裏，徐星向公眾揭開了自己的隱私。其實徐星和同齡人的童年早就在1966年那個夏天結束了。文革開始，他們在還不理解世界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便在充斥「某某的媽媽死了、某某爸爸自殺了」的環境裏，度過不明所以的十來歲。

故事要從1972年說起。這一年，尼克森（尼克松）前往中國拜會了毛澤東，隨後簽署了上海公報；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批判了林彪集團。與此同時，文革風風火火進入第7個年頭，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被遷往甘肅、兄姐皆被迫離京、隻身在北京念中學的少年徐星，戀上了大他兩屆的穎韜姑娘。用現在的話來說，穎韜是少年徐星的女神。為了見女神一面，徐星天天抓著掃把，在穎韜常出沒的地點沒頭沒腦地亂掃。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徐星受了賀爾蒙的鼓動，盤算達到更進一步的交流，於是提起筆，給他的女神寄出了第一張情書。

少年一頭熱，在情書裏澎湃陳述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質疑。多年後來看，徐星只說自己傻，為了追求異性而一味賣弄思想。誰知穎韜把這封賣弄的文字交給老師，老師再從字跡比對出寫信的徐星，16歲少年一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犯，進了公安局。一紙情書換來的竟是鋃鐺鐵鎖，他結結實實被關了47天。

《我的文革編年史》發行至今已經過11年，徐星帶著這部片，足跡踏遍歐美國家。文革結束後，又過了30多年，為了拍片，他找上穎韜的前夫，輾轉聯絡上在美國的穎韜。他還記得，16歲時遞出情書的手是顫抖著的，多年後打通穎韜的美國門號，那一刻，徐星竟然還是「有點抖」。16歲和50多歲，發抖的原因又不同了，他自嘲，前者是賀爾蒙作祟，後者是白雲蒼狗，世事滄桑。

毛主席早說過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徐星揣著的幾部紀錄片，與其是記下歷史的細節，倒不如說是用鏡頭細細回顧自己走了半趟人間的荒謬遊記。《我的文革編年史》裏，從美國搭機返回中國、接受訪問的穎韜在片中誠摯的道歉，訴說著中學女孩第一次收到情書的手足無措——文革的時候，她的父親被趕到農村，母親也被下放，家長不在身邊，她只好把信轉交給最信任的班主任，誰知班主任背叛了她，得意洋洋地揪出寫信的徐星——一切的源頭，都是出自少女的無知、惶恐、不得已。

「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出賣。她要讓學校知道她有多麼政治正確。」

這部紀錄片完成後，在一場美國南加州大學（USC）的閉門放映會上，美國人尖銳地質問起在現場觀影、已經是中年婦人的穎韜：「妳當時到底是為什麼把信交出去？」美國觀眾說得很直接，不信穎韜此舉是「完全出於恐懼和害怕」。徐星同樣在台北被觀眾問及這問題，他如是回應：「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出賣。她要讓學校知道她多有多麼政治正確。」「我一點也不怪罪她。我覺得她的懺悔，特別深刻。」

「如果不是這樣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徐星從自己的私密記憶出發，走訪了活活被打到大便失禁、文革中第一位被打死的教職員——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年帶頭批鬥人的作家徐曉及被鬥的詩人劉自立、幼年親見流彈打死母親的席慶生、席慶川兄弟等人。鏡頭也帶著觀眾到了韶山的毛澤東故居，只見導遊示意遊客對著偉大的毛主席同志恭敬三鞠躬，雙手合十。導遊和遊客一唱一和：「毛主席親不親？」「親！」「都說這許願是非常靈的，毛主席一定會保佑大家，心想事成，一生平安！」換個場景，在重慶沙坪壩公園（中國唯一現存的紅衛兵墓地）附近，上了年紀的居民恭恭敬敬唱著永不過時的紅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不，他要記錄的不只是那畸形的十年，還有接下數幾個十年的畸形。徐星到底是個明白人；他在公開場合重複過許多次：記憶是用來戳穿、識別「有人在胡說八道」。拍紀錄片，他最在乎的，是拿到歷史的細節。只是，從這部紀錄片到所有關於徐星的訪談裏，對於某些他自己的某些細節——尤其是當年被拘於公安局裏的47天經歷——至今幾乎隻字未提。

我們問他，談談那47天裏經歷了什麼？他先不語，接著答：「這個......，那這太太太簡單（回答）了，那就是……，啊，這樣說吧，昨天我去參觀了你們（台灣）景美人權博物館。」他沈默半晌又開口：「我（在公安局）經歷的事兒，比你們那個殘酷。」（編者按：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為台灣戒嚴時期的軍事看守所改建，原為戒嚴時期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和國防部軍法局所在地，曾被關押在此的多是重刑犯和政治犯。)

空氣凝結了。徐星又反問記者：「這個細節你要知道？你真要知道？」負責接待徐星的人員遞過來礦泉水，徐星擠捏著水瓶，一不小心，塑膠瓶蓋飛了出去。他把瓶蓋撿回來，幽幽地說：「哎呀這沒有什麼不好說的。非常簡單。每天恐怖，每天打罵，牢裏有牢頭獄霸，打你、罵你、肌肉比你發達。」又淡淡說：「談這個沒有什麼意思吧。就是這樣，牢房就是牢房。青少年管教所都是這樣。」

「啊，這樣說吧，昨天我去參觀了你們（台灣）景美人權博物館。」「我經歷的事兒，比你們那個殘酷。」

中國人為什麼不懺悔？

在中國，徐星是以小說家的身份率先走進公眾視野，然後才是紀錄片。毛澤東於1976年9月間去世，文化大革命在同年10月被宣布「勝利結束」。隔年，21歲的徐星開始當兵與寫作；1981年，25歲的徐星進入北京全聚德烤鴨店擔任清潔工。1985年，這位自稱「勞動紀律不好」的清潔工，以處女作小說《無主題變奏》登上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刊物《人民文學》，從此聲名大噪。1989年6月，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當時徐星就在北京；同年11月，33歲的徐星接受聯邦德國西柏林藝術大學邀請，離開中國、暫居德國。1995年，他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2003年在法國出版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同年獲法國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藝術騎士勳章」。

徐星被我們問及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談到這場運動的細節，他又是淡然地答：「廣場上的事情就不需再提了。其實（1989）年初已經有了德國的邀請，但我就想看看中國會發生什麼事。」「特別失望。就去了德國。」

「人為什麼要懺悔、反省、道歉？那都是為了讓我們以後活得更加聰明、更加智慧，不要犯更多錯誤。」

帶著失望離開故土，他卻在德國見到了群體的懺悔。

德國是歐洲進行轉型正義最徹底的國家。在城鎮裏散步，偶然絆住行人的，往往並非偶然——那是在歐陸出名的絆腳石計劃（Stolpersteine）。德國的人行道上，常見約10×10平方公分的染色絆腳石，刻上二戰期間被納粹屠殺人員的名字。每踉蹌一次，他就停下來讀：「某某生於何年，死於1943年，地點在奧斯維辛毒氣室......。」每讀一次，他就問自己一次：中國人為什麼不懺悔？

「人為什麼要懺悔、反省、道歉？那都是為了讓我們以後活得更加聰明、更加智慧，不要犯更多錯誤。」徐星說，文革已經過去半個世紀，整個中國仍然為了「不懺悔」付出巨大代價。談到時事，他一改先前淡定的口吻，突然有些激動：「比如說大陸的疫苗事件，這是殺孩子！大陸清理低端人口......，『低端人口』這個字如果出現在德國，這是犯罪，這是犯法。他們不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是低端人！」

2000年起，他土法煉鋼，從採集資料到下載初階剪輯軟體，一路摸索，一路偷偷地拍。他曾為了省預算，隻身扛著30公斤的器材長途跋涉，遇大雨，就把所有雨具拿來包覆機器。「進了村，農民看到我這副熊樣，都對我特別信任呢。」

直到今天，徐星的紀錄片在中國仍然只能私下播放，若有公安現身盤查，放映會往往說收就收，沒得商量。他早早習慣了公安的突襲和打斷，同時也習慣成為一顆活動式的、頑固的絆腳石，用影像提醒人們：過去還沒過去，往事並不如煙。

「我們活著又不是豬！」

令他惋惜的是，文革以降半世紀，在乎這件事的中國人似乎愈來愈少了。有一年，在上海大學的座談會上，一名年輕學生問徐星：「咱們為什麼就不能輕鬆一點呢？」他還沒回應，現場另名學生站起來質疑提問者，說得特別難聽：「我們活著又不是豬！」他想起那場交鋒，幽幽地說：「青年有權利活得輕鬆、娛樂一些，但生命中有一種輕是不能承受的，對不對？那個輕……，有時候，你也會發瘋。你不知道你從哪兒來，你就會不知道你要到哪兒去。」

又有一次，他在中國的閉門播映會裏，來了一位德國姑娘，她告訴徐星：「我爺爺就是個納粹。」女孩又和徐星分享接受自己、認識自己身為「納粹後代」的心理過程，闡述自幼在家庭、學校所受的教育，如何教導她懺悔，以及自省後帶給她與同齡人的影響。

「但生命中有一種輕是不能承受的，對不對？那個輕……，有時候，你也會發瘋。」

「德國在主流意識形態主導下做這樣的懺悔，所以他們有自信。」「確實，應該要有個全民洗心革面的懺悔、澄清、說明。他們（中國人）可能想『這批人死了就沒事兒了』、『我們就發展經濟啊』。」「中國除非能做到像德國這樣，才能做到真正反省。但中國要做到這種程度的懺悔？我覺得很難。」

「很難」的背後成因，卻是再簡單不過的。徐星如是總結：「中國政府擔心這樣的懺悔，將大規模地翻動這些歷史的陳年舊帳，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政府他要控制、掌控這個國家，他是統治者——這個事情（文革）在中國人的心裏並沒有過去——死了好幾千萬人，每個人都有爸爸媽媽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這會牽動社會的好多神經，所以他（中國政府）不敢。所以要做到全民的懺悔，需要做到另一種意識形態的主導。」

父與子：「人都是環境的產物」

獨立紀錄片導演生活本就清苦，徐星孤注一擲地投入文革題材——他稱這些拍攝計畫為「搶救性的拍攝」——說到這，他顯得有些焦慮，自語道：「這些農民，如果我不快拍，死了就沒人知道他們發生的故事。」「《罪行摘要》裏面的好幾個……，都不在了。」

《罪行摘要》裏，徐星紀錄了14名文革期間被告發、無端入獄的農民受害群體。這些農民大多來自浙江，最重者曾遭判20年牢獄。2014年，徐星完成這部紀錄片時，農民們尚未得到一分國家補償。到了今天，他們還在等——當然，這裏指的是那些尚未撒手人間的人。

正在逝去的、需要搶救的畫面和史料，是徐星父親那一輩的人。其實他一開始是想拍攝父親的，但被父親拒絕。「日本人抓我爸，把他的兩邊肋骨打斷；國民黨抓我爸說，他是共產黨；1949之後共產黨抓我爸，又說他是國民黨。你說一個人能倒霉到什麼程度呢？」

父子彷彿一樣冥頑不靈。問他父親是什麼樣的人？「我父親他就有點小知識份子，但性格比較剛烈、比較不合群、實話實說。這樣的人在社會生活是有問題的。」徐星分析著父子的心性，說自己與父親都是社會化不完整的人。「我們都沒受過很好的教育，那就是社會化不完整，對吧？」他認為，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算有一個「出生到成人」的社會化過程。

因為文革而無法受教育，看起來似乎很遺憾？他又鄭重否認：「我不介意。我一點都不介意。我覺得他們（文革）成就了我。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成就了我的今天。」「你要說今天我有什麼成就？我也沒什麼成就對吧？我只不過是做了些事情。但我覺得我對今天的自己，我很滿意。我很幸福。」「我沒有被這些苦難摧毀掉。我過來了。我享受了。我覺得我生活質量挺好的，對不對？」「除非我突然不能做事情。比如他們（政府）突然發瘋把我抓起來——那是另外一個可能。但我覺得這可能也不太大。」

訪談結束前，我們讓他談談自己的兒子。他拿出手機猛滑，沈默良久，翻出好幾張剛考上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的兒子照片。「他主修政治和歷史，這跟我有關係，是我鼓勵他報考這兩個項目。」「他常來中國，雖然已經不會說中文（編者按：徐星的兒子從小在法國長大），但我拍的片子他全看過、都明白、他都懂。」

那麼，覺得兒子的社會化程度如何？「應該比我和我父親完整吧，」徐星終於鬆弛了下來，做了這樣的結論：「都跟環境有關。當然，人都是環境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