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還是我們的信仰嗎？」中國停收洋垃圾以後

「回收生活垃圾是波特蘭人的宗教信仰，但如今這個城市卻深陷回收危機。這是因為我們回收得不對。我們只顧熱火朝天地回收，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植物學家里德爾（Edwin Reidel）對6月初讀到的這篇新聞印象深刻。報導告誡和里德爾一樣居住在美國俄勒岡州首府波特蘭（Portland）的市民，要學習更好的回收習慣。

俄勒岡州是美國垃圾回收的先鋒地區，早在1976年便率先通過《空瓶回收議案》。首府波特蘭夾在西雅圖和舊金山之間。近些年，許多被灣區房價趕走的年輕人搬到這座劃有自行車道的小城。他們騎着單車，帶來瑜伽和咖啡館，建起精釀啤酒廠和素食餐廳，奉行環保有機的生活方式，回收生活垃圾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項。

49歲的里德爾小心地對生活垃圾分類和回收，稱之為自己的「第二天性」。他的廚房裏備有回收有機垃圾的小箱子，院裏擺着一整列垃圾桶：可回收垃圾一桶、玻璃瓶和錫罐一桶、綠化植物廢棄物一桶、其餘垃圾一桶。他積攢的啤酒瓶罐，送回超市可以兑換10美分。不過，他把瓶罐收納在箱裏，放在路邊。那樣，急需現金的無家可歸者可以拿去換錢。

不久之前，里德爾樂於堅持這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今談起來，他語氣裏已經帶着自嘲，說這只是「波特蘭人的自我感覺良好」。他最近知道，回收物從他的庭院被搬走之後，並不是在美國的工廠裏被「神奇地再生利用」。「我第一次知道，這些回收物一直被送去中國，污染也轉移到那裏，中國如今不想再接受這些垃圾了」，里德爾有些疑惑，「原因是我們出口的回收物裏雜質太多了——真的是這樣嗎？」

「大胃口」

對於大多發達國家的普通人家而言，回收是一種生活方式；但要實現循環利用，回收物離開他們的庭院後，便要先成為品質分明、可供挑選的商品。過去幾十年裏，中國一直是回收物的「最優買家」：最不挑剔、最高報價。

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一直處在全球回收產業的最尾一環。中國工廠發向發達國家的貨船，返程時常會載回那些國家的回收物。這些在中國被稱為「洋垃圾」的固體廢料來源廣泛，很多是生活廢塑料、廢紙。它們隨後流入中國沿海各省的回收作坊，那裏勞動力密集、粗放管理、環境危害。經過層層分揀拆解加工，「洋垃圾」被還原為廉價原材料，進入各地工廠，最後被生產成新的貨物，重新進入全球消費市場。

中國的生產力越強，「洋垃圾」的進口量越高。「中國製造」是代表中國經濟騰飛的標誌，擔起「世界工廠」角色的中國，成為全球回收貿易的中心。以廢塑料為例，綜合聯合國數據，自1992年以來，中國大陸和香港累計進口全球72.4%的廢塑料（香港很大程度上是廢塑料進入中國前的中轉站），其中絕大部分來自高收入國家。廢紙的情況也類似，中國1990年代末的禁伐政策成功限制國內木材生產，自此各類木料供應轉向進口，才能滿足中國作為紙製品生產、消費和出口大國的需求。

每年美國出口約1/3的回收物，其中有一半前往中國。對於類似俄勒岡州這樣試圖大力推動居民回收的地區，中國的「胃口」解決了回收物去哪兒的「後顧之憂」。為刺激居民回收、方便收集，俄勒岡州在1996年前後開啟「混放」（commingle）回收計劃，允許居民把玻璃外的回收物都放在同一個回收桶裏（而無需自己區分），又在2003年到2009年間逐漸改用更大容量的回收桶。

這些措施都讓隨後的回收環節變得更耗力，也容易增加不能被回收的雜質。但它讓普通人的回收動力更足了：只需把看似可以回收的物料丟進藍色的回收桶，可持續、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此達成。從回收率看，這些措施效果顯著。俄勒岡環境質量部門官員米勒（Julie Miller）告訴端傳媒，俄勒岡州2016年的綜合垃圾回收率達42.6%，比1992年第一次計算時的27%高出一大截，也高過美國其他地區。

每個月，里德爾都會繳納約30美金的垃圾回收税，市政府用這些税費聘用公路貨運商（hauler），把里德爾庭院裏藍色回收桶裏的回收物運到下一站——進行再次分揀的回收站。

俄勒岡州最大的固廢回收站叫做「遠西」（Far West Recycling），離波特蘭市中心僅幾十分鐘車程。再次分揀並不產生污染，這家工廠因此可以與居民區毗鄰。廠房裏，幫助工人分揀回收物的機器隆隆作響，幾十名工人每天兩班倒，將回收物按不同材質分類、壓縮包裝，等待買家。

回收站是一個中轉站，路邊收集的「混放回收物」先進入至此、按材質包裝好的物料後，再輸出給不同買家——在回收物的市場上，不同材質的價格有高低，居民丟進回收桶的什麼都有，最末一批，便是回收難度大、污染程度高的「混合廢塑料」和「混合廢紙」。

遠西公司對外事務經理辛格（Vinod Singh）在這間回收站工作了28年，1990年初入行時，遠西還主要回收報紙，隨着媒體電子化和人們閲讀方式的改變，如今報紙早已不見。中國回收物買家的代理人敲開遠西大門後，辛格說：「中國開始大量、持續、不挑剔地購買各種各樣的廢紙和廢塑料。」

遠西的露天倉庫裏，廢塑料按不同質量一批批排好，辛格把我帶到紮捆成堆的「混合廢塑料」和「混合廢紙」面前，指着裏面的塑料袋、一次性快餐盒和酸奶罐說：「以前，這些物料都會被中國代理買走，而事實上，這些垃圾原本就不應該被丟進回收桶。」

一道禁令

回過頭看，中國導演王久良2016年發布的紀錄片《塑料王國》生逢其時。《塑料王國》著力呈現在廢塑料回收產業最底層拼命工作的中國勞工，以及他們與塑料垃圾相伴的農村生活。鏡頭下，在中國山東的一個回收作坊裏，五六歲的小男孩拿着從垃圾堆裏翻出的針管取水喝，他的夥伴們還把廢棄的塑膠手套當做氣球吹。

村民說，放養在垃圾堆附近的羊，胃已經「長成了塑料」，而附近的河水和地下水也都被塑料回收廠污染了，大家只能每天買山上的水喝。在垃圾堆邊，開卡車運垃圾的小工對着鏡頭說：「像這些塑料垃圾都是發達國家來的，日本、韓國、西歐……國家真要取締的話，可以從源頭上抓嘛？」

2018年開始，中國政府撬動「源頭」，在這條供應鏈中間，頒布了一道嚴苛的「禁令」：儘管製造業對原材料的需求還在，但中國海關開始強力限制進口回收物。

中國政府對進口「洋垃圾」的收緊其實早有端倪，2013年海關開展的「綠籬」行動便以打擊固廢走私為目標。但要到2017年7月，中國環保部正式通知世界貿易組織（WTO），宣布將在2018年初開始緊急停止4類24種固廢入境時，收緊的效果才真正抵達產業鏈上游。

一年過去，禁令步步升級。2018年4月，中國新增32種禁止進口固體廢物，分別於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執行；2018年7月，中國生態環境部發布的固廢污染環境防治法草案中，列有「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的條款，預示着中國將全面禁止固廢進口。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污染防治項目主任劉華告訴端傳媒，通過執法檢查、審批申請等管控手段，從2018年開始，進口廢塑料斷崖式下降。截至2018年8月3日，中國生態環境部審批的廢塑料進口總重量僅約6萬噸，與此前每年6至7百萬噸的進口量相比，降幅幾乎超過99%。

紀錄片《塑料王國》雖未能在中國大面積上映，但中國政府對「洋垃圾」發出禁令的做法，富有成效地改寫了輿論態度。「中國拒當世界垃圾場」、「顛覆行業」、「為全球治理提供契機」的點評簇擁着禁令，宣告中國將遏制「洋垃圾」的危害。

中國禁令的確攪動了全球回收物貿易，連鎖影響一層層抵達到歐洲、北美、澳洲等國的普通家庭。里德爾所在的美俄勒岡州，曾經以回收意識高和垃圾回收率高為豪，如今則因長期依賴回收物出口，受到明顯打擊。

「壞習慣」以外的問題

里德爾讀到的那篇報導，發表在波特蘭本地媒體《維拉麥特週報》（Willamette Week）上，這份報導的記者也曾採訪遠西，得知卡車運到這裏的回收物中，甚至有紙尿布、動物屍體和槍支，總結道：「中國政府要求垃圾回收的污染標準不得超過0.5%……波特蘭人藍色回收桶裏的東西通常是這個水平的20多倍。」

乍看起來，批評波特蘭居民回收習慣不妥與中國發布「洋垃圾」禁令的話語頗為契合。在提交給WTO的文件裏，中國直指固廢進口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要求雜質不超過0.5%（這個標準其實並未變化，只是此前中國從未嚴格執行）。禁令發布後，許多觀察者以此為參照，補充路邊回收項目裏常出現非回收物的證據，連成一條邏輯鏈：「頭號買家中國說，我們丟在藍色垃圾桶裏的東西太髒了，無法接受。」

然而，當我們把全球回收產業鏈條一環一環剝開看，這些年中國對回收物持續的需求，掩蓋了這一行業的許多問題。

舉例來說，各種消費品的塑料與紙質包裝變得越來越複雜。俄勒岡垃圾與回收行業協會的執行總監米歇爾（Kristan Mitchell）在回收行業工作了26年，她告訴端傳媒，一開始提倡居民回收的時候，回收物的種類只有幾樣，比如報紙、紙板、瓶子。「到如今，太多的包裝物都看似可以回收，普通人一廂情願將他們覺得可以再利用的垃圾丟進回收桶，卻給整個回收業都造成了麻煩，」米歇爾說。

以塑料製品為例，業界通用的塑料分類標誌與循環再造標誌幾乎一模一樣，由三個互相承接的箭頭組成一個三角形（不同的是，塑料標誌會在三角形內用數字給塑料材質編號）。這很容易讓消費者以為帶有三角形標誌的產品都可以回收再利用，雖然在美國，嚴格而言可回收的只有「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與「高密度聚乙烯」（HDPE）——三角形內的數字為「1」和「2」，譬如塑料瓶和鮮奶瓶。

其他編碼的塑料並非完全不可回收，只是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經濟投入，其中的雜質和無法回收的部分則須被填埋或焚燒，造成污染。一旦這些材料在倉庫裏聚集起來，回收站需要盡力尋找買家。過去幾十年來，這些麻煩大多被中國包辦。《塑料王國》的景象——回收作坊裏對塑料垃圾進行手工分揀的工人——便是中國用大量廉價勞力處理上游遺留下的污染。美國科學促進會期刊《科學進展》（Science Advances）2018年6月發布的一份研究顯示，在2010年至2016年之間，進口塑料垃圾給中國已有的塑料垃圾增加了10至13%。

「洋垃圾」禁令之後，辛格所在的遠西回收站，PET和HDPE等「高質量、易回收」的塑料垃圾仍能找到美國或加拿大境內的塑料回收市場，但是剩下的「混合塑料垃圾」，沒了中國，等待它的只有真空。

「最壞的情況，便是填埋。」辛格說。

應對

就地填埋回收物的做法，已經發生。

俄勒岡州西南部梅德福市（Medford）的羅格公司（Rogue Disposal and Recycling）是回收產業上的「貨運商」，連接普通居民與回收站。每週，公司的卡車挨家挨戶收集可回收垃圾桶裏的物料，再一路運到南邊加州的灣區、波特蘭或是西雅圖的固廢回收站（遠西便是羅格的買家之一），後者綜合回收物的市場價格和回收物的質量，或者付錢購買物料，或者收費處理物料。

「洋垃圾禁令」發出後，羅格這樣的貨運商受到來自下游產業的衝擊：遠西們決定減少接受回收物的數量、增加處理回收物的費用。

早在2017年10月，這份壓力便抵達羅格公司。雖說中國的限制廢物進口是2018年初開始，但從2017年5月開始，中國的買家就沒再申請到回收物的進口許可。羅格公司的社區事務經理勞拉（Laura Leebrick）告訴端傳媒，當時，波特蘭和加州的回收中心發來通知，提供給羅格的回收份額將降低一半。同時，每卡車回收物的收費也增加將近一倍。

從各處收集起來的物料很快便無處可去。「僅一個月，我們的倉庫和停車場就堆滿了900噸的固廢，」勞拉說，「又恰是雨季，堆在露天的回收物很快就被雨水毀壞了。」

公司的倉庫只能堆積一個月的材料。重壓之下，羅格迅速採取措施。先是向當地環保部門申請直接填埋無處處置的回收物料。羅格從2017年11月開始將部分回收物填埋，截止2018年7月，已經丟棄了近3400噸物料。

此外，羅格還限制從居民處收集的可回收物種類。在羅格負責的居民區，「混放」的回收桶從2018年3月開始只允許放置四類固廢：波狀紙板、透明或白色的牛奶類塑料容器、報紙（而非雜誌）以及沖洗乾淨的鐵鋁罐。

「司機都帶着相機，如果不達標他們就會留下照片存證且不會把那些垃圾取走，」勞拉說，而是留下警告性質的貼紙：「Opps」，下次回收物符合標準才會被取走。

把居民和商戶丟走的回收物按期取走，再運往回收站，羅格代表的只是回收產業線上極小的一環。站在羅格的角度，填埋可回收物可以減少損失，而要求居民改變回收習慣是因為「我們提供的物料越乾淨，我們的下游才越可能接手。」

修改回收物種類後，勞拉說，2018年3月，回收物裏有25%的不可回收垃圾，到了5月，已經降至17.8%。下游回收站為羅格重新打開了門，因為美國及加拿大的市場尚可以吸收這部分固廢。

羅格並非特例，俄勒岡州自2017年9月開始到2018年6月底，已經填埋了11490噸回收物。美國固廢業內媒體《Waste Dive》跟蹤全美50個州受到中國「洋垃圾」禁令的打擊程度，以西岸為主，包括俄勒岡在內的13個州都受到明顯影響。填埋回收物的做法在愛荷華、亞利桑那、新澤西、維吉尼亞等地都有發生。

居民們不僅被要求學習更好的回收習慣，他們繳納的垃圾回收税費也在上漲。波特蘭市居民的垃圾回收税率，便自2018年5月起平均每戶上升了2.55美金。在全美，提升市政垃圾税率的做法也已遍地可見。

中國並未「出局」

海關雖攔住「洋垃圾」，可中國製造業對廉價原材料的需求並未有降低——2017年，中國塑料製品行業累計產量7515.5萬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3.4%。為了尋找原材料，中國再生企業開始走出國門。

據「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劉華的觀察：「中國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利賓等已經成為『洋垃圾』產業鏈中的一環，『洋垃圾』在這裏經過加工處理，最後將再生材料作為生產原材料銷售給中國企業。」

不過，在伊利諾伊州的帕克（Parc）廢塑料處理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鉉穎（Kathy Xuan）看來，將「洋垃圾」運至東南亞國家，只是一種「過境」的權宜之計。她說，「如今很多中國企業在國內無法生存，扛着設備去東南亞生產」。這意味着把回收過程中污染最為嚴重的部分留在了這些國家。鉉穎打比方說，「如同你去鄰居家，收了一棵白菜，把白菜幫子給鄰居，卻把白菜心拿回了自己家。」

來自山東的鉉穎是廢塑料進口回收的「元老」，1996年就進入塑料再生行業。她創立的帕克公司，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和中國山東青島都設有工廠，每年出口至中國的塑料約5至10萬噸。在「洋垃圾」禁令發布之後，帕克公司的業務便無法繼續。2017年12月26日，鉉穎申請破產，公司在青島的工廠也已出售。

比起中國突然停擺的市場，東南亞的這幾個國家沒有消化這些「洋垃圾」的體量。2018年前4個月，美國出口商送至泰國的廢塑料便增長了將近29倍。這給泰國帶來極大壓力，2018年6月，泰國暫停了所有塑料垃圾進口，並且已經提議本國工業部儘快對這類進口發出禁止。其他暫時「接手」回收物的國家也在採取措施，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都已開始限制回收物的進口。

身處美國，鉉穎的應對方法是聯合各方投資——包括中國急需原材料的回收產業下游客戶、美國政府和塑料生產者提供的回收項目基金——在伊利諾伊州投資興建廢塑料回收深加工的工廠。半年內，她已經在伊利諾伊州找到200畝地，建起新的再生工廠。

美國已經有些時候沒有發展過回收行業了。在俄勒岡州，1980年代時製紙業還很發達，曾僱有超過1萬名工人，生活廢紙一直都是供應這些造紙廠的「都市森林」資源；但2010年以來，多家造紙廠都倒閉了。其中，俄勒岡市造紙廠在2011年關閉時，業主指責中國對廢紙的需求，抬高當地紙製品回收物的價格，使當地工廠無法與其競爭，導致造紙廠關閉；另一方面，這也與美國製造業的環保條例越來越嚴，勞力愈加昂貴有關。許多污染嚴重的工廠都搬去了其他國家。

鉉穎說：「二十多年前，我們國家需要這些固廢材料，哭着喊着去買回來，如今時過境遷，所有人都要應對。現在美國不是提倡製造業回歸嗎？既然可以在美國製造，那也可以在美國回收。」

不過目前看來，新工廠的深度加工之後的塑料粒，大部分還是會賣回中國。而且，緊鑼密鼓籌備着新工廠的鉉穎意識到，要想在美國回收塑料，還需要從中國聘請技工，「這裏沒有做過這種加工的人才。」

長遠看，若沒有儘快新闢解決的方法，到2030年，全球將會有1.11億噸的廢塑料因為中國的禁令，無法被回收而被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