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鍾曉陽：到了九七故事就完結了；我們會繼續尋找，這就是傳奇

鍾曉陽親切而安靜，對我的提問或看法，她總是微笑思考，像仔細品嚐一枚橄欖，然後慢慢吐出皮核。這種沉靜與她筆下的故事完全相反。

她本身已是一個傳奇：1960年代廣州出生，一歲來港；18歲青春之齡作《停車暫借問》刊載於台灣《聯合報》副刊，轟動一時；之後，便「一帆風順」了⋯⋯小說、散文、詩、填詞、電影，她是少數能遊刃各類文體的作家，新作回歸長篇小說，6月出版的《遺恨》（台北：新經典文化）是1996年《遺恨傳奇》的改寫版。

鍾曉陽，香港作家，少年出道，18歲作《停車暫借問》；之後有散文集《春在綠蕪中》、小說《流年》、《燃燒之後》、詩集《槁木死灰集》等。參與王家衞《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字幕創作、《鐵三角》(林嶺東部分)編劇；填詞作品《最愛》獲第23屆金馬奬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入圍。1996年出版長篇《遺恨傳奇》後擱筆，至2014年出版中篇《哀傷紀》。新作長篇《遺恨》2018年6月出版。

鍾氏的作品至少分為兩種敘事風格。一種淡逸飄遠，如早期的《愛妻》；另一種急管繁弦，如新作《遺恨》。前者頗符合她不多話的個性，後者節奏卻密集緊湊，急不及待地向讀者述說離奇的故事。《遺恨》自舊作《遺恨傳奇》刪去「傳奇」二字，但傳奇色彩仍然很強：情節曲折、愛恨糾纏。

為何鍾情「傳奇」？她回應：「所謂傳奇就是普通人與現實發生強烈撞擊。平時我們就會遇上許多意外，傳奇就是把它們濃縮在某一個特定時空發生，密度高了，讀者便覺得傳奇色彩濃厚⋯⋯傳奇也是一個人尋找某些事物的過程，就像希臘神話〈金羊毛〉那樣。」伊阿宋尋得金羊毛，卻未尋得幸福，反而背叛了妻子，招致報復，絕望中自刎。回讀《遺恨》，珠寶經營世家中，各具個性的人物各出奇招，都在打家族遺產的主意，也確實是一次「遠航尋寶」的歷程，結局亦同樣慘烈。

「所謂傳奇就是普通人與現實發生強烈撞擊⋯⋯也是一個人尋找某些事物的過程。」

世界是用來講故事的

「我的腦海先出現一個場景，人物、氣氛、情節都齊備了。然後故事本身會要求我寫下去。」和筆下的故事互相角力，是許多作家都有過的經驗，但鍾曉陽讓自己跟著故事走。「我只負責解決某些技術上的問題，例如說，我要處理情節上的邏輯，還有就是什麼時候讓讀者知道事情的進展。」在我看來，像《愛妻》這一類敘事性不強，節奏舒緩的作品，要描繪的是一種氣氛，一種印象；可是鍾曉陽說，她仍是故事先行——或許，整個世界對鍾曉陽來說，就是一個讓她「講故事」的場景。

既享受說書過程，某些地方就得賣關子，吊吊讀者的胃口；鍾曉陽坦言不希望故事情節提前「劇透」，因為只有她能決定什麼時候讓讀者知道事情發展。這樣的作家，註定與讀者的關係若即若離；新書發佈的講座上，她的讀者有說廣東話的、有說普通話的，有男也有女，許多手捧十多本著作，排隊等簽名；看得出，他們跟作者一起長大，由《停車暫借問》追隨至今。這些長年追捧者，像追讀故事一樣，期待著她的下一個拍案驚奇。事實上，鍾曉陽以香港作家的身分，廣受中港台三地讀者寵愛。想當年其成名作《停車暫借問》被指風格像極「祖師奶奶」張愛玲，彼時恰值張愛玲在台灣大紅，而鍾曉陽創作時年僅十八，也頗襯張愛玲「早慧才女」的形象。在「祖師奶奶」的加持下，又因她得力於古典詩詞，因此她的作品可以讓三地讀者跨過時代與文化的差異，沐浴於閨秀派的風姿。

寫作要留白

《遺恨》保留了舊作1997年《遺恨傳奇》的人物、結構和基本情節，每一章每一節都出人意料，角色行動激進：父親把女兒困在房間，補習老師得把落地玻璃砸碎救人；女友懷上他人的骨肉；怨婦在豪宅內向侄兒訴苦，那語氣像極了《金鎖記》的曹七巧。各種吵鬧與爭執的背後，人物的心理變化卻是跳接的。中間缺少了的環，正是作者刻意留下的空間：「人總是想要答案，想知道為什麼；但事實是，即使當事人說出原因，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理由。」

這種寫作手法對讀者有要求，要求讀者與作者建立長遠的關係，雙方都知道何時介入何時抽離，何時交代何時沉默。聽到我這樣說，鍾曉陽的笑容像聽到一個學生猜到了答案，點頭嘉許：「你說得很對」——就像對讀者一樣，她不否定我的這些問題觀點，而是微笑著，將之懸掛在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半空：「寫作者要像畫家一樣，在適當地方留白。別人如何理解都可以，也沒有對錯可言。」創作於鍾曉陽，像作家與讀者之間捉迷藏；這個遊戲永遠玩不完。

這種「留白」的手法不但呈現在情節中，也呈現在人物塑造中。初讀鍾曉陽，便發現她的男主角是矛盾的：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超脫，另一方面又渴望肉慾的滿足。就像〈愛妻〉的白華荃所言：「骨子裡都是賤。」如何解釋這種搖擺不定、優柔寡斷？我坦白跟鍾曉陽說覺得她筆下的男角們有點胡蘭成的影子，看似多情，卻最無情，傷透自己身邊的人。鍾曉陽說她沒想過。「這是人性吧。人性永遠都是不可預計的，你以為一個人很可靠，他一樣會變。我們習慣假設太多結果，但其實即使是相識多年的朋友，有時對方也會做出一些難以估計的事情。」這是樂觀，還是虛無﹖對於這兩個選項：她選擇不去選擇：「兩樣都是吧。我只是一個觀察者。」

九七後的「香港」，就只是家事了

觀察者所觀察的，還包括香港這座城市。在鍾曉陽筆下，香港有豪華但藏污納垢的半山大宅；灰黑暗紅的深水埗唐樓陣；桃源景色的大嶼山。在這些場景中，商家爾虞我詐，家人互相防範，甚至有綁架、謀殺等奇事。恩怨情仇的背景，是城市的變動：戰亂、暴動、保釣、經濟起飛、股災等，到了九七故事就完結了。而在時代的變化中，于強與于一平兩父子，也可看成為一個城市從理想走向消極的過程——這次我又猜對了：「于強代表某種理想，于一平較為感情主導，父子追求的確實不一樣，但我也不想把他們看成某些理念的化身。」

九七後的香港，或許是一點一滴的轉變；但九七後對鍾曉陽來說，卻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九七後，家裡發生很多事，我的世界崩塌了。所謂九七後的回憶，對我來說就是家事。」「香港」和「家」是如此牽連一起，無法分開：「我每十年八年就搬一次屋，香港、九龍、新界都住過了。我的回憶就是由搬屋構成。每次搬屋都好像穿越這個城市一次，每次打開窗都有不同景色。無論香港好與壞，都是我其中一個家。」對於近年的社會變化，鍾曉陽也留意到了，出乎我的意料，她並不多愁善感：「大家都在尋找方向。我們很難說人生應該發生些什麼，不應該發生些什麼；尋找有時是永遠的狀態。我們不一定找到些什麼，但仍然會繼續尋找。這方面我永遠都是樂觀的。所有事情都是過程，過程會有陣痛。」

九七後對鍾曉陽來說，卻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和「家」是如此牽連一起，無法分開。「無論香港好與壞，都是我其中一個家。」

這也是鍾曉陽的寫作狀態；由親人患病至病逝的一段長時間，她停下筆來；如今重新寫作，是壓力還是療癒﹖「我覺得我現在較能享受寫作的過程，不會迫得自己太緊。寫《哀傷紀》寫得很趕，《遺恨》比較能細味過程，不會太大壓力。自己每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希望以後都能做到這樣⋯⋯以前寫作比較緊張，好像生活裡有一件事放不下；但現在呢，如果那天狀態不好，我就放下不寫。」「放下」的或「放不下」的，是作家看待創作的態度：「以前我投入了寫作就看不見外間的世界，現在寫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一日三餐，不會不吃，但也不會強迫自己。「寫作的過程當然有起伏，但整體來說是是享受的。我是慢的，要慢慢來。」鍾曉陽這個人固然是靜的，慢的，然而她的敘事的節奏是急迫的。我努力把眼前靜默的作家與作品裡滔滔不絕的敘述連結起來，惹來鍾曉陽慧黠一笑：「掌握節奏是好好玩，好有挑戰性，尤其是小說的開首，若調整不好，無法寫下去啊。」我想像鍾氏是皮影戲藝術家，一雙手在皮牛皮背後操控拉扯，還得騰出空檔來起音樂，打燈光。喧鬧中靜靜地熟練地操作，幕前觀眾嘆為觀止，幕後的她對自己莞爾。

少數沒有張愛玲焦慮症的作家

談到節奏，我不由自主想起一個老話題：鍾曉陽甫出道，便因其文風被喻後「張愛玲承繼者」；中大學者兼鍾氏粉絲黃念欣形容鍾曉陽是「少數沒有張愛玲焦慮症的作家」，因為她毫不諱言自己崇拜張愛玲。初看《遺恨》，頭幾章的對話語氣，也令我想起張氏得自中國傳統通俗小說的口吻。但原來鍾曉陽喜歡的是張愛玲後期的作品，例如《少帥》、《小團圓》，那種乾燥的文風、逐字斟酌的造句。「事實上她所有的東西都令我震驚，難以形容，每個寫法都有意思，她讓我接觸到一個獨特的世界，好像看到整個宇宙，神秘，廣濶，沒有盡頭。特別是《小團圓》，沒有一句話是無意義的，讀者要鑽進句子之間的罅隙去，簡直是愛麗絲夢遊仙境。例如《小團圓》的開頭，一個大考的清晨，那一段是個門口，讓讀者進入小說的世界—」鍾曉陽罕見地話多起來，「現在提起我都毛骨悚然﹗」 遊走於張氏的人性迷宮中，鍾曉陽獲得的並不是張氏的荒涼，而灰白頭髮下，文藝少女般的雀躍。

畢竟，寫作的人都懂得自得其樂。「寫作是讓人興奮的事，要用盡自己的技巧、經驗、經歷；那和真實生活是兩回事。」我自以為年紀也不輕，急著補充一句「生活最好是能簡單就簡單」。鍾曉陽索性自白：「生活的我是好糊塗的。」譬如說，到銀行搞雜務﹖我們一起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