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學勤的眼裡，「紅二代」這狼群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銀幕上，一群古稀老人輪番對著鏡頭訴說。他們有一口道地的京腔，但大半卻是張「外國人臉」。細聽內容更特別，他們講述著自己的父母輩當年是怎樣被毛澤東的革命理想所感召，離鄉背井來到中國投身於「建設新中國」的洪流。

這群白皮膚藍眼珠的「紅孩子」們在紅旗下長大，理所當然成了紅衛兵，但伴隨文革風暴愈演愈烈，他們的父母陸續被打成了「階級敵人」甚至蒙間諜之冤而入獄。瘋狂年代裡被折損的人生故事，不分種族與膚色。

這是「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上周在台北舉辦的一場名為「思沙龍」的講座。這個系列稱為「1968五十週年回顧」，最後一場邀來了中國思想界知名的自由主義學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講題「『68年人』與『紅二代』——怎麼理解？」從「紅二代」的角度切入文革歷史回顧。演講開始之前，先放映了由NHK製作的紀錄片《紅孩子》，又名「中國革命接班人」。

如果說「紅孩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顯得有些「不一般」，那麼作為朱學勤演講主角的「紅二代」自然更不尋常——他們既是「68年人」，卻又絕非平民子弟——他們的父輩是「打江山的一代」，而他們既是毛澤東曾用自己的精神所撫育起來的一代，更是今天實質掌握北京權力階層的一代。

源於插隊落戶時與一批幹部子弟非常近距離的接觸，朱學勤對「紅二代」這一空前絕後的、在人類學中意義極為特殊的群體有著獨特的觀察角度。他從紅二代十七、八歲開始觀察他們，一路觀察到這批人六十多歲登上權力頂峰，因而很清楚「他們的政治理念」與「特殊的行為風格」——但這一切，在朱學勤看來，恰恰是包括季辛吉在內的國際政治學大師們永遠都無法理解的。

「季辛吉可以準確描述普丁，但絕對描述不了我們北京的領導人，他不了解這一代人是怎麼成長的。」基於這種「無知」，朱學勤也有理由相信，季辛吉今時今日在中國問題上向特朗普提供咨詢意見時猶如盲人摸象，含金量有限。

朱學勤用五個貫穿紅二代五十年成長史的故事，娓娓道出了他所看到的這一獨特群體的前世今生。

1960年代是所謂「紅衛兵造反」的年代。

1966年夏天，北京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幅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當時全中國每個城市的中學生都捲入了關於這幅對聯的辯論。紅二代認為這對聯太正確了，而絕大多數出身不好的「非紅二代」則保持沉默、不敢抗爭。「敢於抗爭的是一個北京中學生遇羅克，他寫了文章（《出身論》）反駁對聯後面的「血統論」。但當局抓的不是寫對聯的紅二代，而是遇羅克。」

朱學勤認為，這幅對聯背後透露出的，正是1960年代紅二代們初登政治舞台時的政治抱負——「因為我爸我媽是英雄，所以我天然是好漢。」

紅二代的父輩們，是當年參加過戰爭奪權的共產黨高級將領，這令紅二代們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這個政權是我父母打下來的，那麼能繼承這個政權的，舍我其誰？」他們堅信：「我們就是革命的接班人、是權力的接班人。」

朱學勤進而指出，紅二代正是帶著這種「出身的胎記」登上了政治舞台——儘管當時他們年僅十六、七歲。「中國人講三歲看老，我覺得三歲未必看老，但十六、七歲基本可以看老了，他們到六、七十歲是什麼樣子已經可以看出來。」

1970年代，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推進，毛澤東與林彪發生衝突。紅二代裡也出現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偷偷摸摸搞的政變計劃綱領《「571工程」紀要》（571為武裝起義之諧音）被繳獲。」

《「571工程」紀要》分上下兩篇，上篇在理論上直接聲討清算毛澤東，稱他為千古暴君、「發動文革是絞肉機」等等。而後來黨中央否定文革的歷史決議中那句著名的「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也正出自林立果的「571紀要」。

「林彪是鄧小平的死對頭，而鄧在否定文革時，自己都忘記了他用的就是林立果的這句名言。」「571」的下篇則是對毛澤東種種暗殺的謀劃，且充滿軍事色彩。包括轟擊毛乘坐的專列、在毛返京途中埋定時炸彈在內的種種驚悚佈局令人歎為觀止。

在朱學勤看來，「571紀要」既有正面意義亦有負面影響。

「在1971年，我們這些平民、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對文革還只能私底下竊竊私語，但沒想到二號人物家裡出了這樣一個太子——元帥之子，居然敢掏出槍謀刺毛澤東，而且已進入了行動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佩服紅二代們。」

朱學勤認為，林立果的行動，有點像1944年青年貴族軍官謀刺希特勒卻未能成功的「720事件」。他本人造訪德國時，還專門前往當年青年軍官就義的地方獻了花。

「獻花的那一剎那我就在想，我們中國有這樣的人沒有？有過。可惜沒有走到這一步。」

但「571紀要」的負面意義是讓人們看到，紅二代到了20多歲、手裡有一定權力時，就敢於動用血腥手段改變現實、以暴制暴。「中國人說除暴安良。他們敢於除暴，但如果做成，中國會出現什麼局面？」朱學勤坦言他有點懷疑。「我覺得除暴者不一定安良，除暴往往是以暴易暴。」日本1930年代發生的「226兵變」就是相似例證。

到了1980年代初期，毛澤東去世後文革結束。「老幹部們也回來了。他們回來首先要清除文革當中上來的『三種人』(編案：指曾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然後要提拔新人培養『第三梯隊』。」

當時，清華大學出身的老資格「紅二代」陳楚三，他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之子，應中組部青年幹部局一位朋友的提議，寫了一份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材料。用朱學勤的話說：「因為老幹部都被軟禁在各種各樣的地下室裡，不知道地面上發生什麼事，所以需要有了解那段歷史的人把過程寫出來。」

陳楚三寫下了他記憶中1966年紅衛兵造反的經過，他指出，當年走上街頭大打出手的，並不是平民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而是紅二代——老幹部的孩子們欠下了血債，他們在光天化日下的北京，一個月裡就打死了1770多個人。陳楚三的這份萬字報告，後來被輾轉遞到了陳雲手裡。

但與此同時，陳雲也收到了另一封信。信中陳詞：文革的重點不該放在初期打死人的那一段紅色恐怖上，而應放在後期敢於與鄧小平站在一起、敢於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的這批人身上——這批人該提拔起來，而前面那段歷史就不要再提了。

「兩個紅二代寫的內容針鋒相對，一個說要懲治文革初期打死人的紅衛兵，另一個說這是共和國子弟，不要看前面要看後面。陳雲憑他非常敏銳的政治嗅覺迅速作出了判斷，他的判斷是斃了陳楚三的報告。」事實上，陳雲批示得非常嚴厲，說「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

陳楚三一生未得重用，他的回憶錄《人間重晚晴》去年在香港出版，而作為另一封信的作者之一，孔丹同樣曾出版回憶錄談及此事。兩位紅二代當事人，兩種不同版本的表述。如今回望，各執一詞裡是歷史的迥然切面。

但朱學勤認為，儘管陳雲曾說「看來看去，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可靠。他們不會挖我們的祖墳。」但紅二代後來在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上也產生了分化。

眾所周知，大陸有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朱學勤將第一次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形容為「高幹子弟和平民子弟『手握在一起』促成的事情」。「但到了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時，他們握在一起的手分開了。」

但他也指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紅二代裡，同樣有人反對當局的決絕。

是故多年之後，楊尚昆痛心疾首說了一句「我們自己的子弟出了三個叛徒」。而這「三位叛徒」之一，就是今年已在海南過世的陳毅之子陳小魯。朱學勤說：「他曾親口跟我說『我是三個人之一。』另外兩人亦為開國元勛的子女。」

朱學勤演講中最後一個故事的主角，是薄熙來。儘管這個故事最為世人熟知，但朱學勤指出，新聞界的解讀加上薄熙來本人的配合，「把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矮化為了互聯網時代的電子版金瓶梅故事。」

朱學勤素來認為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包藏禍心。

「他在國內找各種知名學者去重慶站台時，我都堅決拒絕。但當他鋃鐺入獄時，我卻想看看他的表演。」

他認為薄熙來可以選擇兩種面對法庭的方式，上策是效仿1933年被希特勒誣陷為「國會縱火案」主謀的季米特洛夫，當庭慷慨陳詞駁斥法官；下策則是師法四人幫靈魂人物張春橋的「以沉默應對法庭」。

「魯迅講過一句話『最高的輕蔑是沉默』，我認為薄熙來當不成季米特洛夫，至少可以當張春橋吧？結果他採取的是一個最讓人看不起的做法，他開始為自己鳴冤叫屈，把所有冤情歸於他的老婆。」

朱學勤說從那一刻，他開始徹底蔑視薄熙來。「我覺得你這麼兇狠，在重慶製造那麼多冤案，一個唱紅打黑出手這麼兇殘的人，上了法庭就這麼慫啊？到法庭上用羞辱自己妻子的辦法來乞求對方饒恕，丟人啊！」所以在他眼中，薄熙來這種人「有權的時候是豺狼，無權的時候是綿羊。」

朱學勤用這貫穿半個世紀的五個故事，為紅二代勾勒出了一幅怎樣的總體肖像呢？

他的演講結語舉重若輕，並無過多渲染。他說他的故事，講的是「狼群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數後來是犧牲了，或者說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幸運者能夠進入學術環境，以學理言路繼續思考六八年問題。也許我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朱學勤曾用這樣的文字去描述身為「六八年人」的複雜情感，那麼，對於那個時代，在批判與反思之外，他又是否有著源於個人記憶的情感安放呢？就如錢永祥所說，當朱學勤夫婦帶他在上海外灘遊覽、介紹被周圍那些地標所裹挾的個人經歷時，他記得朱學勤的臉上亮了起來。

也許，一世要為之反思掙扎的經歷，也誠然正是生命最初的驚心動魄。
延續這樣的視角，錢永祥在答問環節伊始就拋出了頗為犀利的提問。他指出，朱學勤稱季辛吉不可能了解紅二代，但朱「本身有紅色經歷，沒有紅色基因。」故而錢永祥一方面好奇朱學勤個人如何評價紅二代？另一方面也希望與他探討「非紅二代」力量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何種角色。

朱學勤答得坦然：「個人我同情他們。如果沒有插隊落戶，沒有一批幹部子弟和我在一個鍋裡攪勺子，我不會真正打開眼界和視野，以後我的成長經歷也離不開這些紅二代帶來的教育。」

當年的大陸，不只物質資源極不平等，精神成長所需要的養料也曾被不公地分配在極少數人家裡。只有相當高級別的幹部子弟，才能從父母家中拿出禁書帶到「集體戶」裡。而那些書則成為朱學勤的精神啟蒙，並讓他很難再融回市民生活。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和他們（紅二代）的交往，讓我極早脫離了世俗生活一面。」

但與此同時，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紅二代身上的狼性，看到他們對平民子弟的蔑視，並看著他們一步步走向權力舞台的核心。

在他看來，「紅二代」看「非紅二代」時，完全是用「少東家看職業經理人的眼光」。

朱學勤認為，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兩任任期，只是老少東家之間因為接班人暫時斷代而找有知識文化的人來「看家護院」。江與胡的歷史角色，在他看來是恪守職業道德的「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的職業倫理，上限是能為基業增值，下限則是至少不至於破產。「少東家覺得他們對不起我們，他們貪污、監守自盜……」所以當紅二代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清理職業經理人的帳目時，是「帶著強烈的體溫從事反貪運動。」

在聽眾答問環節中，許多提問者最關心的議題是「紅二代老去之後，中國何去何從？」以及「還會有紅三代的舞台嗎？」

朱學勤個人的看法是「形勢比人強」。

每一代的統治者自然都希望千秋萬代，但他的判斷則是：「紅二代想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紅三代不太可能。」因為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中國大陸社會也進入了市場化和全球化。有紅二代，但沒有紅三代，更沒有紅四代。你要相信他們的子弟再過一代、再過一代的時候…..他也不願意重複父輩祖輩的故事，他們會有新的選擇。」

故而朱學勤認為，紅二代會止於現世。一如他曾在文章中寫下：「我們這代人（六八年人）已經走到歷史盡頭……」

內心傷疤累累的這一代人，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紅二代，抑或無意間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子弟，都曾經歷過「一場灰質化裂變」，包括朱學勤在內的那一代的所有人，在貧瘠年代吞下的精神麵包都既有營養，又帶有毒素。

所以他也早就坦率地下筆自認：「我們與當時迫害我們的東西，有一種相反相成的內在生命聯繫。」

如果說「六八年人」的故事無論有過光芒與否，都註定令人黯然神傷，那麼至少保存記憶是重要的。朱學勤在答問環節接近尾聲時指出：「文革對中國人的根基造成的破壞，不是一代人能夠修復的，可能要三代人、四代人才能修復，目前遠遠沒有完成。」故而他不希望這個民族失去記憶。

「如果一個民族失憶的話，在世界舞台上就是行尸走肉，會被其他民族看不起。」而他恰恰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民族因為失憶而被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