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学勤的眼里，“红二代”这狼群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银幕上，一群古稀老人轮番对著镜头诉说。他们有一口道地的京腔，但大半却是张“外国人脸”。细听内容更特别，他们讲述著自己的父母辈当年是怎样被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所感召，离乡背井来到中国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洪流。

这群白皮肤蓝眼珠的“红孩子”们在红旗下长大，理所当然成了红卫兵，但伴随文革风暴愈演愈烈，他们的父母陆续被打成了“阶级敌人”甚至蒙间谍之冤而入狱。疯狂年代里被折损的人生故事，不分种族与肤色。

这是“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上周在台北举办的一场名为“思沙龙”的讲座。这个系列称为“1968五十周年回顾”，最后一场邀来了中国思想界知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讲题“‘68年人’与‘红二代’——怎么理解？”从“红二代”的角度切入文革历史回顾。演讲开始之前，先放映了由NHK制作的纪录片《红孩子》，又名“中国革命接班人”。

如果说“红孩子”在文革中的遭遇显得有些“不一般”，那么作为朱学勤演讲主角的“红二代”自然更不寻常——他们既是“68年人”，却又绝非平民子弟——他们的父辈是“打江山的一代”，而他们既是毛泽东曾用自己的精神所抚育起来的一代，更是今天实质掌握北京权力阶层的一代。

源于插队落户时与一批干部子弟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朱学勤对“红二代”这一空前绝后的、在人类学中意义极为特殊的群体有著独特的观察角度。他从红二代十七、八岁开始观察他们，一路观察到这批人六十多岁登上权力顶峰，因而很清楚“他们的政治理念”与“特殊的行为风格”——但这一切，在朱学勤看来，恰恰是包括季辛吉在内的国际政治学大师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季辛吉可以准确描述普丁，但绝对描述不了我们北京的领导人，他不了解这一代人是怎么成长的。”基于这种“无知”，朱学勤也有理由相信，季辛吉今时今日在中国问题上向特朗普提供咨询意见时犹如盲人摸象，含金量有限。

朱学勤用五个贯穿红二代五十年成长史的故事，娓娓道出了他所看到的这一独特群体的前世今生。

1960年代是所谓“红卫兵造反”的年代。

1966年夏天，北京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当时全中国每个城市的中学生都卷入了关于这幅对联的辩论。红二代认为这对联太正确了，而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非红二代”则保持沉默、不敢抗争。“敢于抗争的是一个北京中学生遇罗克，他写了文章（《出身论》）反驳对联后面的“血统论”。但当局抓的不是写对联的红二代，而是遇罗克。”

朱学勤认为，这幅对联背后透露出的，正是1960年代红二代们初登政治舞台时的政治抱负——“因为我爸我妈是英雄，所以我天然是好汉。”

红二代的父辈们，是当年参加过战争夺权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这令红二代们有著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这个政权是我父母打下来的，那么能继承这个政权的，舍我其谁？”他们坚信：“我们就是革命的接班人、是权力的接班人。”

朱学勤进而指出，红二代正是带著这种“出身的胎记”登上了政治舞台——尽管当时他们年仅十六、七岁。“中国人讲三岁看老，我觉得三岁未必看老，但十六、七岁基本可以看老了，他们到六、七十岁是什么样子已经可以看出来。”

1970年代，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推进，毛泽东与林彪发生冲突。红二代里也出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偷偷摸摸搞的政变计划纲领《“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之谐音）被缴获。”

《“571工程”纪要》分上下两篇，上篇在理论上直接声讨清算毛泽东，称他为千古暴君、“发动文革是绞肉机”等等。而后来党中央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中那句著名的“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正出自林立果的“571纪要”。

“林彪是邓小平的死对头，而邓在否定文革时，自己都忘记了他用的就是林立果的这句名言。”“571”的下篇则是对毛泽东种种暗杀的谋划，且充满军事色彩。包括轰击毛乘坐的专列、在毛返京途中埋定时炸弹在内的种种惊悚布局令人叹为观止。

在朱学勤看来，“571纪要”既有正面意义亦有负面影响。

“在1971年，我们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对文革还只能私底下窃窃私语，但没想到二号人物家里出了这样一个太子——元帅之子，居然敢掏出枪谋刺毛泽东，而且已进入了行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佩服红二代们。”

朱学勤认为，林立果的行动，有点像1944年青年贵族军官谋刺希特勒却未能成功的“720事件”。他本人造访德国时，还专门前往当年青年军官就义的地方献了花。

“献花的那一刹那我就在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人没有？有过。可惜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571纪要”的负面意义是让人们看到，红二代到了20多岁、手里有一定权力时，就敢于动用血腥手段改变现实、以暴制暴。“中国人说除暴安良。他们敢于除暴，但如果做成，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朱学勤坦言他有点怀疑。“我觉得除暴者不一定安良，除暴往往是以暴易暴。”日本1930年代发生的“226兵变”就是相似例证。

到了1980年代初期，毛泽东去世后文革结束。“老干部们也回来了。他们回来首先要清除文革当中上来的‘三种人’(编案：指曾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然后要提拔新人培养‘第三梯队’。”

当时，清华大学出身的老资格“红二代”陈楚三，他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之子，应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一位朋友的提议，写了一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材料。用朱学勤的话说：“因为老干部都被软禁在各种各样的地下室里，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什么事，所以需要有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把过程写出来。”

陈楚三写下了他记忆中1966年红卫兵造反的经过，他指出，当年走上街头大打出手的，并不是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而是红二代——老干部的孩子们欠下了血债，他们在光天化日下的北京，一个月里就打死了1770多个人。陈楚三的这份万字报告，后来被辗转递到了陈云手里。

但与此同时，陈云也收到了另一封信。信中陈词：文革的重点不该放在初期打死人的那一段红色恐怖上，而应放在后期敢于与邓小平站在一起、敢于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的这批人身上——这批人该提拔起来，而前面那段历史就不要再提了。

“两个红二代写的内容针锋相对，一个说要惩治文革初期打死人的红卫兵，另一个说这是共和国子弟，不要看前面要看后面。陈云凭他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作出了判断，他的判断是毙了陈楚三的报告。”事实上，陈云批示得非常严厉，说“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

陈楚三一生未得重用，他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去年在香港出版，而作为另一封信的作者之一，孔丹同样曾出版回忆录谈及此事。两位红二代当事人，两种不同版本的表述。如今回望，各执一词里是历史的迥然切面。

但朱学勤认为，尽管陈云曾说“看来看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可靠。他们不会挖我们的祖坟。”但红二代后来在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上也产生了分化。

众所周知，大陆有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朱学勤将第一次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形容为“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手握在一起’促成的事情”。“但到了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时，他们握在一起的手分开了。”

但他也指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红二代里，同样有人反对当局的决绝。

是故多年之后，杨尚昆痛心疾首说了一句“我们自己的子弟出了三个叛徒”。而这“三位叛徒”之一，就是今年已在海南过世的陈毅之子陈小鲁。朱学勤说：“他曾亲口跟我说‘我是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亦为开国元勋的子女。”

朱学勤演讲中最后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薄熙来。尽管这个故事最为世人熟知，但朱学勤指出，新闻界的解读加上薄熙来本人的配合，“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矮化为了互联网时代的电子版金瓶梅故事。”

朱学勤素来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包藏祸心。

“他在国内找各种知名学者去重庆站台时，我都坚决拒绝。但当他锒铛入狱时，我却想看看他的表演。”

他认为薄熙来可以选择两种面对法庭的方式，上策是效仿1933年被希特勒诬陷为“国会纵火案”主谋的季米特洛夫，当庭慷慨陈词驳斥法官；下策则是师法四人帮灵魂人物张春桥的“以沉默应对法庭”。

“鲁迅讲过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沉默’，我认为薄熙来当不成季米特洛夫，至少可以当张春桥吧？结果他采取的是一个最让人看不起的做法，他开始为自己鸣冤叫屈，把所有冤情归于他的老婆。”

朱学勤说从那一刻，他开始彻底蔑视薄熙来。“我觉得你这么凶狠，在重庆制造那么多冤案，一个唱红打黑出手这么凶残的人，上了法庭就这么怂啊？到法庭上用羞辱自己妻子的办法来乞求对方饶恕，丢人啊！”所以在他眼中，薄熙来这种人“有权的时候是豺狼，无权的时候是绵羊。”

朱学勤用这贯穿半个世纪的五个故事，为红二代勾勒出了一幅怎样的总体肖像呢？

他的演讲结语举重若轻，并无过多渲染。他说他的故事，讲的是“狼群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朱学勤曾用这样的文字去描述身为“六八年人”的复杂情感，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在批判与反思之外，他又是否有著源于个人记忆的情感安放呢？就如钱永祥所说，当朱学勤夫妇带他在上海外滩游览、介绍被周围那些地标所裹挟的个人经历时，他记得朱学勤的脸上亮了起来。

也许，一世要为之反思挣扎的经历，也诚然正是生命最初的惊心动魄。
延续这样的视角，钱永祥在答问环节伊始就抛出了颇为犀利的提问。他指出，朱学勤称季辛吉不可能了解红二代，但朱“本身有红色经历，没有红色基因。”故而钱永祥一方面好奇朱学勤个人如何评价红二代？另一方面也希望与他探讨“非红二代”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何种角色。

朱学勤答得坦然：“个人我同情他们。如果没有插队落户，没有一批干部子弟和我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我不会真正打开眼界和视野，以后我的成长经历也离不开这些红二代带来的教育。”

当年的大陆，不只物质资源极不平等，精神成长所需要的养料也曾被不公地分配在极少数人家里。只有相当高级别的干部子弟，才能从父母家中拿出禁书带到“集体户”里。而那些书则成为朱学勤的精神启蒙，并让他很难再融回市民生活。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和他们（红二代）的交往，让我极早脱离了世俗生活一面。”

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红二代身上的狼性，看到他们对平民子弟的蔑视，并看著他们一步步走向权力舞台的核心。

在他看来，“红二代”看“非红二代”时，完全是用“少东家看职业经理人的眼光”。

朱学勤认为，江泽民与胡锦涛的两任任期，只是老少东家之间因为接班人暂时断代而找有知识文化的人来“看家护院”。江与胡的历史角色，在他看来是恪守职业道德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伦理，上限是能为基业增值，下限则是至少不至于破产。“少东家觉得他们对不起我们，他们贪污、监守自盗……”所以当红二代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清理职业经理人的帐目时，是“带著强烈的体温从事反贪运动。”

在听众答问环节中，许多提问者最关心的议题是“红二代老去之后，中国何去何从？”以及“还会有红三代的舞台吗？”

朱学勤个人的看法是“形势比人强”。

每一代的统治者自然都希望千秋万代，但他的判断则是：“红二代想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红三代不太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大陆社会也进入了市场化和全球化。有红二代，但没有红三代，更没有红四代。你要相信他们的子弟再过一代、再过一代的时候…..他也不愿意重复父辈祖辈的故事，他们会有新的选择。”

故而朱学勤认为，红二代会止于现世。一如他曾在文章中写下：“我们这代人（六八年人）已经走到历史尽头……”

内心伤疤累累的这一代人，无论是官宦人家的红二代，抑或无意间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平民子弟，都曾经历过“一场灰质化裂变”，包括朱学勤在内的那一代的所有人，在贫瘠年代吞下的精神面包都既有营养，又带有毒素。

所以他也早就坦率地下笔自认：“我们与当时迫害我们的东西，有一种相反相成的内在生命联系。”

如果说“六八年人”的故事无论有过光芒与否，都注定令人黯然神伤，那么至少保存记忆是重要的。朱学勤在答问环节接近尾声时指出：“文革对中国人的根基造成的破坏，不是一代人能够修复的，可能要三代人、四代人才能修复，目前远远没有完成。”故而他不希望这个民族失去记忆。

“如果一个民族失忆的话，在世界舞台上就是行尸走肉，会被其他民族看不起。”而他恰恰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民族因为失忆而被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