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藝術節,在中國找到了多少位「局外」藝術家?

他們雖未接受過正式的藝術訓練,亦是藝術圈的邊緣人,但隨着曝光率越來越高,素人藝術家也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社會主流的價值、地位和金錢的網絡之中。
屋大瑋和蔡阿紅夫婦是「50後」,他們住在天津,退休之後不會玩微信、不會跳「廣場舞」,便宅在家裏做泥塑解悶。圖為屋大瑋、蔡阿紅和他們的女兒王一韋的合照。
大陸

屋大瑋和蔡阿紅夫婦是「50後」,他們住在天津,退休之後不會玩微信、不會跳「廣場舞」,便宅在家裏做泥塑解悶。家裏的小鸚鵡去世,倍感心痛,為懷念陪伴自己十幾年的小生靈,他們便從鸚鵡的形象為起點,捏出各種奇異的、長着鸚鵡臉的小怪獸,顏色各異,神情別緻,至今捏了幾千個。女兒拍照發到社交網絡上,沒想到吸引許多讚歎,這些小怪獸陸續被全國各地的藏家收藏或參加展覽......

屋大瑋蔡阿紅夫婦,以及接下來將一一提到,來自中國各地,原本藉藉無名的一群人,卻因為各自擁有的才華, 而獲得一個共同的稱謂:「素人藝術家」。

顧名思義。素人藝術家,是指那些沒有經過專業藝術訓練,卻具有天賦和創作才能的藝術家,在進入「藝壇」前,他們是業餘創作者,不以作品為生。

在歐洲,有自學成才的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他原是個從事税務工作的公務員,經年累月在盧浮宮觀展、臨摹,畫出不朽名作《沉睡的吉普賽人》等。在香港,有人稱「九龍皇帝」的曾灶財,他只受過兩年教育,長年在九龍街頭塗鴉、書寫家族史,作品曾在威尼斯雙年展展出,並進入大畫廊、大藏家等主流藝術體系的視野。

素人藝術在歐洲、北美雖屬小眾,卻已逐步建立成熟而完整的學術研究和市場體系,而在中國大陸卻鮮有人知曉。可中國人口眾多,該有多少默默無聞的亨利·盧梭或曾灶財呢?原先在藝術媒體工作的北京女孩劉亦嫄,嗅到了這一「寶藏」。2015年開始,她通過朋友圈子結交了一群散落在各地的素人藝術家,並將他們的作品集合在一起,籌建中國大陸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素人藝術展。

這個展覽名叫「素人藝術節」(Almost Art Project),2018年是展覽的第四年。

藝術圈裏的outsider

2018年6月29日,展覽的開幕當日,北京798藝術區東北角落裏的Tabula Rasa畫廊,沒有慣常的鮮花、香檳與名流,參觀、交談的多是圈內藏家、藝術愛好者和普通的遊客。

在素人藝術節的展廳裡,不以創作者來區分,而是將所有的作品打亂,甚至連創作者的名字都細小得難以發現,引導觀眾去關注每一幅作品本身的內容。只有和那些來到現場的藝術家本人聊過之後,才得知背後那些完完整整的故事:

出生於1947年的山東人邵炳鳳大半生都跟着在油田工作的丈夫走南闖北,從勝利油田到中原油田,再到蘭考油田,她作為油田家屬做過各式各樣的繁重工作。
出生於1947年的山東人邵炳鳳大半生都跟着在油田工作的丈夫走南闖北,從勝利油田到中原油田,再到蘭考油田,她作為油田家屬做過各式各樣的繁重工作。

—— 出生於1947年的山東人邵炳鳳大半生都跟着在油田工作的丈夫走南闖北,從勝利油田到中原油田,再到蘭考油田,她作為油田家屬做過各式各樣的繁重工作,洗泥漿泵、修路種樹、開託兒所……直到60歲退休之後,偶然在家拿起紙筆畫畫,仿着家庭老照片的樣子,依着自己的想像力,越畫越上癮,越畫越多。從事藝術工作的女兒看後震驚,託朋友將母親的畫作掛到網上,取了個頗有噱頭的名字叫「六旬老太PK張曉剛」,沒想到一傳十,十傳百,被法國一間畫廊看中,一下子買走了100多幅,後來還在北京的專業畫廊裏做了個人畫展。

60歲退休之後,邵炳鳳偶然在家拿起紙筆畫畫,仿着家庭老照片的樣子,依着自己的想像力,越畫越上癮,越畫越多。 圖為邵炳鳳作品。
60歲退休之後,邵炳鳳偶然在家拿起紙筆畫畫,仿着家庭老照片的樣子,依着自己的想像力,越畫越上癮,越畫越多。 圖為邵炳鳳作品。

—— 出生於1981年的汪化,原名季紅燕,老家在福建的山村。她初中沒念完就輟學了,之後輾轉各地打工謀生,2012年來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食堂工作,在食堂二樓給學生打飯,工作之餘在租住的地下室裏畫畫。她去宜家買來50米的紙卷和簽字筆,在上面一筆一筆畫下細密的線條,蔓延成各種形態的圖像。一位油畫系的教授發現了她的才華,接着她上了電視,被更多人知道。現在,作家許知遠邀請她到單向街書店做「駐店藝術家」,每天都在書店裏畫畫。

—— 在遼寧省撫順出生的馮藏予今年55歲,他曾在家鄉做農民,種玉米、水稻和麥子;後來到北京打工,賣過服裝和古玩舊物。2004年遭遇一場車禍,他在家養傷,開始自學水墨畫,拿着八大山人的畫臨摹。他發現「筆尖觸到紙的時候」,自己就「渾身舒暢」,「像做了按摩一樣」,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地畫了下去。2007年,他搬到北京的「畫家村」宋莊,過上簡樸而自在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畫畫,他的妻子還在家鄉等着他。

⋯⋯

藝術家馮藏予此時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他額頭黑亮,雙眼有神,穿着不起眼的T恤衫,斜挎着揹包,好奇地打量着駐足的觀眾,也問着記者對作品的看法。他說自己是一個「對什麼都沒有規矩」的人,之前沒上過什麼學,也不和美術院校出來的畫家比較,「各有各的玩法」。

因為經濟拮据,馮藏予創作用的材料大多來自撿拾的廢品。他對紙情有獨鍾,既收藏多年的老紙,也用廢紙磨成紙漿再重新創作。他把材料比作衣服,「買了一件新衣服卻不想穿,弄舊了,舒服了,有了舊的氣息,才穿。」

單純、直接的圖像充滿了他的畫面。他說自己從十幾歲時就對藝術「非常有感覺」,一畫畫就興奮,畫累了睡一覺,「趕緊起來再接着畫」。只因家庭條件有限,從未有機會進入高等藝術院校學習。但現在,他覺得這不是一件壞事,因為身處傳統的框架之外,「每天的新鮮感時時刻刻地觸碰着自己」。

一切都憑着感覺走,獨自摸索着,直到有一天,他覺得「這幾筆差不多了」,「畫裏的筆觸,貼在心裏了」,「拿出去不會給自己丟臉」。他叩過榮寶齋的大門,那是中國最有名的書畫交易商之一,卻被拒之門外。「人家連看都不看,」馮藏予回憶,「他們只經營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200多個藝術家的作品。」而默默無聞的他,被認定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局外人。

劉亦嫄在英國和瑞士學習藝術管理的時候,也曾感到整個班級裏只有自己是一個「Outsider」。
劉亦嫄在英國和瑞士學習藝術管理的時候,也曾感到整個班級裏只有自己是一個「Outsider」。

劉亦嫄在英國和瑞士學習藝術管理的時候,也曾感到整個班級裏只有自己是一個「Outsider」。很多外國同學有家族的藝術傳承,「家裏不是開畫廊,就是開博物館的。」「他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找課題的時候,她「怎麼找都找不過他們」。於是她「只能往outsider——他們相對比較忽視的領域裏面去找」。

學成回國,劉亦嫄做了五六年藝術媒體記者,認識了幾百個圈內人士,去世界各地看過展覽,卻遭遇了自己的職業中轉期。閒時翻看求學時的筆記和資料,她想起2009年在英國時,有個叫James Brett的策展人做了名為「The Museum of Everything」(萬物博物館)的素人藝術展,轟動異常,幾年後,這個策展人還在威尼斯雙年展上開闢過名為「Outsider Artist」(局外藝術家)的區域,也影響深遠。她便參照James Brett的經歷,開始在中國挖掘素人藝術家。

那時她逢人就問,朋友陸續給她推薦了十幾個人選。看到作品後,劉亦嫄「極其震驚」,「這些作品太好了,怎麼會沒有人給他們做展覽?」

偏愛的原始性

她眼裏的「好」,是指一種原始性的藝術表達。這與她過去看久了的逼真寫實的藝術作品大不一樣,「你知道很多職業藝術家,沒有照片做參照,是畫不出來的」。而她看到的素人作品,「不需要圖像的指示,也可以直接地在頭腦裏構思。」這是她心目中再寶貴不過的東西。

在和端傳媒記者的交流中,劉亦嫄頻繁引用了英國倫敦大學古典傳統史教授貢布里希(Sir E.H.Gombrich)的著作《偏愛的原始性》(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書中陳述,藝術愛好者往往更偏愛某種天真、純樸、笨拙甚至粗陋的畫作,因為其中「有高貴、力量、單純和真誠,這也是對庸俗、萎靡、墮落和浮華的抗爭」。

用劉亦嫄自己的話說,她喜歡的東西很「拙」,但「特別有趣味性」。素人藝術節上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她和團隊依據這樣的標準挑選出來的。而那些學院派的、匠氣很重的、缺少原創性作品,統統被她排除在外。

屋大瑋和蔡阿紅夫婦對端傳媒記者回憶,兩年前,劉亦嫄透過微信與他們的女兒取得聯繫,希望能到天津親眼看看他們的泥塑作品。「她一進門,就蹲在那個架子的右下角開始看,看了很長很長時間,」蔡阿紅指着家中陳列作品的白色書架說,當時劉亦嫄捧着一個泥捏的小怪獸問,「叔叔阿姨,我能拿走幫你們做展覽嗎?」後來,他們選了一些作品,女兒用塑料泡沫小心包裹好,裝進行李箱,從天津拖到了北京去。

屋大瑋和蔡阿紅都是普通的退休人員,從未想過自己的作品會受到大眾賞識。
屋大瑋和蔡阿紅都是普通的退休人員,從未想過自己的作品會受到大眾賞識。

屋大瑋和蔡阿紅都是普通的退休人員,從未想過自己的作品會受到大眾賞識。「只是源於對小動物的愛,」屋大瑋記得,他們的鸚鵡總有一種天真可愛的神情,有人靠近,它也會湊近,高興起勁地吵鬧,它甚至會模仿人的行為,躺在籠子裏睡覺。而鸚鵡去世之後,「用紙筆勾勒一個圖形,用泥捏一捏,弄一弄,總覺得它還活着。」

後來,他們捏了很多以鸚鵡為原型的小怪獸,樹鸚鵡、龍鸚鵡、白菜鸚鵡,山峰鸚鵡……屋大瑋說他把「鸚鵡神話了,圖騰了,」成了他想像中的「神鳥」。作品系列也越來越豐富,捏的滿意的,就放在書架上,不滿意的,就毀掉重來。有時捏得投入,老兩口連飯都顧不上吃。

他們捏了很多以鸚鵡為原型的小怪獸,樹鸚鵡、龍鸚鵡、白菜鸚鵡,山峰鸚鵡……屋大瑋說他把「鸚鵡神話了,圖騰了,」成了他想像中的「神鳥」。
他們捏了很多以鸚鵡為原型的小怪獸,樹鸚鵡、龍鸚鵡、白菜鸚鵡,山峰鸚鵡……屋大瑋說他把「鸚鵡神話了,圖騰了,」成了他想像中的「神鳥」。

汪化也是如此。劉亦嫄第一次去汪化租住的地下室拜訪她,發現房間還不足十平米,昏暗潮濕。「那時她的工資很低,只有八百、一千這樣,」之所以做低薪工作,是因為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時,能有大量時間來畫畫。「她就是忍不住,想畫畫。」

劉亦嫄評價這些素人藝術家「創作初衷與職業藝術家不太一樣」。素人很純粹,創作的緣由就是想要創作,「他們沒有哪天是不想創作的」。而「作品能不能賣,能不能養活自己,都不是困擾他們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受拘束,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創作上更加自由。

他者的浪漫想像

圖為焦金安作品。焦金安,1962年出生,河南人,年輕時曾在山西挖煤、在新疆摘棉花、在上海做養老院護工,63歲以後失業,回老家種地,開始畫畫,描繪一生的經歷。
圖為焦金安作品。焦金安,1962年出生,河南人,年輕時曾在山西挖煤、在新疆摘棉花、在上海做養老院護工,63歲以後失業,回老家種地,開始畫畫,描繪一生的經歷。

同樣,購買素人藝術作品的人,也不是「想要升值」,而是「真的喜歡」。

邵炳鳳對端傳媒記者回憶,當有法國藏家提出大量收藏她作品的時候,她十分不捨。女兒勸她,「人家是專業畫廊,收藏起來比起堆在家裏有意義得多,還能讓更多人看到,」她便放手出售。屋大瑋和蔡阿紅夫婦也是,賣出一個泥塑,心情「像嫁女兒一樣」,但「嫁了一個好人家,心裏也高興」。

既然要面對市場,定價的問題就無可迴避。有的素人藝術家完全拒絕出售,甚至連公開展覽都不願意;有的卻非常隨意,「拿走隨便賣多少錢都行,分我(錢)就行」;還有的憑一股「傲氣」,開出百萬天價。劉亦嫄和他們商討,「如果希望這個事是長期的」,「就不能再貴了」,因為只有價格低,喜歡的人才願意去支持,才有能力收藏作品。在素人藝術節上,她與藝術家按照行業慣例五五分成。

不少作品都讓職業藝術家、策展人和資深藏家買走。有學院派藝術家看了嘖嘖稱讚,「這東西我這輩子都畫不出來,」「有點像畢加索看兒童畫的感覺,是一輩子都回不到原初的狀態。」那些人也如此評價屋大瑋和蔡阿紅的作品,「我一輩子都無法捏得這麼神似,但是又沒有寫實的感覺。」

一些人是帶著獵奇、發現新大陸的心情來的。有些人生活優越,是藝術的慣常消費者,而在此之前,他們甚至不知道底層人民的存在。劉亦嫄在美國社會學者Gary Alan Fine所著的《日常天才:自學藝術與本真性文化》一書中,也讀到相似的情景,人們會在一開始浪漫化素人藝術家的創造和生平,藏家聽到這個人的故事,越是窮苦,越想要去買,而忽略了作品本身。

這成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發現素人藝術的是專業人士,消費素人藝術的是精英人士。

劉亦嫄因此遭到過批評,「說我就是站在他者的浪漫想像中……這些作品沒有那麼好,只是因為他們的故事夠好。」她坦陳。

素人藝術節連續舉辦四屆,有多少人是被作品感染而來,又有多少人是被創作者的戲劇性身世吸引而來呢?劉亦嫄向自己發問。

素人藝術節連續舉辦四屆,有多少人是被作品感染而來,又有多少人是被創作者的戲劇性身世吸引而來呢?劉亦嫄向自己發問。
素人藝術節連續舉辦四屆,有多少人是被作品感染而來,又有多少人是被創作者的戲劇性身世吸引而來呢?劉亦嫄向自己發問。

由此,她開始思索另一個問題:素人藝術家雖未接受正式藝術訓練,位於藝術圈邊緣,但隨着曝光率越來越高,他們也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社會主流的價值、地位和金錢的網絡之中。那麼,究竟什麼樣的作品可以稱為「藝術」,從而得到進場交易的資格?

「這個定義一定是藝術圈內的權力階層、話語階層給出的,」劉亦嫄承認這是藝術圈的現實。「譬如全世界最有名的當代藝術策展人小漢斯(Hans Ulrich Obrist),他說這個東西是藝術,那就是藝術。這是赤裸裸的現實。」而劉亦嫄自己作為中國素人藝術的發掘者,也不由自主地成了「何謂藝術」的定義者。她一方面有著「反權威」的叛逆和勇氣,一方面又無可奈何地成為素人藝術節上的「話語階層」。她感到有些矛盾,亦覺得這或許是今後繼續探索的方向。

目前能想到的應對之術是,不以藝術家為類別布展,而是完全打亂作品,讓觀眾將注意力集中在內容本身。若想要仔細了解創作者,可以與藝術家交談,或者瀏覽他們出版的畫冊,獲取更詳盡的信息。

她希望自己做一個「有良商人」,讓作品的價值透過交易的價值體現出來,而不是一個公益事業者。「有良」是指不為素人藝術家編造故事,炒作高價,但期許「大家在了解他們的故事同時,知道這些作品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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