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 X 黎明 X 袁嘉蔚：我的行動定義了我的身份

投身社運多年，23歲的袁嘉蔚近來突然被前所未有地注視，不是因為一次行動或一種政見，而是因為她伴侶的身份——她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的女朋友。今年8月，羅冠聰因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後，一度傳出袁嘉蔚可能出選立法會補選，媒體以「代夫出征」四個字報導她。「無論我做什麼，人們都會扣上羅冠聰這名字，而永遠也不會記得我的名字。」袁嘉蔚納悶。她自大學開始投入社運，貨櫃碼頭工潮、反新界東北發展、雨傘運動都投入過，後加入眾志擔任社區幹事，所參與的社會議題多種多樣，然而最後被認識的身份，卻只剩下「一個男人背後的女人」。

在香港生活多年，80後的黎明也經歷了相似的「一夜成名」。儘管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社會學講師，和自己的學生打成一片，參與各類香港公共議題的討論，而出現在輿論，屢屢只剩一個標籤：大陸人，或者豐富一點：覺醒的大陸人。不久前，中大民主牆因港獨海報而引發中港網絡罵戰，黎明嘗試撰文溝通兩邊，輔以上海、香港的親身經歷分享自己對愛國和身份認同的看法，但仍無法拿下她自己身上的標籤。面對紛爭撕裂，黎明困惑：我們真的可以跳出固定框框，撕下表面情緒，達到真正的理解嗎？

70後的蔡玉萍身在書齋，心卻總在公共議題第一線。作為社會學教授，她長期撰文筆伐，關注兩性平權、身份認同、年輕人參政空間等不同議題，身上還留著曾做過記者與NGO工作的熱切。雨傘運動時，她響應罷課，近年來也隨著香港政治氣候浮沉、民間離散而焦灼。和年輕人坐在一起，蔡玉萍總不斷自問：我做的真的可以改變什麼嗎？我如何能做更多？

70、80、90後的三位女性，身在香港，同樣選擇將自己的個人生命與社會公共環境共振，與大時代一起浮沉。是什麼樣的經歷，促成她們這樣的人生選擇？浮沉之中，有哪些困惑和失落？前行的動力在哪裏？又有哪些可以互相映照的省思？2017年10月底，端傳媒邀約袁嘉蔚、黎明、蔡玉萍三人在中大崇基書院的一個咖啡廳裏對談交流，從下午一直談到黃昏，儘管成長於不同年代，她們都有著相似的柔韌和自省。

端：端傳媒 黎：黎明 蔡：蔡玉萍 袁：袁嘉蔚

端：三位在不同城市出生和成長，目前都生活在香港，以不同方式關注公共議題，什麼經歷造就了今天的價值堅持和對公共領域的關注？

黎：我覺得不是單一的事件然後突然轉變的。我的爺爺是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接著國民黨的革命啦、共產黨的革命啦，建國，一直到改革開放他全都經歷過，他是一個真的相信共產主義的人，而且你在他身上是看到一種堅持。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家中有個親戚，（跟爺爺）說：「姑丈，你革命搞了這麼多年，到了今時今日，我們的生活都好過你啦，你個革命是不是白做啊？」他很平和地說了一句：「如果去到今日你的生活都還差過我，那我真是革命白做啦。」他和我們想像中的那種很投機主義的，信共產主義的人是很不同的。他這一套理念給我的父親繼承了，而父親亦將這一種比較單純的理念也傳遞給我了，我小時候都是有一種，我認為有一些東西是美好的我應該要去追求，而那樣東西之所以美好可能是因為它對很多人都有益處，會對大部分人帶來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在這個基礎上，我過來香港，讀社會學經歷了不同的東西，令我對共產黨、對於國家有許多反思，但那個最初的我相信有一些使命是值得去追求的，這個信念沒有變，只不過我發現可能可以走第二條路而已。

我小時候在工廠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但我沒想過要去改變，六四令我覺得原來在自己之外，除了找一個辦法去逃避不公義，其實可能自己可以是去參與、去改變。

蔡：我在中國大陸出生，七歲時來香港，其實我也是草根家庭，小時候要去工廠幫忙做事，我記得那時可能是12、13歲，那我常常都問：工人那麼辛苦車一件衣服，可能做一天12小時，是很少錢的，但你去到店舖，那件衣服真的賣很多錢。那時感受最深的是：如果我在工廠那裏，我永遠也沒有辦法有機會去買我車的衣服，我可能是車一千件衣服、一萬件衣服，但我不會有能力去買其中一件的。當時我雖然年紀小，但也看著工廠其他女工，我和自己說其實我是不是要去找另一條路。

我人生的轉捩點真的是六四。六四的時候我中五，對我是很震撼的，因為我一直在想的都是我如何靠自己……去超越我的遭遇，要讀好書、成績好，那我就可以走另一個人生軌跡，都是在想自己，很個人層面，但六四就令我覺得，啊，其實不是啊，未必是我個人的事，其實那種超越（命運）可能是一個群體的事。我小時候在工廠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但我沒想過要去改變，六四令我覺得原來在自己之外，除了找一個辦法去逃避不公義，其實可能自己可以是去參與、去改變。六四令我改變了……我要讀哪科，我一直在想我會唸商科，但是六四我就決定我要唸社會學系，找出社會變遷過程裏有甚麼不公義啊，以及我們怎樣去理解這些不公義。

袁：記得中學會看到六四的片段，不知中史和中文課來的，老師就會播出來，是一些很真實的片段，六四時我未出生，但我看著那些片段也真的覺得很恐怖，為什麼只是學生，或者就算不是學生，也只是一些普通平民，為什麼可以……這麼橫蠻、粗暴呢？但當時也是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對一個被家裏管教這麼嚴的我，去參與是很困難的，所以六四唯有逐個班房在寫平反六四，不知做什麼，回看好像很無聊，可能在老師眼中是一個很反叛、無聊的行為，但當時我是很想去尋找我如何去參與或進入這社會的渠道。

我小時候沒什麼留意時事，去到中學，那時候遇到一個很好的文學老師，文學的很多經典都是在反映當時的時弊，老師和我說其實很多文人都是當時搞革命的人，因為他們對身邊所有微小事物的觀察，才會造就他們寫到文章，這種觀察也令他更發覺身邊的不公義。那時就會很想參與，但家裏管教很嚴，我不是常常可以用電腦，那些遊行我全都是不知如何參與。直到我進入城市大學，我就上莊（搞社團），我很記得的就是在宣傳自己莊的時候，突然有個唸社工的同學說要默哀，因為南ㄚ島事故，我覺得好型啊！為什麼可以這樣帶領同學去做這件事？我就在想，其實我也可以啊。之後他們會搞遊行，比如元旦、七一遊行，或者碼頭工運等等，邀請我們去參與，原來我是有渠道去發聲的，即以前一直觀察的東西，一直覺得不對勁的東西我是可以參與的啊，我就是那時開始參加社會運動。一開始負責寫橫額，因為在他們眼中我的字可能比他們漂亮點，小時候媽媽常常罰我抄東西（笑）。後來發覺我不是只可以寫banner，我可以幫忙擺街站，說服同學參與社會運動，逐漸由校園抗爭去到外面的社會運動。

端：投身公共領域時，有沒有感受過什麼衝擊或恐懼？後來自己有了什麼轉變？

黎：我過來香港後才去參加六四集會的，突然發現我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會有這麼大反應，明明我不知道，但又會很負面的情緒，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那過程令我整個世界觀都扭轉了，我突然發現我說不清我是什麼人，我不可以說我是一個上海人，我也不覺得說自己是香港人大家會認同。然後……當你整理了很多思緒，你發現愛國主義這種情感也開始離你愈來愈遠，愛國主義帶來的那種身為中國人的情感、身份亦離你愈來愈遠，我突然處於一個真空狀態。但雨傘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它解決了我兩個問題：一是我是誰，還有一個就是我與世界的關係。你在整個運動當中你會覺得你投入很多，你去參與這樣那樣的事，你投入很多精力在裏面，然後你突然就問自己我在這幹什麼呢？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我覺得不是那個地方定義了我，而是我參與的去行動定義了我。當我找到自己是誰的時候，慢慢感受到自己和那一種生活的連結，即使我現在不生活在上海或內地，你都會感受到有一種聯結的，那種聯結是你希望那地方的人過一個更好的生活，因為你覺得他們值得擁有，而為了這件事你可做些自己所能及的，最微小的事都可以，你好像在世界中找到一個位置，在這位置裏你感受到自己和環境是有關係的，和其他人是有種微妙的關係。

不是那個地方定義了我，而是我參與的去行動定義了我。

蔡：雨傘對我的影響就是，我覺得我原來以前覺得可以在院校裏做好我的學術，教好我的書，就足夠，其實可能不足夠。我想政府這樣對待年輕人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因為我一直對香港政府其實，我一直教書時我都會說你可以批評這個政府，但你也要明白這政府與其他國家的政府比，其實是很有效率的，亦為香港社會做了很多事，那我們其實是需要一個政府的，我們都不想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生活，但雨傘後政局這樣急轉直下，特別是對年輕人，因為我真的覺得那些年輕人……其實他們的爭取真的完全不是為自己，那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成年人，即是如果我再覺得自己可以在院校裏，我覺得有點不負責任。

另一個轉捩點就是本土化興起，以及他們利用反移民去動員，我想這件事就真的挑到我條經，我明白本土派是對政府很失望的，我明白本土派對雨傘運動這麼辛苦這麼多投入，但沒爭取到政府任何的理解，我明白那種失望，但我不同意要動員，即要建構一個他者，一個移民，我也不同意是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不滿要投射在中國大陸來的人。所以其實我想是一來是反移民的情緒令我覺得我要寫文，第二我開始寫多點是因為我不可以忍受讓年輕人這樣去...... 他們其實是為了整個香港社會犧牲了。作為一個成年人，如果我再坐在位子上，真的不是很負責任，在我的崗位上，我可以做點事，但當然我，其實我覺得我也是做很少，因為寫幾篇文真的不是什麼，我也在想如何可以做多點，我現在一直做的事情都是很少。

袁：一開始我沒太大的反思或自覺有什麼問題，比如做一些示威或請願，你是一定會想得到媒體的關注，將我們的訴求讓公眾看見，所以（別人）就會說，你去吧，負責遞這個東西，因為你是女生，記者一定會拍你的。其實很有趣，每次有類似場合，記者都會影女仔，就會想究竟女孩子或女性參與政治時為什麼會有這種對待呢？未必是惡意的對待來，就是一些約定俗成，或潛規則。

後來再走得前點，再敢說話點，就會發現原來很多人都不注視我的言論或觀點，反而會注視了我的身體，或我的外貌，會進行不同的攻擊。雨傘運動的時候，在街上有途人就會說：女仔之家，你睡係條街度（你睡在街上），肯定是做雞的啦你，又或者甚至不是一些相反立場的，可能是一些所謂的黃絲，auntie就會話你擺街站就別穿短褲背心啦，你搏畀人非禮啊？返多啲衫啦！（你想給人非禮嗎？回去多穿點衣服！）我很不理解為什麼夏天不可以穿短褲和背心呢？為什麼我這樣就會被非禮呢，接著就會有種種對於自己身體或關於性別的迷思出現了，很想去找答案。

你應該注視回我說的話，你可以批評我的言論、立場，但你不應這樣對我的身體或我的人評頭品足。

這是我面對過的一些恐懼，會被別人罵被人攻擊，但後來我會嘗試去說我的想法，即告訴大家一些很私領域的東西不應這樣被公開討論，你應該注視回我說的話，你可以批評我的言論、立場，但你不應這樣對我的身體或我的人評頭品足。會開始學懂擁抱這些恐懼，我難堪，我怕，那面對這些難堪就是我不當它是一回事或我首先要說出來，我要告訴大家這做法是不對的，如果我學懂去擁抱這些字眼的話，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現在這階段，2017年，對於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去參與政治，尤其這幾個月特別深刻，就是因為羅冠聰坐牢，外界會有很多不同的揣測：議席沒有了，是否女朋友負責代夫出征？聽到這些字眼我就覺得很憤怒，為什麼，就算是選的話，為什麼不能是因為我有能力而去選呢，或者為什麼不能因為我是我，所以我走出來選呢？無論我做甚麼人們都會是扣上羅冠聰這名字，而永遠也不會記得我的名字。但當你知道我是羅冠聰女友那又如何？代不代表你認識我多了？又不是的啊。這件事我很想去找答案，雖然現在是還沒找到。

蔡：我想這裏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社會運動裏面，或者香港現在的處境就是我們常說建構一個共同體，因為可能大家都望著中國政權啦，所以就是覺得我們現在要去，即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系，一個團結的身份，才有辦法去和這個政權抗衡。我自己常對共同體這個概念有很大疑惑，因為建立共同體的時候，那是不是我們就不可以說在社會運動裏面的性別的問題呢？即好像剛才Tiffany（袁嘉蔚英文名）說的那些事，在社會運動裏你很明顯看見無論是運動的組織，或者媒體，他們對運動的表述，其實都是帶有很濃重的一個傳統性別偏見的。但我們很多時很難在一個社會運動裏，尤其當運動低潮的時候，去講這些事，因為人家會覺得你是否在分化，其實還不單是性別，我剛才也說就是移民那個問題。我最近常常在報紙裏聽到共同體這三個字，我自己覺得很矛盾的，因為我想社會動員本身是要建立一個身份，去動員，但我自己亦很擔憂，我們為了要建立一個表面的團結，其實我們是把內部的，在過程裏面的不公義壓下去了。

端：目前香港社運確實處於一個相對低潮的時期，有人放棄，有人犬儒，你們是如何回應的？

黎：愈來愈多聲音在說：我們要去做還是不去做一個行動呢？常常都是以有沒有用、有沒有效果去衡量的，常常在說去六四有什麼用啊，有沒有改變到啊，你出去遊行有什麼用啊，是不是社會上開始有種期待，一種行動必然要帶來即時性的效果才是有用？但我覺得其實行動的意義不是在於即時性的一個結果，如果我們寄望於一個即時又很大的轉變，其實會否是我們有點天真呢？

我未必有一個很大的信心是我這一輩子可以看見一個想看見的結果，但這不是承認失敗——既然我可以接受在我人生當中未必可以看見那個結果，而我同時又覺得那個結果是值得追求的時候，其實代表我應該將自己從那個追求一個即時成果的執著當中去解放出來。

其實我可以去做任何我覺得應該要去做的事，發揮我的想像力去做，而不是受困於做完後下一秒是不是看見結果來限制我自己的行動，即我反而覺得換一個角度看可能這是個解放。

蔡：我自己常常和自己說：如果我不再相信人會變，如果我不再相信世界會變，或者我不再相信社會會變，那我其實就不需要再做研究，或者我不需要做行動了，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要去對抗我自己心內的犬儒，我就是唯有告訴自己，其實人會變。

變革有時候真的很快，比如說性別，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裏女性都是被壓迫得無可再壓迫，你又要紮腳，又要忍受一夫多妻，又不可以唸書，又沒得參與公共領域，又會被人浸豬籠，但是原來……可能五千多年都沒變，但真的要變那一下是真的很快，是嘛？香港女性地位的改變是五十年代開始有家計會，接著比如七十年代開始有九年免費教育，其實你由五十年代到現在其實也是五十多年而已。當然如果你由中英聯合聲明開始爭取到現在，你覺得四十多年都沒變，你會很沮喪，但要來就來得很快的，所以這個信念不可以沒有了，和自己說，如果真的沒有了那我就什麼也不用做了，反正也不會有東西變化了是吧。其實每一個人都在變。即大陸人在變，在大陸成長的人在變，由大陸來香港的人在變，在香港的人也在變。

我覺得我們唯有擁抱這一個變，以及對變是一個可能，持續有信心，那我們才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端：在行動中去改變事與人，都牽涉與不同立場的人的對談和交流，但伴隨著大眾媒體的衰落、社交媒體上同溫層日益增厚，真正的對話和交流似乎越來越困難，大家似乎只是自說自話，你們怎麼看？

袁：我曾經選舉期間擺街站，我在派單張，有個姨姨在街市走出來，第一句就說：「你食屎片啦，後生仔！」但我當下沒有走，因為我突然，不知為什麼我感覺到她的情緒，不是只想罵我，她好像還有東西說，我就說不如你先拿來看看啦這樣，之後她下一句就是說：「為什麼你理我？我在罵你，你為什麼還理我？」然後我開始和她聊天，發覺原來她真的很恨我們這種年輕人，覺得我們搞亂社會啊，搞搞震。她說雨傘運動的時候她也是很不認同她兒子去參與，幾乎是想拿刀斬她兒子，想阻止他，但這個經歷對她來說是很沉重，也令她很傷，會生氣到要拿刀斬自己兒子。

那種耐性，那種願意進入人家的狀態其實是十分重要，其實拯救到很多東西。

我一路和她談，原本她是馬來人，她在以前國家投票被監控，一定要你投政府想你投的那票，如果不是就會有些不好的後果，這種恐懼令她將這種恐懼帶了來香港，然後就覺得千萬不要碰政治，這樣會影響家庭、人生啊。後來我說給她聽我們怎樣想，她也會說，你這份單張我會接，我也會來投票。她是一個很典型的我們會「貼標籤」做藍絲的人，但當下和她聊天的時候我是沒這樣標籤她，是透過去溝通、去進入她的情緒而理解她，其實最後我是可以和這位太太抱著來哭，那種大家也能進入大家的狀態令我到現在也很深刻的。

我會反思，比如剛提過可能曾被一些本土派的朋友攻擊，我當時很生氣，純粹想為自己辯護，但到現在我會想他們當時的情緒是原於什麼呢？是原於對運動的無力？還是他對某些決定的不滿？這種不滿其實是很真實的，我未必完全認同他們的理念，但我必須要去進入他們本身的狀態或情緒，去和他們理解或交談之後，其實我也解決了很多，有些甚至我現在可以和他們聊天，心平氣和地溝通。

我覺得要去做到對話，那種耐性，那種願意進入人家的狀態其實是十分重要，其實拯救到很多東西。

黎：我很深有體會，在社會運動當中那種情緒經常都是被邊緣化的。無論是哪個陣營也好，常常都會覺得情緒是不理性的東西，以及是一種很軟弱的表現，所以通常你不會正面去面對它，你會想要逃避它或將它marginalize令你覺得最好不用理這群人啦，即癡線的這樣。

比如這次我突然被關注了之後，其實很多人會過來我的facebook宣洩他的情緒，有些人他可能一上來就罵你左膠、世界女、返大陸，但當我和他說其實你可否多說一點啊，其實你在生什麼氣呢？他就打了好長一段，大意是你就說得輕鬆，什麼超越身份的限制，你明不明白我們香港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情緒。其實我是非常認同的，那種你覺得香港被踐踏的那種心情，說實話我在上海一樣經歷過，即在我眼中的上海，亦是我另一個家鄉，其實是在早香港十年已經經歷了一切現在我們看見的中港矛盾，只不過在上海時我們叫城鄉矛盾而已：你的語言被剝奪了，不讓你在學校說上海話，那種慢慢你的社會上已經沒有再用上海話拍的電視劇，我只是離開上海幾年已經人口翻倍了，由1300萬變成2600萬的時候，那種怨氣和你在地鐵上看到那種外省人發生那種衝突，和香港其實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要尋找一個香港人的身份，我覺得我完全是支持的，只不過是覺得，我們是否可以在一個地域之外，超越這個地域的限制去尋找我們另一個資源，去豐富我們對身份的認同而已。那人又真的接受，他會理解，雖然我們路線可能還是不同，這種對話其實很久沒發生過了。我很切身的一個體驗就是其實就算是一個你覺得他癡線的、很不理性的一個人，其實當你去正面回應他那個情緒的時候，你才可揭開他表面那層東西，看到他在想甚麼，而現在太多的對話是我們懶得去揭上面那層東西，我們看見上面那層東西，已經覺得很煩，不要搞我啦我已經很忙，很想迴避。

蔡：我們其實希望有一個社會是可以顧全、考慮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嘗試找一個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法處理，如果我們希望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呢，其實對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現在我們看似多了很多空間可以表達，但亦因為我們各自接收資訊的內容太不同了，所有我們對話的基礎其實小了。可以想像，我以前可能是和某個同學其實我們可能有很多東西不同的，但我們知道我們也是看同一間電視台、或看同一份報紙的，那至少我們有些很基本的，對事實的了解是會一樣一致嘛，或者是近點，但現在可能我對新移民的理解我是看政府統計，但很多人其實是看那些假新聞的，所以如果要坐在這裏對話，其實起點已很不同，其實對話很難，因為比如我現在和學生上課，我上課和學生說就發覺其實原來沒有學生看我看的報紙，我看New York Times 我看明報，我現在問同學，就沒一個同學是真的有個app是點擊如一份報紙的，他們就在facebook哪人家滾什麼他看什麼，那即是接著我現在說很多東西我以為自己知道的，接著在我facebook裏面大家都好像知道的事情，原來出了我的facebook，回去課室那裏，原來不知道的，於是對話怎樣開始呢？

那你可以想想，走出社會學系，去到其他學系，對話的基礎可能更弱，走出了大學，好像Tiffany這樣去街頭，那個對話的基礎又可能更弱，我們可以有對話的基礎的媒體或公共平台愈來愈少，因為公共平台是愈來愈切割的。

如果我們希望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呢，其實對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袁：我覺得對話也有不同種類，比如第一種就是不同派別間的對話，就像我們，我自己和本土派那種，現在你看到距離是再近了點，或大家能對話是因為大家面對同一困境，就是同一時間被同一政權打壓，但不知道可維持多久，下一個狀態可能又決裂，但起碼會想趁這段時間好好醞釀信任基礎，令對話可持續。二種我會覺得是不同界別間的對話，就像今天我們三個這樣談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近，這種對話是相對容易的，第三種是來自敵對派系的對話，就像建制派和我們，這種對話我覺得是最難做到，很多經驗告訴我們其實嘗試過對話但不會做到那種真誠、有效，當政府掌握很大權力時，整個權力關係根本就不平衡，那種的對話其實是很難發生的。

蔡：我同意權力是個很大的問題，但就算是敵對派系，我自己覺得也沒法不對話，雖然可能是敵對，但有些社會議題其實是要合作的，或比如說政府——除非我們真的覺得不需要政府啦，但我想我們大部分人都覺得需要政府的，所以其實和政府的對話也是不能避免，當然很難，或者你會知道（政府）有時其實耍你，但你是否放棄？有時候是有些人會覺得你很天真，比如我有篇文就希望政府可和年輕人重新對話的，那篇文有個學者就很反對的，他說，其實也沒平等的基礎，你也知他耍你，對什麼話？我知道是，這可能是事實，但我也看不到對話以外有第二條路，以及我想政府本身也非鐵板一塊的，即政府裏很多人的嘛，很多不同部門，而政府其實有政治任命啦也有公務員，站出來你肯定要有共同陣線，但裏面其實也有不同想法，我覺得這些是一些對話的契機來的。

端：這一刻大家覺得在公共生活裏最不能容忍的情況是什麼，會做什麼去改變它？眼下很多人都擔憂香港前景，甚至考慮離開，你們怎麼看？

袁：我想去旅行，真的很辛苦這段時間，想去休息下，但沒有真正離開的理由，也會回來的。我最怕的是香港人會變麻木，那種麻木是你會覺得所有事都是這樣的了，你對所有不公義再不會有感覺，這件事是令我最怕的，如果真的發生了就會很絕望。

我一直相信成功是由許多徒勞無功製造而成的。

有次在深水埗後巷我看見個婆婆清潔工，我想她做到很累的了，滿身汗，衣服濕透，她就這樣靠著休息，而她也蠻老的了，但她是好像沒抱怨，樣子也很自然，亦慣了的啦這樣，而其實我們常說要全民退保時，其實是想照顧一群辛勤工程了這麼久的長者，讓他們退休有保障，不用做到真的走不了再退休這樣，但很多人都已習慣啊我是這樣的了，就是很害怕這種情況會繼續發生，所以為甚麼要堅持示威、遊行，為什麼要堅持用這些方法提醒大家，這就是我們未來要繼續做的，或短暫日子裏你未必看到有實際的成果，但我一直相信成功是由許多徒勞無功製造而成的，這是我覺得能夠說服自己堅持的位置。

黎：我覺得我自己最不願看見的東西是香港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空間，變回和對岸一模一樣，即我自己覺得由2012年左右開始，其實這五年中國對意識形態的管制已收緊了，今年十九大，你看它所說的那些要點都很明顯對香港，他要全面掌控，那種意識形態的控制是已經去到一個有優先的位置，這個它會具體怎在香港實施呢，是它有個政策直接收緊你，還是有個這樣的理念而下面的人很自動自覺去將它產生出來？很難預見。

但我相信兩個層面都會繼續變差，尤其現在你看到身為立法會議員可在公眾地方說些威脅性說話時，即是這種是對整個社會的氣氛帶來一種恐嚇，亦是我相信會對某些在位的人帶來一些恐慌，他會去猜上面這樣是什麼意思呢，我其實是否要主動表達忠誠？這些就是慢慢會有些人主動將那種自我審查了，就是將那種自由度自己放棄。我自己作為前線的教育者，我要承擔的壓力也會增加。你不知道下面的學生會否接受不到然後去report（打報告），或你被他人知道這事接著他去report，即你總有一秒會有這樣的保留的，但我希望自己可做到的事就是盡量不去審查自己而已，即這個我覺得我是個前線的工作者呢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就是我希望自己有個意識，不要去審查自己。

蔡：我們都是看著天空的一塊烏雲，我們也很擔憂其實現在可能是天空很黑了，接著有些雨落下，但接下來我們不知雨會多大，但因為我們都看著那塊烏雲，所以那憂慮是在，而且像在壓下來，但如果實際經驗現在就是有些雨，但你說大學的空間是否收窄了呢？我自己暫時未感受到，我們大學的日常工作裏我未感受到，我不覺得我的自由少了，但我想現在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社會在烏雲下，就算它未落下，或最後未必落下，但你也怕它真的會下，和你怕它下時下的不是小雨，滂沱大雨，所以我覺得是那種心情，揮之不去，那是很沉重的。

端：最後希望問問大家，未來希望從哪方面著力？

袁：也沒什麼特別了，繼續努力，能撐多久就撐多久。

蔡：我覺得沒退路了，即我們剛才說那些對話，你真的沒法放棄對話的，或者我覺得剛才我們說的話，希望有改變，你沒法不相信這個希望，即人會變，社會會更好，不然真的很絕望。我們唯有在現在，或我自己唯有在現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去做，因為根本就沒有退或不做的選項。

黎：能力所及的事盡量做，即比如我還是在有人關注的情況下我就多說兩句，我可以寫文的我就寫，我分享我自己成長的經歷、轉變的經歷、在當中可以見到些啟發，我就覺得很開心啊。如果有人找我對話、或是要和我辯論啊，我都樂意和他們聊天的，這是我能力範圍能做的事，包括和我生活中可接觸到的、無論香港還是內地的學生去溝通，去多給他們一個機會彼此認識或理解大家的處境，這可能是我在我那特殊的背景或位置最可能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