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廢紙皮背後，香港老人的困境和中港回收產業鏈

67歲的黃月嫻每天都花上12小時，在上水一家商場裏撿紙皮，再獨力推着堆滿紙皮的手推車，走20分鐘的路，去賣給一家回收舖。過往三年多，她幾乎每天都這樣工作，年終無休，為了幫補自己的老年生計。退休前，她在公立醫院擔任病房助理員，屬於退休公務員，但退休金每月僅有三千元，她又缺乏兒女照料，紙皮成了她重要的收入來源。

賣一公斤紙皮給回收舖，黃月嫻能賺七毫。在香港，像黃月嫻一樣的拾荒老人無處不在。不過，很少拾荒者意識到，自己每天參與的，其實是一條隨時受政策影響的、複雜的中港回收產業鏈。

根據環保署2015年數據，香港該年回收廢紙89萬噸，其中95.6%都出口到中國大陸，賣給紙廠，進行回收再造。目前，香港沒有造紙廠。2017年7月，中國政府正式通知世界貿易組織年底起將開始不再接收24種「洋垃圾」，當中包括電子廢物、廢塑膠及未經妥善分揀的廢紙，俗稱「24味」。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因內地收緊進口廢紙批文，未能簽訂新出口訂單，憂慮廢紙積存，因而發起停收廢紙七日的行動，以此施壓，要求香港政府和北京交涉，爭取中央對香港特別對待。

回收商發起罷收行動後，紙皮的回收價從每公斤7毫一度跌至3毫。一時間，大量紙皮無人收拾，囤積各處，許多香港市民第一次意識到，香港自身並沒有回收和再造廢紙的能力，而最前線的拾荒者首當其衝，生計不保。

現在，儘管罷收行動已經結束，紙皮出口暫時恢復正常，但伴隨着中國「洋垃圾」政策的逐步收緊，長遠憂慮的，不僅有許多基層長者，還有香港本土的回收產業。

基層老人：沒有議價能力的「社區回收佬」

晚上十時，所有商店關門了，黃月嫻迎來最忙碌的時間。上水一家商場裏，萬寧店正在開箱，補充新貨品。黃月嫻則在店鋪外整理開箱後被丟棄的一堆紙皮。第二天清晨五六點，她又會早早趕來，推小車去賣紙皮，以防到了上班時間，食環署職員以阻街的理由，充公她前一晚收來的一車紙皮。

「執了一個月（紙皮）才被他充公，唔抵（不值得）啊！」黃月嫻大聲說。她身型矮小瘦弱，背脊瘦得可見骨頭，由於整天在戶外工作，渾身曬得黝黑。

她說，假如自己一天到晚手腳不停的話，一般能賺數十元至一百元。行外人甚少知道，即使是收紙皮，也有旺季淡季之分，黃月嫻經驗中，中秋節和端午節「生意最好」，因為賣月餅和粽子，家家餅店每天都拆出許多紙箱。今年剛剛過去的中秋節，街頭的紙皮多得她收不完，有好幾晚她索性不回家，做累了就睡在街頭。

黃月嫻住在上水的公共屋邨。她很早與丈夫離婚，獨力扶養兩個兒女，青年時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積蓄。退休後她不想領取綜援，「不想被人說自己懶」，但兒女幾乎沒有給她家用，搬走後很少和她聯絡。2015年，她因拖欠公屋租金被收回公屋，被迫在天橋底露宿一年，後來經社工協助，才重新申請公屋，並申請了政府2013年4月開始每月發放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

現在加上退休金，黃月嫻每月有5200港元的收入，但她還是很擔憂。每月除了要交接近一千元的公屋租金和安頓一日三餐之外，她還要花700-800元買成人紙尿布——上年紀後她開始出現失禁問題，她擔心假若自己不再拾荒，沒有收入，以後老年生活更沒有保障。

黃月嫻的選擇只是許多老人的一個縮影。根據2015年政府公布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社會福利政策介入後，香港貧窮人口仍高達97.1萬，其中竟包括30.8萬長者，而在長者人口中，貧窮率高達30.1%，意味着每三個長者，就有一人貧窮。香港至今沒有設立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假若不想申請政府設有入息審查的救濟金，許多老人只能憑積蓄過活。「關懷貧窮學校」事工主任鄧永謙向端傳媒介紹說，很多人以為拾荒者都是窮人，其實他認識的拾荒長者中有算得上「中產老人」的，其中一位老人有自己的物業，有一定積蓄，但她既不想動用視為「棺材本」的積蓄，又不想加重子女負擔，因此堅持撿紙皮來賺取日常生活所需。

相比廢塑料、玻璃等，紙皮是較為值錢的廢物，原因之一，是中國大陸紙廠的龐大需求。香港的廢紙，大多數由運輸公司或其他常常產生廢紙的公司自己統一進行回收，但也有部分由商店、個人所拋棄的紙皮，仍然留落在街頭、商場等不同地方。

紙皮大件、厚重，撿紙皮並不是輕鬆的工作。黃月嫻說一些商場會規定清潔工收拾好紙皮，交給商場進行回收，但由於太辛苦，也沒有額外收入，清潔工不願意做。另一方面，香港街頭有不少私人開設的回收舖，但他們不會自行外出回收，只會坐等市民送東西來賣。

「如果要僱一個人去撿紙皮，人工每月至少一萬，你想想，撿紙皮很難撿到一萬塊的，」長期關注環保議題的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表示，這樣一來，留落街頭的紙皮就大多依賴急需額外收入的老人來處理。

像黃月嫻一類的香港老人形成了「社區回收佬」，也是最前線的環保之友，但在整條產業鏈中，他們最沒有議價能力。「他們沒有bargaining power的，紙皮的進出口價格，是不斷浮動的，出口商總是保證自己有一定利潤，每公噸賺取至少250元，出口價跌了，他就向回收商壓價，回收商也是會保證自己利潤的，就向街邊回收舖壓價，最後承受的，就是社區回收佬。」朱漢強表示。

紙皮回收產業：一國一制還是一國兩制？

一塊紙皮的價格由什麼決定？

朱漢強表示，作為世界最大的造紙國，中國的紙張需求、紙廠變化和環保政策的變化，時刻影響着紙皮等廢紙的價格。根據美國廢料回收工業協會ISRI數據顯示，全球廢紙數量中，一半都有中國接收了。「許多國家的廢紙都是出口去中國，今次中國準備出台24味，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觀望。」

香港廢塑料協會副會長黃頴灝解釋說，另一個影響價格的因素則是紙張質量。在造紙廠，生產紙張很少用原漿木材，絕大多數都是由廢紙充當原材料，但循環使用次數越多的紙，再造功能就越差，也就越難「賣得起價」。

2005年最初投身回收產業時，黃頴灝做的正是廢紙生意。黃頴灝回憶，伴隨着改革開放，中國外貿出口加劇，對各種紙張的需求也急速上漲。最初中國直接從外國買來成品紙，後來，造紙廠大量出現。2000年左右，黃頴灝的哥哥首先去廣州做廢紙貿易，五年後，黃頴灝也北上，和哥哥一同創業。考慮到香港回收廢紙的行業已經飽和，兄弟二人選擇從歐美國家回收廢紙，再賣給廣州、東莞等地的造紙廠。

當時，中國對「洋垃圾」的定義非常寬鬆，為紓緩原料不足，中國一直從境外進口可作原材料的固體廢物，即使回收廢物中混雜垃圾亦來者不拒，外地廢物不需要批文就可進口，直至90年代才確立了廢料的出入口檢查，但之後，廢紙料仍然可以進口中國。

但到了2010年開始，與其他製造業相似，中國的造紙產業也出現產能過剩、污染嚴重的問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環保政策，大力度關閉「產能落後」的製造企業。到了2013年，內地進一步展開「綠籬行動」收緊廢物進口檢測標準，加強堵截所有可能污染環境的進口廢物，電子垃圾及塑膠廢料等均不可進口。中國海關嚴格執行廢物進口規定，所有塑膠必須經破碎工序後成為膠粒才可以進口，當時已經讓一向只將塑料瓶壓扁打扎出口的香港回收商無法運作，只有少數具碎膠設備的公司繼續經營。塑廢料回收率由2012年32.2%跌至2014年的11.8%。而到了近期，備受打擊的，則變成了廢紙行業。

「你未來會見到中國是出口廢料而非入口廢料。」黃頴灝表示，數年前他和哥哥已發現這一變化趨勢，不再從歐美販賣廢紙到中國，轉而將中國的廢鋼鐵出口至外國，「國內的廢鋼和新鋼材價錢跌得很厲害，很多人寧願買新鋼材也不買廢鋼廢五金。現時是國內的廢鋼價錢低，就想出口到國外。廢料由中國出口，沒有人會覺得可行，但現時真的是這樣在做。」

黃頴灝相信，未來這一趨勢仍會持續，包括香港等境外地區，會越來越難將自己地區的廢物入口中國。

不過，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主席羅耀荃並不擔心廢紙停收。他說香港一個月最多只會有8萬噸廢紙，中國國內有80多間大型造紙廠，「隨便一間中國廢紙廠都收10至20萬噸」。羅耀荃雖然批評這次出口商罷收行動影響全港，但他說正可趁此時機，要求中國不要把香港的廢料當成「洋垃圾」:「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屬於內銷市場，根本（應該）批文甚麼都不需要就直接送上去。」

大部分回收商都爭取香港政府與內地交涉，爭取香港的入口配額，而黃頴灝卻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香港應該管好自己的廢料，長遠而言要想辦法回收和消化本土的垃圾和廢料，不能每次內地收緊廢料進口管制，就要求香港政府出面與內地政府交涉。

「你不能無事就一國兩制，有事就（要求）一國一制。」黃頴灝說。

怎樣令香港的廢紙「更受歡迎」？

9月份罷收行動期間，當大部分回收商都嚮應呼籲停收廢紙時，黃頴灝卻反其道而行。9月17日時，他聯絡了義工向拾荒長者以每公斤6毫的價錢收廢紙，他表示相信廢紙有其價值，不應該運往堆填區。後來他將廢紙轉賣給一個行家，行家再轉手給出口商運返內地回收。

中國是香港的廢紙料的長期主要出口地，一來地理毗鄰，物流成本低，二來內地對廢紙料需求大、開價高。相較而言，東南亞造紙廠出的價格卻遠比內地的低，一般每噸廢料出價低200－300港元。黃頴灝認為，若未來中國停收境外廢紙，香港應進一步開拓東南亞市場。

不過，在朱漢強看來，考慮廢紙出口地之前，香港的回收界先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廢紙質量。

朱漢強指出，其中一大問題是回收業有用水淋濕廢紙料、以增加重量的惡習，不論是前線拾荒者、地區回收舖抑或出口商，都習慣了這麼做，從而賺取更大利潤。然而，淋濕的廢紙料悶在貨櫃內往往會發霉發臭，影響衛生，而廢紙料的纖維亦會因此被破壞，影響再造紙的質量。

「淋水的回收商就如同一顆老鼠屎般影響外界對香港回收業的印象。」朱漢強說，「香港的廢紙料變得不受歡迎，東南亞紙廠不願意收香港的廢紙料。即使有紙廠收，但香港的廢紙料還是會因質量問題而賣不到好價錢。以前內地紙廠需求大，到處收紙，你香港的紙有時質量差，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

朱漢強認為，儘管中國收緊廢料入口，但目前針對的僅僅是「未經妥善分揀的廢紙」，長遠來說，廢紙仍有市場價值，國際市場亦有需求，惟有香港回收業自強，做好源頭分類和乾淨回收，杜絕淋水的惡習，才能繼續發展。

「其實（廢品）分類得好的就是資源，而不是垃圾，」朱漢強進一步指出，基於環境公義，不論是香港或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輸出有害垃圾至其他國家，污染當地環境、危害人民健康，因此各國在輸出廢品前應該仔細分揀，不要混雜垃圾，這樣才能讓物料可繼續回收。

羅耀荃也同樣認為，要配合內地的政策分揀廢紙並不困難。他表示，現時紙皮和報紙、雜誌分類收集，若要配合新例，只需多放置一個鐵籠，要求清潔工人由源頭將報紙和雜誌分類便可應付內地分揀廢紙的要求。

除了廢紙質量之外，相較歐美廢紙，香港廢紙在價格方面也沒有特別優勢，為什麼？朱漢強指出，某程度上，香港將回收產業放諸自由市場來處理，但例如在北美，有例如垃圾徵費等生產者責任法規，令企業主動參與回收，但在香港，生產廢料的企業無需徵稅，反而回收商要付錢收紙皮，導致紙皮成本上升。

9月29日，香港環境局官員到訪中國環保部，得知2017年年底前中國大陸尚有數百萬公噸的進口許可證配額可吸納境外廢紙，積存香港的廢紙暫時能找到出路。然而，未來內地仍有可能減收、甚至停收香港的廢紙料。

引起一陣慌亂的罷收廢紙行動，僅僅維持了三天就結束，一切回歸平靜，前線拾荒者又繼續靠撿紙皮來討生活，黃月嫻短暫休息了數天之後，又開始了每天12小時彎腰工作的日子。她開始意識到，她所參與的回收產業鏈，隨時可受政策影響，但她也不能改變什麼，只能撿一天是一天——畢竟，她還是很不想申請被貼上「懶人」標籤的綜援金。

而關懷貧窮學校的鄧永謙則計畫，未來他們將積極統計香港拾荒者的人數，為處於產業鏈最下游的拾荒者爭取一個合理的回收價格，而長遠來說，他最希望香港政府能實施全民退保，「不論長者是否執紙皮，全民退保都是一個安全網，不論他是貧窮或是有積蓄，都可以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