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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政府空前放大教育「服務國家戰略」的屬性,推動頂尖高校大力擴招理工科生之時,傳統的文科名校正經歷「被時代拋下」的危機感。
「文科招生的比例,會從原來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3月6日,復旦大學校長金力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的一句話掀起風浪。
大減文科,另一面是大搞工科。復旦打出「一步到位」的口號,一改傳統「成熟一家做實一家」的審慎做法,一次性開設六個新工科創新學院,專攻集成電路、計算與智能、生物醫學工程、智能機器人與先進製造、智能材料與未來能源、電子信息與未來空間領域。
以「自由而無用」的校訓聞名、身為中國高校文科重鎮的復旦不惜以「大手術」式改革舍長就短,折射大陸高校學科布局改革的整體導向。復旦大學2023年-2024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顯示,復旦大學全日制本科生中,攻讀人文社科的學生佔比超過四成,而工科僅佔15%。按照未來本科招生數文、理、醫、新工科、交叉學科各佔20%的改革規劃,復旦文科招生將迎「腰斬」,全校齊裝滿員地推進新工科建設。
「我們一直有這樣的焦慮,」復旦黨委書記裘新在學校春季工作會議上說,「沒看準歷史大方向,會被時代的列車遠遠拋在後面,連聲招呼也不打;或者雖然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但沒及時趕上時代的列車,同樣會被歷史的車輪碾過。」
3月18日,面對爭議,金力再度接受採訪,稱文科是復旦的不可動搖的「老根」。但文科大調整格局不變:傳統文科專業縮招,而新增的「新文科」項目均聚焦文科和理工醫學科交叉,雙學士學位規模佔今年招生數的12.4%。
大陸頂尖高校迫切求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危機感何來?
預算總經費是壓在高校頭上的大山。2024年,復旦預算總經費182億,增長不到2%;而上海交大預算經費達281億,增長超6%。一個讓復旦焦灼的數據是,過去五年間,同是被坊間戲稱為「魔都雙子星」的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經費差距從不到30億人民幣,擴大到了近100億元。
不斷擴大的經費差背後,是中國高校新一輪資源競爭:誰抓住「新工科」,誰就能獲更多扶持。
和傳統工科相比,「新工科」聚焦AI、智能製造、機器人、雲計算等新興產業,其既是教育命題,也充滿政治色彩:2018年中國教育部首提新工科之際,正值中美貿易戰打響、美國推進對華技術封鎖之時,新工科正是為突破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而來。

文科經費少、工科經費多是常識。但在當前「分蛋糕」規則下,中國工科院校的經費大幅膨脹,給文理優勢大學帶去超常壓力。不獨復旦,其他頂尖高校例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近年同樣控制文科招生規模,同時大舉進入「新工科」領域,意圖重塑競爭優勢。
以南京大學為例:2022至2024年,南大新增新工科專業及方向累計擴招1730人;2025年繼續擴招,新增本科招生名額不低於100人,其新建的蘇州校區更是全方位圍繞「新工科」發展。一劑猛藥下,南大預算經費從2023年的97億一舉增長到2024年的121億人民幣,終於突破百億大關。
「輕文重理工」不僅是高校行為,也成了地方共識。據澎湃新聞梳理:今年,中國至少10個省份明確要發展理工農醫類等國家急需學科專業。如山西省省長提出理工農醫類專業佔比要達55%,內蒙古教育廳則定下2025年「理工農醫類本科專業和學生佔比過半」的發展目標。
另據中國首家高等教育管理數據與諮詢公司麥可思麥可思《中國-世界高等教育趨勢報告(2025)》的數據,中國近十年新增「智慧」「智能」專業1799個,超八成在近五年內新增;而設計學、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是專業裁撤重災區,分別撤銷了305個、266個、247個。

人民的大學,還是國家的大學?
在大陸知乎、微博及媒體門戶網站的評論區,不少人以「就業率拉垮」為文科減招叫好。也有批評者指,千禧年後高校擴招催生了大量文科「水專業」和「水學生」,尤其是不少中職、高職院校升格後,為加速擴招新設法學、經管等熱門文科專業。到2022年,文科畢業生規模比十年前增長了42%,佔畢業生總數的44%。
與英美不同,中國高校主要依賴財政撥款,發展呈「內循環」邏輯:學科目錄決定招生,有了專業點就建院系、招師資、擴招學生,各學院都想「做大做強」,發展幾乎不受市場等外循環的約束,也不斷加劇與社會脫節。「大學究竟是老師的大學,還是人民的大學?」復旦校長金力在《南方週末》採訪中的發問,正點中這一癥結。
不過,不遷就教師就能打破高校「內循環」,轉而真正響應社會需求嗎?「教育具有雙重屬性,一重屬性是服務國家戰略,另一重屬性是百姓民生需求。很顯然,官方現在更加重視教育的前一重屬性。」前媒體人元淦恭評論強調,此輪高校院系調整,根本還是響應國家需求,並非純粹的市場化邏輯。
曾被視為高等教育基石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正被新的價值訴求所取代。官方在「教育強國」規劃中頻頻要求「跳出教育看教育」,教育政治、戰略、民生三大屬性,「從國家利益的大政治上辦教育」「通過培養創新人才破解卡脖子技術難題」排序在先,「提升人民幸福感獲得感」位列在後。

「推進高校改革,充分發揮高等教育龍頭作用,更好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是大學當前最緊要的任務。」金力在中國兩會期間表態,稱將回應政府工作報告對深入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提出明確要求,並感「責任重大」。
元淦恭還注意到,2003到2023年,中國國務院分管教育的副總理或國務委員多半兼管衛生等民生事務;但從2023年起,改由分管宏觀經濟與科技的副總理統管教育,「足見教育和經濟、科技的更強綁定」。
回到文科本身:有用還是無用?
風波之下,中國人文社科學界對「文科減招」的反饋,更為分化複雜。
「重理工輕人文的思潮是短視的。」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胡偉撰文稱,馬斯克富豪干政和特朗普當選,都暗示人文精神的缺失;新科技革命大潮下,全球更易陷入工具理性過盛、價值理性不足的困境。
他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的問題並不在文科本身,而在於體制機制不完善:缺乏合格學者、大量追求論文數量的考核方式,導致學術垃圾氾濫。「這不是文科本身的問題,更不是文科沒有用,而是管理制度存在弊端。」
不同於胡偉捍衛文科「無用之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則撰文力稱文科「有用」。他強調,把製造業等同於高科技是一個巨大誤區,發展製造業不完全等同於發展高科技和理工科,從企業品牌營銷、商業模式、技術應用場景到隱私安全,文科都能為技術與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撐和增值。製造業的發展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發展,而後兩者正需要大量文科人才。
陸銘還擔憂,如果高校忽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可能不利於培養理工科學生的綜合素質。而政策制定者若普遍缺乏本科階段人文社科教育,可能難以堅守對民生優先發展方針的支持和共識,重蹈過去政府治理中「重基建、輕科教文衛」的覆轍。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周憶粟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則呼籲,文科縮招更應聚焦中底部普通高校:因文科專業辦學成本低、准入門檻低,這類高校依靠大辦文科吸納了大量生源。相反,頂尖學校仍有必要保留適當規模的文科專業,「精英型文科人才在AI時代仍具不可替代性」。
不過,對一名青年學者而言,在中國高校「非升即走」和量化評價氾濫之時,「沉潛十年」的要求更像一種苛求。講真話的代價陡增,求生計的焦慮迫近,結果卻是往往落腳「馬院」:從2012年到2021年,中國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從100餘家發展到1440餘家,成為文科式微之下唯一逆勢增長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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