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結束了
脆弱的船體在內部粉碎了舵
——中國詩人 孟浪
「現在看來，最後我完成了一部 Made In Hong Kong 的電影。」導演聞海和我從城大圖書館走去邵逸夫媒體創意中心的路上，風有些大，把一來一往的問答吹得零零散散。新作《凶年之畔》目前一切就緒，只待出發去歐洲與觀眾見面。
「去年3月做好了一個版本，128分鐘。」聞海在九個月之後，把電影加到了173分鐘。第二監製魏時煜笑着說他一定要挑戰觀眾的極限。聞海聽到這話，並不申辯，要先把電影給我們放一遍。 「電影其實可以分成五部分。」他結合自己不同的素材，把紀錄片分成了好幾部分，「它可以分別是：世界工廠，勞工NGO的處境，團結就是力量，抗爭，一個女工的微笑。」
《凶年之畔》
紀錄片：凶年之畔
導演：聞海
首映時間：2017年1月（荷蘭）
耗時六年的新作《凶年之畔》獲邀參加鹿特丹影展，這部電影以複調結構旁觀中國南方農民工維權事件，尤以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和深圳奇利田高爾夫用品公司維權事件為骨，帶出廣州海哥勞工服務部，深圳新公益勞工服務部，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深圳工維義工等NGO組織在這幾次事件中幫助工友普及勞工法，推廣維權常識的故事。
《凶年之畔》很早就開始籌備，最後的成品已經與初衷相距甚遠，聞海將幾年來的素材經過鋪陳，結集成多線索的紀錄片。影片畫面從沉浸在迷霧中的南方工廠開始，從鬱結的景觀慢慢推移到以深圳及番禺等地幾個勞工服務NGO為主的維權故事上。影片人物眾多，有海哥勞工服務部的創辦人陳輝海，工作人員彭家勇，鄧小明，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創辦人張治儒，工作人員林東，深圳工維義工創辦人簡輝，幫助他們的維權律師段毅等多達十數位人物。
波浪起伏，工人覺醒的過程
聞海和這些拍攝對象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關係，也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但紀錄片的主題卻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好的。
2008年，聞海帶着前作《我們》參加威尼斯影展歸來，希望換一種拍攝方式。《我們》聚焦中國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他們關心政治與社會，卻難以表達意見。聞海不想被限定在某一種題材之中，他前往中國南方考察，希望改變關注對象，以期創作上的變化。考察之後，本來想選出12個普通人，拍攝一部《黃金時代－有關中國的12張面孔》，通過拍攝真實人物，完成對當下中國的描寫，後來卻沒能完成。2010年至2014年，聞海輾轉雲南廣東，江蘇，安徽等地，不斷收集素材，慢慢產生了數百小時的內容。
「重點其實是工人們覺醒的過程，是他們的變化。」聞海想紀錄和反應的不是這些維權事件的起承轉合，「我塑造的還是人的狀態。」
2014年，他拍攝的這幾位工人運動家邀請他參加一次維權的慶功活動，在慶功活動上，工人們有說有笑有熱淚，似乎有什麼東西觸動了他。後來才知道，這是他跟拍的這些維權活動之中，唯一成功的一次。魏時煜建議他把這一點在電影裏點出來。
聞海把這一場慶功放在了紀錄片的中段。他認為《凶年之畔》的主體不是事件，儘管時不時放入艱辛維權的片段，實際並不是要為事件經過說書立傳，也不是要講NGO的生發破滅。「我們很多時候對農民工有刻板的印象，或者誤解。」聞海發現不少工友們一旦開始接觸知識，接觸法律，他們對於公平和人權的自覺也慢慢開始覺醒。
他重視工人運動者們向工友普及平權知識的過程，也很仔細地呈現不同拍攝對象的性格。陳輝海的謹慎，彭家勇的豪爽，林東的能說會道，皆有豐富的畫面，與這些人物的形象相連，工友們對維權的認識，對工人權益的了解也越發深入。聞海用他們起伏不定的遭遇，像波浪一樣推送着電影向前。聽說有人看過電影之後問，為什麼維權事件沒有另一方的觀點？「重點其實是工人們覺醒的過程，是他們的變化。」聞海想紀錄和反應的不是這些維權事件的起承轉合，「我塑造的還是人的狀態。」
來自香港的幫助
《我們》在內地被禁，聞海輾轉到香港生活。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邀請他駐校，研究中國獨立紀錄片與公民社會成長的關係，他將研究寫就為《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一書出版。同時，紀錄片的拍攝和製作他也停不下來。聞海手頭有監製曾金燕籌集的一些有限資金，他找到魏時煜，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她。魏時煜是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本身也是紀錄片導演，其作品《紅日風暴》《金門銀光夢》等皆廣受好評。
他尤其感嘆着香港的後期製作人們專業又敏銳的觀察力及行動力，不僅高效，而且優質。「所以我說這真的是一部香港製造的作品。」在他最難的時候，香港的幕後創作者加入了《凶年之畔》這部電影，讓他感激不已。
過去的三四年間，聞海一邊寫作，間或到廣深拍攝，一邊籌備後期製作。魏時煜為他提供了在城大剪輯及後期的機會，還為他穿針引線介紹了不少本片的其它幕後功臣。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的講師陳卓華和電影人施家為，都是香港人，曾參與過不少獨立電影的音效和音樂製作。聞海經魏時煜與他們認識，後來彼此合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
聞海約陳卓華見面，本以為會像在內地那樣，導演，後期和製作人一起喝酒吃飯聊天，長談。想不到香港的製作人們日程很密，他和陳卓華一共只碰了兩次面，每次都只喝了半小時咖啡。聞海擔心自己沒能完整表達自己的意圖，乾脆提筆寫信，把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想要的聲音效果往紙上寫。當陳卓華第一次給他一小段樣片的時候，聞海立刻放了心。陳卓華不僅完全理解了聞海的理念，還加入了自己的創意。
創意媒體學院的助理教授 Robert Jay Ellis-Geiger 博士為《凶年之畔》創作電影音樂，情形也相似。Robert 有很豐富的音樂創作及製作經驗，代表作有杜琪峯的《以和為貴》以及譚家明《父子》的電影配樂。他以為《凶年之畔》要突出中國元素，在第一版音樂裏面加入了揚琴的聲音。聞海卻並不需要中國元素，坦承《凶年之畔》表達的不僅僅是中國人。Robert 於是讓聞海在隔壁小休片刻，才過15分鐘，他就將音樂轉向了聞海滿意的風格。其中大量的氛圍音色和極簡風格，輔佐寫實的電影內容，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往我的作品在大銀幕上看起來可能有瑕疵。」聞海介紹說，「但《凶年之畔》還挺經得起視聽考驗。」 他尤其感嘆着香港的後期製作人們專業又敏銳的觀察力及行動力，不僅高效，而且優質。「所以我說這真的是一部香港製造的作品。」在他最難的時候，香港的幕後創作者加入了《凶年之畔》這部電影，讓他感激不已。「這是一個俠義之地。」
鹿特丹的觀眾
他對如今自己在香港的創作空間感到滿意，認為自己仍享有創作自由，接下來還想在城大再完成一部電影。2014年，聞海在香港參與成立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研究與寫作之外，更努力讓導演及作品多與觀眾見面。居住在香港的創作和研究經歷也讓他重新開始思考觀眾和紀錄片創作的關係。
他坦言不會為了觀眾改變自己的創作目的，但同時紀錄片也不再是一種單向的呈現，對話越來越多。「我們自己也是觀眾，希望表達出來的都是感同身受的內容。」
中國的紀錄片導演面對很特殊的創作環境，電影的「紀錄」功能尤為導演們看重。誰也不知道自己想拍的題材能否完成，完成後能有多少人看到。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把電影拍出來。電影問世後，除了在其它國家參加影展，然後就是在業內或同好之間放映，受眾有限，而電影本身往往承載極大容量，動輒數小時。聞海說自己過去在中國完成的作品不太考慮觀眾。
製作《凶年之畔》的過程中，聞海徬彿感到過去自己「看不見」的那些觀眾逐漸走到亮處，他坦言不會為了觀眾改變自己的創作目的，但同時紀錄片也不再是一種單向的呈現，對話越來越多。「我們自己也是觀眾，希望表達出來的都是感同身受的內容。」在鹿特丹影展放映之後，觀眾們十分熱烈地問起中國現在的勞工問題，將這部紀錄片當作了解中國的途徑之一。
怪獸伺伏，農村型態破產
關於這部電影，聞海想要分享的感受很多。他見證了「農村」型態的「破產」，更加了解農民工離開故土的心態，明白為什麼他們可以在無比惡劣的環境中工作。他去了很多工廠觀摩，也去過富士康，世界工廠的工人們非常疲乏，精神生活很乏善可陳。電影頭尾兩部分用了大量不動聲色的描寫，鏡頭掃盪着寬敞又壓抑的廠區，對四周圍的壓抑無動於衷。
那其中的氣氛好像是什麼怪獸埋伏其中，隨時奪框而出，要撲向觀眾。「你也察覺到了嗎？」聞海特意捕捉這些陰鬱的恐怖感，「所以那些鏡頭一定要航拍。」電影最後，他的攝影機遊走在絲綢廠的車間，從女工們面戴口罩的日常工作，拍到宿舍中閒暇時她們的笑臉，努力地想將她們青春的美麗與流逝都拍進去。
漫長的剪輯，也是影像創作者的梳理和反思過程。「當你看到工人演講能力很強的那一幕，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會說的。
「每天工作14個小時，感情生活很單調，但一換環境，工人的狀態就變了。」NGO舉辦活動，聞海領略到不少工人演說的能力很強，他們的語言生動，又帶着很強的邏輯性，「我當時可能對工人也有一些偏見。」
「中國知識份子對工農階層的偏見有歷史原因。」魏時煜說，「好像四十年代的作家路翎，他把工人的心理寫得比較複雜。因此受了批判，有人認為那種複雜性是作者強加進去的，工農階層思維原應非常簡單。」那一種複雜被戴上「小資產階級」罪名，旋即被很多人拋棄。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文語境中對工人的書寫，尤其中國的相關創作，製造出一種假想的工人形象。《凶年之畔》在單調的黑白色下面，努力地挖掘着別的方式，別的可能來敘述。
漫長的剪輯，也是影像創作者的梳理和反思過程。「當你看到工人演講能力很強的那一幕，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會說的。」幾年的拍攝之後，聞海慢慢想出了一些條理。「我們也在反思自己是否有偏見。重複勞動如果不能發揮人的潛質的時候，他們就會去追求精神上的滿足。」他們目睹工友們在體制內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價值，慢慢走了出來。NGO為他們提供的幫助和解說，增強了他們求公平的意識，也讓他們培養出更多特質，展示着「人」的可能性。
電影原本擬定過一個標題：《被壓制的森林》。「我後來想到，用孟浪長詩的標題來做片名。」聞海請孟浪為電影標題題字。這首1987年寫就的長詩如此結尾：
該結束了
脆弱的船體在內部粉碎了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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