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國》導演：可怕的是有人選擇讓受害者繼續受害

1月8日晚上10點，王久良發現他的紀錄片《塑料王國》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被「依法不予顯示搜索結果」了。這之前，他為這部影片做的「一席」演講也在存活4天後，被消失。

《塑料王國》拍攝了整整五年，聚焦中國進口廢塑料回收產業，剛剛獲得了第29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新晉單元評委會特別獎。在這個全球最大的紀錄片電影節上，它的放映會座無虛席。評委會這樣評價：「在兩個家庭的謀生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自己，而且可以清楚看到，我們對經濟生活方式的選擇，在他們令人心碎的境況中所留下的痕跡」。

「我希望看到作品被討論、事實被重視，我滿心歡喜地等待，結果，滿心歡喜地等來了被消失的結果，」1月17日傍晚，香港中文大學的講台上，王久良如此回應端傳媒記者。他背後那小小的、比不上任何一家電影院銀幕的投影幕，剛剛播放完28分鐘的《塑料王國》媒體版。

垃圾圍城：「羊吃垃圾，我吃羊，約等於我在吃垃圾」

過去8年多，王久良一直在注視一種被消失的物質：垃圾。

2008年到2011年，他用了三年時間，繞北京一個大圈——3萬公里，標註出了周圍密密麻麻500多座垃圾場，做出了《垃圾圍城》的攝影和紀錄片。2011年到2016年，王久良又將關注焦點從垃圾場轉移到了塑料廢品回收——尤其是從外國大量進口的塑料廢品在中國大陸的回收產業上，將回收場裏僱主和工人兩家人的故事拍成《塑料王國》。

「我產生的垃圾去了哪裏，而且這個問題甚至不是問題，它從來就沒有進入過我的腦海。」

無論是《垃圾圍城》還是《塑料王國》，作品上都沒有「documentary」（紀錄片）這樣的字眼，王久良選用的詞是「observations」，觀察，注目，凝視。

「其他導演可能以做非常優秀的電影為最終目標，但我最關注的還是議題化的東西，垃圾議題，環境議題，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我不但會關注人物的故事，我首先要解答心中的困惑。」

2008年秋天，王久良騎上了他的摩托車，每天早上五六點，聽著樓下「叮噹叮噹」垃圾裝車的鐵鍬聲動身，跟著垃圾車，去尋找那些在普通地圖上沒有任何標註的垃圾場填埋場、焚燒廠。

「有生第一次見到大規模的垃圾場，那個地方我一看，距離我家只有6公里，但我在北京5年，從來沒有關注過這個地方……5年來我從沒有問過，我產生的垃圾去了哪裏，而且這個問題甚至不是問題，它從來就沒有進入過我的腦海。」

此後將近兩年，王久良繞著北京城周邊跑了將近3萬公里，拍攝了超過500座規模比較大的垃圾場：有垃圾場足有15公頃大，「就像你們中文大學一樣大」；有垃圾場已經填滿，形成了人造垃圾山，外面鋪設了帶圖案設計的草皮，「特別像一個繡花枕頭，光鮮漂亮，內在是垃圾」；有垃圾場距離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居住區只有1.5公里，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惡臭引來周邊居民示威，政府給垃圾場蓋上綠色的厚塑料膜、壓上輪胎，仍無法根除，只好把垃圾場建到山谷中，周邊山頭遍布風吹來的塑料袋，「山花爛漫」；還有漂浮的垃圾場——一個超過20平方米的人工湖，水面完全被厚達1米的垃圾遮蓋，北方來向南漂，南風來向北漂，撥開垃圾，湖水墨黑，突突冒泡……

在「北京的菜籃子」大興區，王久良看見垃圾場旁邊就是覆蓋著塑料膜的蔬菜大棚，澆灌用水距離垃圾場的直線距離不到10米。在京郊一個藕塘，邊上就是沒有任何防護的垃圾場，垃圾的滲濾液，下雨下雪帶來的污水，直接流進藕塘裏面去。

他還看見垃圾場上有牧羊人在放羊。羊吃垃圾、吃腐食，而牧羊人說：「那不成哪兒去啊？野地都被高樓工廠佔了，羊生病就打針，不行了就快點殺掉，變成烤肉串兒了。」還有大量的養豬場，餵豬的泔水裏都是垃圾，甚至有易拉罐、煙頭、塑料……都在柴火上煮成一鍋濃稠。

蔬菜、蓮藕、羊肉、豬肉……最終，又都從這些城郊的「不存在」的地方，流入城內，走上人們的日常餐桌。「羊吃垃圾，我吃羊，約等於我在吃垃圾，」王久良說。

「蚍蜉撼樹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過程非常危險，你做了就有改變的可能，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就沒有可能。」

這一系列名為《垃圾圍城》的影像作品引起了強烈反響，在200多家中外媒體的報導下，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做了批示，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台文件，要投入100億人民幣，對北京周邊1000個垃圾場進行治理，並開始大力推行垃圾分類、垃圾回收。

王久良感到欣慰：這一次，藝術終於照進了現實。2012到2013年，他回訪那500多個垃圾場，發現其中80%都得到了有效的整治，「蚍蜉撼樹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過程非常危險，你做了就有改變的可能，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就沒有可能。」

但另一方面，他還是心有疑慮，「《垃圾圍城》之後，我又拿出6年時間，去看看垃圾是如何回收的，是否真的像想像中那麼美好。」

塑料王國：賣9美元就是「國際貿易」，不收錢就是「傾瀉」

這一次，王久良視線的起點是美國加州伯克利的一個生活廢物回收中心：

傳送帶邊上站著戴著手套的工人，每人負責從垃圾中挑揀出一樣東西，比如PE塑料、HDPE塑料，或者不同顏色的玻璃。被挑揀出來的各色塑料廢品，未經分類就壓成大方塊，裝進貨櫃，由遠洋貨輪運送到中國。最終迎接這些廢塑料的是一個不知名的村莊，男女老少，不加任何防護地坐在塑料廢品中，分類挑揀，小孩子用廢品堆裏撿來的塑料針筒裝了水，擠著喝，哺乳的母親在堆到屋頂那麼高的塑料垃圾堆裏，撩起衣襟餵孩子，在將廢塑料打碎成顆粒、煙塵朦朦的小作坊裏，外來工人無望地說著，身體不舒服也不敢就醫，拼了命就想為家人掙點錢……

而大洋彼岸，伯克利那個回收中心明亮的辦公室裏，負責人說，把塑料廢品送到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實在太好了」「能給出別人兩倍的價錢」而他所收到的輸出目的地的報告裏，從來沒有王久良鏡頭下的那些景象。

王久良說：「我在舊金山調研的時候，他們的經理跟我說，賣給中國一噸未經詳細分揀的塑料是9美元，9美元，連過叉車放在船上的費用都不夠，但如果以9美元賣掉，就是『國際貿易』，如果一分錢不收，就是『傾瀉』……美國超市上的商品被消費之後，垃圾到中國再生，新的商品再送到美國。」

「Plastic有很多意思，塑料，動詞有塑造的概念，還有衍生意義，類似整形手術，把什麼什麼變得更漂亮，但是假的，不是真實的。」

如果說《垃圾圍城》的創作透視的是城市化與垃圾的關係，王久良在《塑料王國》中，開始追溯改革開放3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的中國，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與垃圾危機狹路相逢。

「Plastic有很多意思，塑料，動詞有塑造的概念，還有衍生意義，類似整形手術，把什麼什麼變得更漂亮，但是假的，不是真實的。我用這個詞的意義表達我的看法，」王久良如是說。

據王久良了解，在中國大陸，有十幾個地方有這樣的進口塑料廢品回收產業，比較大規模的有四五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有數千家工廠，距離香港比較近的在廣東佛山的順德杏壇，被稱為「廢舊塑料回收的華爾街」，那裏的再生塑料顆粒價格，直接影響全球塑料原料價格，甚至影響石油價格。

從2012年5月底開機，到2014年9月結束，300多個小時的拍攝素材，王久良剪出了兩個版本的《塑料王國》，一個是在阿姆斯特丹得獎的82分鐘電影版，一個是不公開放映的28分鐘媒體版，後者更像是對這個產業的一個深度調查報導，導演說，兩個版本的素材重合度不到1分鐘。

「如果認為存在問題，我希望提出來，擺到桌面上來，大家一起看，一起討論，一起尋找解決方法」，28分鐘媒體版正因此而誕生，王久良說：「媒體版是講這個問題是什麼，電影版是講為什麼會這樣。我希望藉助媒體發聲，讓更多人知道這個事實，一起思考改變的方案。」

在媒體版中收錄，而電影版中沒有的一個畫面是，加州回收中心的經理看到王久良拍攝的中國塑料回收村裏的影像之後，那震驚而尷尬的神情。

受害的人沒有選擇，可怕的是有選擇的人選擇這樣

在香港中文大學播放完媒體版之後，有觀眾問他，因為這些紀錄片，地方政府整治取締了垃圾場、回收廠，不是讓很多底層人的飯碗被打破了嗎？作為紀錄片導演，王久良要怎麼面對自己的拍攝給當地人帶來的後果？

王久良回應的時候情緒激動起來：「我認可或尊重你任何通過誠實勞動獲得利益的權利，但我不同意你為了獲得自己的利益而對公共利益造成傷害，這是原則問題。所以面對廢舊塑料回收產業，我支持這個產業，我自己也會做回收，但我認可產業，不代表認可產業目前這種做法。其實環境友好地回收廢棄塑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先例的，我們最終的目標是這個。」

「廢舊塑料產業清掉了，打破了一些人的飯碗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影片裏那位老人家，她一分錢收入都沒有，每個月還要付出十五六塊去買水，她的利益誰去保護，那麼多的土地被污染，整條河流被污染，幾萬人口的水源都成問題，我們還要保障那兩千家工廠的利益嗎？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塑料廢品）為什麼到中國來？中國有茂盛的生產，有源頭的需求，其次呢，因為某些原因，整個法律管控相對低，你去美國建工廠排污水試試，誰敢？你去日本建工廠排廢氣試試，誰敢？」

「廢塑料回收的利潤是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裏的，那些受害的人（底層的分揀垃圾的人），他們是沒有選擇。更可怕的是，有選擇的人，選擇這樣做（讓受害者們繼續受害）。」

「人類的苦難在等待，等待受屈辱的人凱旋。」

這個山東大漢在為「大是大非」奮力敘述之後，又沉下嗓子去，「對不起，我有點激動，說了這麼多……」也許，沒有人比他更顧慮鏡頭下的人們。

改變是個難題。過去因為《垃圾圍城》而帶來的改變，只是解決了垃圾場的問題，而城市仍在擴張，「按下葫蘆起來瓢，新的問題是垃圾焚燒，近幾年在北京新增了7座垃圾焚燒廠，在全國範圍內，我負責任地說，有可能將近上千座，一個焚燒廠成本是幾億，」王久良說。

從2008年到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量減少了超過45%，但焚燒處理量增長了超過1233%。同期，霧霾污染逐漸成為北京的常態。

即便如此，《垃圾圍城》至少迫使政府下令整改，而《塑料王國》卻成了今天的中國網絡敏感詞。

王久良不願意正面回答的問題是：時隔5年，《塑料王國》還能像《垃圾圍城》那樣推動改變發生嗎？他願意保持希望：「你做的每一件事，它引起的變化，並不只發生在你眼前……」

1月8日，「塑料王國」被封殺那天的中午，王久良發了這樣一條微博：「人類的苦難在等待，等待受屈辱的人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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