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菲律賓反毒戰遺孀的平安夜

七子之母的Gina De Lemon清楚記得丈夫Ricardo被槍殺當晚的過程。當天傍晚，Ricardo如常駕駛吉普車，她坐在司機座旁，兩口子已經在回家的路上。車上僅餘的幾名乘客相繼下車後，Gina在倒視鏡留意到全車剩下一個頭戴黑色鴨嘴帽、身穿黑外套的男子。她未及細想，電光火石之間，黑衣男子已拿出配備了消音器的手槍，開始從後朝他倆開槍。子彈第一發不中，Ricardo試圖全速駕駛逃命，直至身中第二與第三槍。他用盡最後的力氣，把身旁的妻子推下車。槍手下車後迅速被一輛摩托車接走並駛離現場，遺下Ricardo在血泊中。當時他們的幼女Rica只有三個月大，Gina記得丈夫氣絕之前對她說：「不能是我倆（都死去）。」

當天是今年8月6日，杜特地正式宣誓成為總統一個月後不久。杜特地在六月初未正式就任時已曾公開說過，如果有市民碰上毒販，「殺掉他，我會給你一個勳章。（“Shoot him and I’ll give you a medal.”）」在杜特地治下，伴隨其鐵血市長傳奇的「達沃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模式已搬到首府馬尼拉每夜上演。在過去，馬尼拉並非免於罪案，但暗殺行動之盛，可算絕無僅有。

我在上月尾曾跟隨當地記者，於深夜至凌晨時份，去過兩個「行刑」現場。其時，反毒戰已經進入第五個月。在警察的封鎖線外，圍觀的市民有時耳語如常，大多靜默，唯一響徹的，是在場家屬瑟縮在一角的痛哭之聲。一具具猶暖的屍體經鑑證人員在現場取證、紀錄之後，都被裹進一式一樣的藍色塑膠袋，再在他們眼前抬上車，送去公眾殮房。一如他們的生命，無名無目，猝然消逝於那些鬧市霓虹未及照亮的貧民區街頭，或寮屋之簷下。

當地記者告訴我，他們已經連續數月每晚駕車走遍各市大街窄巷，追蹤警方的反毒行動。在整個馬尼拉都會區，每夜皆有人被殺。也許除了平安夜與聖誕。

法外處決文化蔓延

丈夫死去之後的兩個月間，Gina的思緒一片渾沌，家務做不了，甚麼也記不進去，最年長的幾個孩子只好暫時休學。Gina較小的三個小孩，始終還未懂得甚麼是死亡，「他們不時在想爸爸只是離家去了遠行。過了好一會他們彷彿才隱約明白，爸爸是不會再回來了。」被三姊抱在懷中的幼女Rica如今七個月大，眨著一雙圓滾滾、不諳世事的眼睛。

Gina知道，這城裡有著很多跟她一樣的女人，在因此承受著至親的死亡。有外媒喚她們作「杜特地反毒戰的遺孀們」。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整理警方紀錄，統計出自7月1日至12月29日期間，共有6214人死於「反毒戰」中，其中僅有約2100人為警方確定的疑似涉毒者，其餘四千人都死於「法外處決」，換言之，這四千人可能根本與毒品無關。「我丈夫不煙不酒，與毒品完全沾不上邊。」Gina反覆向我強調。

Gina一家八口棲居於馬尼拉三巴樂市（Sampaloc）貧民區一所兩層高的寮屋上層。整所寮屋由木板、鐵皮與尼龍膠袋搭建而成，蟑螂不時在夾縫中竄動；簡單的間隔，容讓兩至三個家庭分住，再共用廁所與水源。屋內唯一的聖誕「裝飾」，是年約十歲的三女Regina用顏色鉛筆手畫的一棟聖誕樹。Gina和丈夫皆在馬尼拉出生與成長，這座充滿貧富兩極視覺衝擊的城市，就是他們的世界。

Gina的「家」，目盡所見就只有一個勉強搭出來的上下格床、一排貯物膠櫃、一張殘舊的小沙發，一部舊電視，與一個小小的祭壇和聖母像。陋室如此，彷彿依舊容得下信望天主的虔誠。只是我不知道她心中的神，在平安夜此刻是否在場。

直至今天，每當Gina聽到煙火或炮仗聲響，心頭都會驚恐一震。事發那輛陰影餘繞的吉普車，當時是丈夫租來的，現在已另有人駕駛。至於亡夫留下最重要的資產，大概是那輛小小的三輪車。兩個月前，失去經濟支柱的Gina開始拾起亡夫生前兼職的故業，每日下午出門，開上這輛三輪車在街上載客，賺取二三百元披索的微薄收入，再在傍晚回家。

「以前我都留在家照顧孩子。現在開車好麻煩，有時跟車的小孩比乘客還要多。」記者在平安夜傍晚登門造訪，那是她剛剛回到家開始準備晚餐不久。「我們這裡沒有晚飯時間，誰餓了就誰先吃。」Gina說。說時，十五歲的長兄也坐在上架床上，為幼妹開熱水沖奶粉。

「如果我再見到他，我應該能認出來。」但Gina說，她在記憶裡翻箱倒櫃，依然怎樣也想不起槍手的容貌。每次嘗試回想，腦海都只是浮現亡夫的臉。

對於元兇誰屬，Gina心中有些微答案。去年初，Ricardo無故被幾個警員以涉及搶劫案為名扣留，期間更遭毆打，直至19天後才獲保釋。她刷著手機屏幕上的照片，向記者展示當天丈夫身上大大小小的瘀傷。事後丈夫告訴她，這一切也許源於他與一個現任職警隊的老朋友交惡有關，誣告他是出於報復。Gina相信她知道誰是幕後黑手，但人心到底才是更難以洞察的黑暗。

當時，剛誕下第六名女兒不久的Gina為丈夫的遭遇大感不平，堅持要替他洗脫罪名。她找到保安錄像，證實丈夫在該搶劫案發生期間根本不在現場。她於是在同年三月，拿著所有證據跑到位於奎松市的申訴專員公署立案，要求公署調查濫權拘捕及毆打她丈夫的九位警員。她也無法再放心讓丈夫獨自去出門工作，於是設法陪伴在側，有時帶同年幼嬰孩。

奔走一年後，在8月2日，她終於收到公署的回覆，確認當局會正式立案調查。四天後，她的丈夫被殺。她相信，當天槍手是衝著他們二人而來的，猶幸丈夫臨終之前竭力救了她。

「你相信這個司法制度會還你丈夫公義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她沒有真的回答。「我希望我能找到公道。」她緩緩地說，「但實際行動實在太難。那些有份傷害我丈夫的警員還在這一帶生活、工作。」

那九個警員曾一度被勒令休假數周以配合濫權調查，現在早已重返工作崗位，逍遙法外。很多人權組織認為，杜特地大義凜然的「反毒戰」，不只是對涉毒者的無情肅清、對程序公義與人權的踐踏，它所助燃的「法外處決」文化，也為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們提供一個上佳機會，去藉著「反毒」之名義濫權行惡、剷除異己。又有多少人像Ricardo一樣，無緣無故登上了行刑隊的死亡名單上？

「那你會害怕有天這些警員會回來再向你報復嗎？」我接著問。她沉默半晌，靜靜說道，「我擔憂子女的安全。但正因如此，如果我當初甚麼也不做，壞事必然會發生，可能我一周後便會死去。」Gina說，她知道那幾個警員偶爾都會從自己的警區跑到她鄰里附近流連巡視。她相信，他們現在不敢輕舉妄動，可能是考慮到媒體的注意。「在我能力尚及之時，我都不會放棄。」

Gina說，這次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會隨著她丈夫逝世而結束。她盤坐在狹小的地板上，一手抱著不住嬉笑的女嬰，一手在記者面前攤開有關她丈夫被扣留案的文件與證據，包括公署發給她的信函，她提交的保安錄像的截圖、丈夫被虐的照片。

看著她那一地的文件，我忽爾猜想，保護孩子不是她奔走不懈唯一的動力──這是一個喪夫的女子，在權力當前所能堅持保有的，最基本的尊嚴。她要公道，哪怕「公道」只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公道必定遲來。

上帝恰好閉目

同一個平安夜，在毗鄰馬尼拉的近郊小城比尼安（Binan）一條小村落，32歲的Kimberly Sailog獨自守在孻女Kristine的靈柩旁。小小的木屋底層本為客廳，此際成了臨時擺設的靈堂，親友不時進出，偶爾跟Kimberly低聲寒暄。靈柩光潔的白與鍍金的扶柄，被素色的鮮花、燭臺與暗紅色的布幕簇擁，莊嚴高雅，與一室由廢棄塑膠與木料補搭為壁的質樸感，形成鮮明對比。Kimberly腳下有兩隻黃色的小雞吱吱在叫，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中部與南部人的殮葬傳統，他們相信，將小雞放在靈柩上，會助枉死之人帶來公義。

12月22日晚上約九時，12歲的Kristine扯著母親、胞姊與胞兄去教堂，準備參與十時開始的黎明前深宵彌撒。在這個舉國同慶聖誕的亞洲天主教國度，深宵彌撒是一年一度的全國家庭活動，連續九天進行，直至平安夜結束。

Kimberly在社區當家務工，當時剛剛下班回家，本來想要推搪女兒留家休息。但女兒盛情難卻，她在後面看著三姐弟走在跟前，往教堂的路上去。

彌撒開始之際，Kimberly決定帶同Kristine在教堂外上廁所。突然，她聽到兩下槍聲，目睹跟前一個女子中槍，然後是女兒倒地。流彈射進女兒的胸膛，流血不止，一直喚著「媽媽」。

當時教堂的大門已經關上，猶如上帝恰好閉目。她呼救無援，等啊等，終於等到一個路過的三輪車司機載母女倆到醫院急救。但Kristine身受重傷，最終搶救無效，撒手塵寰。當日，碰巧也是Kristine胞兄的生辰。

警方後來說，槍手本來是針對一名37歲的夜更保安員，但流彈卻誤中Kristine及那位受傷的女途人。Kimberly說，那位保安員是最近才搬來社區的，此前，她從鄰里口中聽說過他好像在「名單」上。「警察來過，說會展開調查。如果他一早就去自首，也許就不會這樣了…」但她明白，那不等於公道。「我有在新聞聽到很多人被殺。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變』。這樣下去，社區永無安寧。」而誰又知道，那份「名單」上還有甚麼人。

Kimberly說，「Kristine明年就小學畢業了。她總是那樣活潑開朗，關愛家人…」她凝視著靈柩裡女兒的臉容，喃喃說著，「那可能會是發生在我身上」。她頓一頓，語氣充滿自責，「我情願如此，那樣會是更好…她這樣就離開，多麼浪費」。

「她的爸爸無法接受…所以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守在這裡，我要我們一家人，一起渡過這最後一次聖誕。」

生命如此消盡，這樣隨機，這樣亳無邏輯。不幸如此純粹。這大概就是，一切暴力的底蘊。

時代裡的頑石

我在離開Gina一家之前，向她問了我面對尚在喪女之痛的Kimberly不敢問的問題：除了這幾個濫權的警員，她是否覺得總統杜特地需要為丈夫的死負責？

「我不認識其他受害人。但我知道，很多人已經開始反對他的做法。」Gina說。她和丈夫當日投給了杜特地的主要對手、獨立參議員柏吾（Grace Poe）。然而歷史沒有如果。像他們夫婦倆的無數普通人，面對這時代之惡，只能奮力求存、惶恐渡日，或者不幸陪葬。

我記得到訪過的其中一個事發現場，有家屬事後輾轉告訴記者，他們連贖回亡父屍體的錢也付不起。人命如此貧賤，死去之後卻又欲取無從，我在心裡再次咀嚼，「尊嚴」究竟何物。

「反毒戰」根本不是一場「戰爭」──他們對自己將亡的命運，無從知曉、無從反抗，甚至來不及投降、自首，生命已經戛然而終。行刑隊在夜間出沒，如盜賊一樣匿藏在人群之中，偏偏卻是杜特地的狂言片語，彷彿為這場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冠上了堂而皇之的口號。

但杜特地畢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正如他身後者眾，同受歷史制約與造就。對很多貧苦大眾與新興中產階級來說，混亂與失效既是社會日常，人權則不過是「離地」空想。司法不彰、根深蒂固的免罪文化，都是這個「寧枉勿縱」的循環得以持續運轉的緣由。這是為甚麼仍有那麼多國人，對杜特地上台後的血腥反毒作風不置可否。甚至是向來與體制不咬弦的左派政客，都因為在杜特地新政下得到官職委任，而對反毒戰濫殺平民的事實噤聲。

然而菲律賓民眾也並非全都盲目響應。當地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於12月19日發布的民調顯示，雖然有88%受訪者認為杜特地上任後所住社區的毒品問題與治安得到改善，但數據同樣指出，有約七成的受訪者認為毒販該被「活捉」而非處決，且認為法外處決現象在杜特地治下有所加劇。甚至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非常擔心」自己死於政府的反毒行動。萬惡也許終有盡頭，我想起Kimberly那句話：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變。

很多人怕，於是沉默。但也有很多沉默的人，在默默支援著像Gina和Kimberly這些受害者。在Gina為丈夫被誣告而四出奔走時，是她社區的委員會給她提供保安錄像證據、協助草擬文件，成為她申請立案調查的後盾；在丈夫被殺當天，那位在槍手下手前已下車的乘客，聞訊後專程跑到社區委員會，詢問Gina夫婦的安危與下落，並提交匿名證供。還有在議會裡不懈詰問程序正當性的反對派議員、紮根於草根的教會、決心捍衛法治精神的律師群體，在逐點凝聚抗議的力量。

父親缺席的平安夜

「從前，每年聖誕，我們都會外出，帶著小孩，去市中心到處逛。我們會沿著馬尼拉灣的海濱長廊散步，或到公園散心，一家人在一起。」Gina這樣回憶。

她的三女Regina正在興高采烈地向媽媽展示她在鄰里傳福音籌到的零錢。這時，Gina佈滿細紋的黝黑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微笑，她在手機上翻出一張照片，那是Regina幾天前寫給父親的信，上面稚嫩的字體依稀用菲律賓語寫著：「爸爸，媽媽過得很苦，請你幫助她…沒有你，聖誕不快樂。」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往後的聖誕，再不會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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