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座金馬獎，從流亡導演到「香港人」應亮

透過電影，「落地」香港

2012年之前，應亮在中國大陸是非常活躍的電影人。他拍攝過14部短片，4部劇情長片，發起過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2011年，應亮受邀到香港演藝學院做為期一年的駐校藝術家。

但2012年，他以青年楊佳襲警致6人死亡的爭議案件作為題材，拍攝從楊佳母親視點出發的長片《我還有話要說》。但影片隨後遭到中國政府封殺，應亮彼時正任職香港演藝學院駐校藝術家，不僅本人被上海政府官員約談，家人也遭公安等多次「問候」。突如其來的變故導致他不能返回大陸，幸而得香港朋友救助，可以暫時繼續居留香港。

危急關頭，香港成了他唯一的選擇。而所幸，也有香港朋友願意冒風險去幫他，最終，他以香港演藝學院兼職講師的身份留下，拿到工作簽證，一直教書至今。

「香港是一座俠義的城市。」

《我還有話要說》

導演：應亮

上映：2012

2012南方影展

2012金馬影展

2012韓國全州影展

2012盧卡諾電影展 最佳導演獎、最佳女主角獎

但是，離開生活了35年的中國大陸，對一個導演來說，也是離開了最熟悉的敘事土壤。他不得不中斷了創作，直到2013年初，他決定拍一部講香港的短片。他覺得在港生活，融入是基本的尊重，而自己能夠「落地」的方式，就是電影。「我沒法到中國拍片子，而新的感情投射已經在另一座城市了。」應亮說。

這是《九月二十八日·晴》的雛形。

彼時，學者戴耀廷、陳健民和牧師朱耀明才剛剛開始醖釀「佔領中環」，希望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為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特首。「抗爭」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誰也沒能料想到之後的雨傘、鐵馬、衝撞和催淚彈。這時的應亮，也沒有選擇「佔領」或者「抗爭」作為直接主題，他從街邊的老人院和電影《桃姐》中受到啟發，打算將他的香港處女作獻給養老問題。

拍攝一座幾乎完全陌生的城市很不容易，應亮先花了將近3年的時間閲讀香港歷史，把香港70年代的小說，西西、也斯，「圖書館能找到的幾乎都看了」，又自己一個人探訪了港島和九龍的六七家老人院。但香港的政治風雲變化出人意料地迅疾，2014年秋天，雨傘運動爆發，只在資料中看過保衞天星碼頭、反高鐵等香港社運事件的應亮，第一次見證瞭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短片選題因此急轉向，《九月二十八日·晴》的片名也由此而來。

這部短片改編自香港作家陳慧的短篇小說《第十六分鐘》和《味道·金寶菜湯》，劇本在2015年8月完成，10月開機，3天就拍完了，加上後期的剪輯、調色，到2016年1月正式成片，2月在香港獨立電影節首次放映。

「電影也許是一劑『藥』：治癒城市，治癒別人和自己，也治癒敵人。」

一直牽動著應亮的養老問題，以隱形線索出現在新的短片中：參與雨傘運動的女兒，在9月28日回家之後，與即將搬進老人院的老父吃飯，二人在飯桌上爭執佔領的意義，哪知催淚彈落下的新聞傳來，女兒轉身上街，令許多觀眾猝不及防的，是老父最後温柔一句：「我會保釋你。」

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前5天，9月23日，應亮參與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的「罷課不罷學」義教活動，在金鐘的立法會示威區，向集會者講述電影作為行動的另一種可能。當晚的教學大綱中有一句：「電影也許是一劑『藥』：治癒城市，治癒別人和自己，也治癒敵人。」

《九月二十八日·晴》，也許首先就是治癒應亮自己的一劑「藥」。這部短片令他擺脱創作中斷的苦惱，在新的土壤「落地」。

用五年時間成為香港人

傘，是應亮對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2004年，雨傘還只是這個小島城市裏，一件日常的必備品，還沒有成為抗爭符號。應亮來參加影展，見到「傳說中的香港」，感到很高興，但卻發現中學時期看的那些「古惑仔」港片都是騙人的，「沒有那麼多古惑仔，哪有啊？！」讓他在12年後仍記憶猶新的，是香港人在冬日雨天，手上拿的黑色長傘，「很雅緻，很美好」。

那年他27歲，第一次聽說「七一大遊行」、「董建華下台」、單程證，對香港好感很多。7年後再來，他的好感仍然持續，覺得香港很有秩序，社會上的人都比較講道理，唯一缺點是物價太高，但「這不是重點」。

而到了2012年，應亮在香港不再是過客，而是常居民，高物價帶來了真切的現實壓力。他的孩子2013年出生在香港，他兼職教書，收入不多，太太也做一些兼職的藝術行政工作，兩人很努力才能維持正常生活。不過他對自己說，一個創作者的生活潦倒幾年，不是壞事。

「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港人了。」

來港5年，應亮搬過五次以上的家，從港島東的筲箕灣舊區到新界東鄉郊，最短一次只住了半年。今年年初，為了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他們搬到了新界東的村屋。

房子在山林包圍中，還有一塊田，在城市出生長大的應亮第一次開始學習有機耕種，雖然時間有限，也每天花一點時間，種出了粟米、尖椒、豆子、菜瓜，前幾天剛收成了薯仔和番薯，據說味道香甜。偶爾也有野豬經過，半夜吃光粟米，吃不完的菜瓜則由得它慢慢變老，拿來洗碗。香港的鄉郊，成了應亮的孩子最好的樂園。

「我家在香港，我住的地方、家庭都在香港。」應亮說，「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港人了。」他始終強調，儘管前幾年自己也在香港做了很多基礎功課，但是雨傘運動令他獲得力量。

他的臉書頭像至今仍是金鐘清場時的口號：「We will be back.」（我們會歸來）他說自己「支持香港年輕人一切形式的抗爭」。在這一點上，他比很多本地人走得更激進，他支持港獨主張，也支持暴力抗爭，因為覺得自己見過、經歷過不民主、不自由的國度，而香港不應該也變成那樣。

「我有時比本土還本土」

他的激進主張，常常令他的中國大陸朋友驚訝與不適。

中港足球大戰時，他毫不猶豫支持香港隊。他能聽懂粵語，但不太能講，平時與學生溝通，學生講粵語，應亮用普通話回答。但他卻說，希望香港人最好都聽不懂普通話。甚至，他覺得自己哪怕有一天在香港因身份被打也是「自找的」。

2014年，應亮在金鐘佔領區義教時，曾有一名中年聽眾在課堂中途走上前來，站在他身邊質問他，為何要用普通話在罷課的活動中教書。應亮的反應是，告訴那個人不想聽無所謂，「我是來幫忙的，香港幫我，我現在幫香港，就這樣。」那人聽畢，轉身離去。「沒事啊，我也不覺得這叫歧視，最多是他有意見。」應亮說。

類似的情況還有幾年前，他走在灣仔天橋上，見到有人拉橫幅請大家簽名，反對深圳居民「一簽多行」來港。「我路過的時候就想，哎呀，這不是限制了一些自由嘛，但馬上也就理解了。」

對香港針對普通水貨客甚至遊客發起的反水貨行動，他也是支持的。「看到水客拉那麼多箱子，拼命裝東西，很討厭，很貪婪。」他從未想像過自己或家人會在類似的行動中受到牽連，即便有，那也要問：「這些一對一的衝突，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是誰的責任？「這肯定不是個體之間的衝突造成的，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多年來放任資源消耗和人口不匹配，還有多年來的滲透、統戰。這些矛盾當然是中國政府有意激化的，調動民粹，讓民眾之間有矛盾，焦點就會在民間而不是上面，我要是政府官員我也樂見。」他說。

「我是來幫忙的，香港幫我，我現在幫香港，就這樣。」

再談到2016年初的旺角騷亂，他對主流媒體使用「旺角騷亂」一詞不滿，「最暴亂的是警察啊，不是民眾。90年代的民眾都是丟汽油彈的」。那應該叫什麼呢？「魚蛋革命啊！」

應亮堅持說自己沒有身份尷尬，也對中港矛盾無感。至於會不會因為身份在香港的暴力抗爭中受傷害，他認為，「他們反對的是邪惡的政權而不是你」，而萬一被打，「也是活該」。

他的主張也讓一些人難以接受。有人批評他毫無原則、不講是非地支持香港，甚至說這種「被打也活該」的心態接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應亮對此報以哂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他毫不諱言地支持港獨。「香港應該獨立啊，這沒有問題。這個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獨立，最應該獨立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被中共殖民得太久了。」

他承認自己「比本土還本土」，而之所以如此，應亮認為，是因為他見過香港和中國的不同。「我明白在中國的環境下，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空間。而香港本來有言論自由，電影沒有審查，我們在這裏談天是安全的，看病不需要花錢，政府會補貼教育，現在呢？例如電影審查，已經在香港出現了。」「因為我比本土更加知道，哪些東西值得捍衞，失去就沒有了，」他說。

對一個在港不過5年的流亡導演來說，這好像「去得很盡」。記者引述有人形容這種做法，是「為了融入香港交出的『投名狀』」，應亮一聽就笑：「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狀，是我要回報，而我回報得還不夠。」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覺得自己都不太理解這種說法，可能我跟中國思維的人溝通太少了。」

不過他也強調，地區歸屬、國族身份只是一個人複雜的社會身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還有父親、教師、丈夫、導演這些更重要的身份。他也定位自己為中國人，不過是「自願強行定位」，為的是「保持對中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資格」。

電影為香港而獲獎，「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

他以香港近年來最大的社會運動為主題拍攝，還在台灣得獎，對來自中國政府的可能施壓，他說「無所謂」，「債多不愁」。這幾年，中國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或警察一直和他的父母「保持聯絡」，令兩位70多歲、生活在內地的老人家不敢來港和他相會，怕家中無人照看。

應亮的父母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太好，難再遠行。這5年來，應亮唯一一次見到家中長輩，是精心安排岳父母到台灣相見。應亮的岳父母沒有城市戶口，不能「自由行」，只得報名陸客團赴台，應亮和太太、孩子則跟著旅遊巴，在台灣從南追到北，晚上行程結束，雙方才得一見。這段「奇幻」經歷也成了應亮下一部長片的故事藍本。他的劇本創作已經到第三第四稿，希望能在明年之內拍完。

「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狀，是我要回報，而我回報得還不夠。」

應亮的另一部長片，將再次關注雨傘運動，也將再次與陳慧合作，講79天的運動中，一家人的政治看法與個人選擇調轉，本來要移民的最後卻坐到金鐘去被抓，本來簽了佔中意向書的，最後卻沒有到場。《九月二十八日·晴》將會變成「雨傘系列」影片的開端嗎？應亮說不確定，唯一確定的是，他會繼續拍攝香港的故事，作為「香港隊」的一員而創作。

在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著風險幫他，自己「雖然回報還不夠」，「但我多少做了點事了。那麼多人幫我，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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