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媒體連番出現，他們哪裏是「新」的？哪裏還是「舊」的？

「第三屆PTT E-sports電競大賽」的廣告在《上報》網站最醒目的地方閃爍了好一陣。在這個以深度政治新聞與調查報導為取向的「新媒體」上，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是這份突兀，讓這個今年7月才誕生卻已顯得蒼老的「新媒體」，有了更多值得觀察者探索、追問的趣味。

《上報》是謝忠良投身的第二個「新媒體」。謝忠良是台灣最知名的調查記者之一，1996年他任職《亞洲週刊》，報導當時國民黨有意捐款1500萬美元給柯林頓（克林頓）總統競選連任。2001年他轉戰《壹週刊》，隔年揭發了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期，國安局曾經非法私設秘密帳戶。「國安密帳」案堪稱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頂着「老派調查記者」的光環，謝忠良這幾年屢屢參與「新媒體」的創建。離開《壹週刊》後，謝忠良先是到了2014年開台的《風傳媒》擔任總編輯，拉開台灣「新媒體」戰國時代的序幕。2015年《信傳媒》、《報導者》創立；今年，謝忠良拉着老班底，轉移陣地到《上報》，10月則有謝忠良在《壹週刊》的老同事、前社長裴偉創立的《鏡傳媒》挾龐大資源強勢來襲。

短短3年，5家綜合性「新媒體」開台。對比台灣紙本媒體這幾年越發寂寥，網絡（網路）世界短短幾年內卻是新興媒體百家爭鳴，讓這塊市場顯得鑼鼓喧天。

新瓶裝舊酒

但綜觀這幾年台灣「新媒體」的各種實驗，卻隱約能嗅出多數的嘗試循着相近的路數邁進，有以大筆資金挹注資深媒體人成立新品牌；以及既有媒體內部轉型為兩大主要陣營。短短幾年間各大品牌陸續冒出頭，實質上卻是熟悉的面孔在不同招牌下排列組合，更迭之間難掩「新媒體」內部新瓶裝舊酒的局面。

就從開風氣之先的《風傳媒》談起：2013年7月，前富邦證券董事長張果軍創辦「國風傳媒有限公司」，網羅多名《中國時報》與《壹週刊》資深記者，半年後《風傳媒》網站上線，吹響政治調查記者往網絡進軍的號角。

「新媒體」有多老？一位《風傳媒》記者了然於胸。阿固（化名）是《風傳媒》元老，他笑着說：「我們號稱『新媒體』，但是一開始的總編輯謝忠良是不會用電腦的。他是用手寫，其他人再幫他打字。我們是看着他從不會用，慢慢學會打字。而且一直到2014年下半年，編輯部裏10個記者只有3個人在30歲以下。」

「另外《風傳媒》的網站最初用的是設計好的套件，老闆在網站規劃上依舊是傳統的想像，像是要我們弄討論區和部落格。」

阿固細數着最初的經營策略，包括網站的社群小編，每一天得先預排隔日要在社群網站上露出的文章，「像我們有些獨家，主管會說要排在早上6點出，因為那時報紙都已經印好，沒人來得及跟你的新聞。但是現在新聞要靠社群來推，那早上6點誰上臉書？臉書使用高峰明明是晚上11點、12點呀，你早上6點發，轉發率就很差。」阿固說道。

《風傳媒》的例子，反映出傳統媒體的經營思維依舊主導了「新媒體」。而這種特色，與它創生時的結構：資金與核心編輯部，有極大的關聯性。

但2015年起隨着《風傳媒》引進網絡人才，嘗試從數據中找出兼顧網絡觸及熱度，同時避免「獨家僅存一秒」，新聞一發出就被其他媒體改寫轉載的發稿模式，最初與網絡稍嫌脫節的狀況才獲得改變。

「在台灣的創投幾乎不會投資媒體，因為媒體短期內要獲利不容易。因此投資媒體的資金大多來自個人。個體的投資人，又幾乎是年紀稍長的企業家，他們對網絡也不是那麼熟悉。」對於台灣的媒體投資環境，SOS新聞募資平台創辦人翁子麒自有一套觀察。

當媒體並不是一門短期能獲利的好生意，且前期投注經費不算便宜時，這些願意捧着銀子資助創辦媒體的投資人要的是什麼？答案恐怕不是實質收益，而是無形的「影響力」。

因此《風傳媒》從上線之初便不斷被質疑是否與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有關係；《上報》浮出檯面的主導者是前總統陳水扁的機要馬永成，背後「扁系金主」投資的傳聞不斷。至於近期加入戰局的《鏡週刊》，因董監事名單出現前立委謝國樑辦公室主任張世明的名字，因此也被懷疑有政治人物出資。不過這些傳言多被否認，謝國樑甚至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澄清與《鏡週刊》的關係。

翁子麒更是直接用「感覺就是把文字變成PDF後放到網絡上而已」來形容這些「新媒體」網站的視覺呈現。至於多元的內容呈現方式，在「新媒體」身上，仍顯得少見。

在台灣，媒體影響力的具體展現，主要集中於「對政治領域新聞的挖掘能力」。為了能在第一時間打出「影響力」，「新媒體」不論《風傳媒》、《信傳媒》或《上報》，幾乎毫無二致的專攻政治領域。

偏偏政治新聞這樣一個講求人脈與消息來源網絡的領域，若要挖得深，資歷的累積是先決條件，「像我們調查組的記者，資歷最短的是跑新聞六、七年的政治記者，完全沒有新人。」曾經在傳統媒體任職多年，今年轉往《上報》的記者小佑（化名）說道。

資深記者過去經歷多在傳統媒體累積，對於網絡和科技也並不特別熟稔；搭配上同樣對於網絡稍嫌陌生的投資人，創生出的「新媒體」，難免有種老派的韻味。也讓這些「新媒體」似乎都長着一張相似的臉，「你看我們的網站的風格和《風傳媒》就很像啊，連名片風格都長一樣。」把玩着手上的名片，小佑忍不住笑了笑。

翁子麒更是直接用「感覺就是把文字變成PDF後放到網絡上而已」來形容這些「新媒體」網站的視覺呈現。至於多元的內容呈現方式，在「新媒體」身上，仍顯得少見。

2014年上線的《風傳媒》，雖然一開始就有互動與數據內容的呈現。但對於這些多元呈現方式的態度，內部資深媒體人花了一些時間慢慢調整。兩年前從入口網站Yahoo奇摩轉往《風傳媒》發展的營運長溫芳瑜說，資深媒體人一開始在面對新技術時，「總會覺得要放很多圖表，要做的很花俏，要會動、要很炫。我曾經要工程師不要把錢花在那些花花俏俏的東西上，還引來一陣反彈。」反覆溝通後，彼此才終於達到共識。

「使用影音、圖表或互動，能表達得比文字更生動清楚的話才需要用不同的呈現方式。而不是用形式壓過內容。」溫芳瑜很得意的作品是「用電大搜查」：「它就是技術與編輯達到共識後的成果。用乾淨的介面和互動的方式，把數據資料彙整成讀者容易閱讀的東西。」

但資深媒體人與投資人的組合，影響的不僅僅是網站與內容呈現，同時還反映出媒體本身在資源分配上的邏輯。

雖然網絡媒體相較於紙本，投資成本相對便宜，但要在缺乏獲利模式的前提下維繫下去，手上的算盤還是得打得精明。談到《上報》的財務規畫，謝忠良盤算着：「我們希望賠的範圍，一年可以控制在1000萬到2000萬（台幣，約244萬到488萬港幣/31萬到63萬美元/209萬到419萬人民幣）之間。目前一個月成本大約300萬到400萬（約73萬到97萬港幣/9.4萬到12.6萬美元/62萬到83萬人民幣）之間，控制在這裏頭，大概可以撐5到10年不用再增資。」

令人苦惱的獲利模式

開源不易，又要節流，資源分配上對於不熟悉網絡的主事者來說，當然不會把過多資源投注到技術上頭。「畢竟技術面的東西要3年、5年才會看出成效，想要在短時間內打出影響力，資源分配的主力就不在技術。」過去曾在《泛科學》擔任主編，如今轉往聯合報系旗下子公司OmnInsight擔任CEO的陸子鈞聳了聳肩。

而對於技術缺乏投資，最直接反映在閱讀介面的設計上。這幾年當讀者的閱讀習慣早已轉移到行動裝置後，網站或APP如何更契合行動裝置上的閱讀，成為是否受讀者青睞的一項關鍵。讀者對於閱讀介面的感受，和投入在技術上的資源多寡高度相關，但像是《信傳媒》便未推出APP，而是以官方LINE帳號來推播新聞；《上報》則預計10月才會推出APP。《風傳媒》雖有APP，不過目前功能上僅僅只於文字閱讀。溫芳瑜的看法是：在後APP時代，並不是每一個媒體都一定需要很花俏的APP，更重要的是內容值得網友打開APP，回歸到單純簡單的新聞閱讀器反而更符合讀者的需求。

「網站和APP都是一分錢、一分貨，你的東西做得好不好一目了然。很有趣的是，當大家都知道讀者來自行動裝置後，你連這個都沒做好，那你的新聞是要給誰看？」陸子鈞反問。

不過一項現實的考量，的確阻礙了媒體將資源放在技術層面。小佑苦笑着說，「要增加技術面的東西，就要投入更多錢。但金主可沒有那麼好找啊。」他和另一位新媒體管理層人士都聽說或有這樣的經歷：「不少金主前一天晚上一起喝酒時滿口答應，隔天酒醒後打給他，永遠變成秘書接聽。」

資金有限，「新媒體」無不想着如何賺錢。近期《風傳媒》開始思考不同的營運模式，除了廣告以外，溫芳瑜說，他們希望明年能推出「贊助形式的募資」，由讀者贊助他覺得好的內容作者，而這作者不僅限於記者，專欄作家和讀者投書通通包含在內，讓讀者與作者直接產生互動。不過贊助金額還需要更細緻的消費者行為模式分析，最大的難題還是在於「你有多了解使用者行為」，溫芳瑜說道。同時《風傳媒》也投入技術，研發「個人化投放新聞與廣告」模式。

有趣的是，《上報》無心插柳挖到一個「獲利模式」。由於內部員工的私人關係，《上報》和世界電競大賽冠軍搭上了線。也因此一個政治深度調查的網站內，有了「遊戲」與「Pokémon GOing」（此欄目現已改為「LOL世界大賽」）兩大欄目。點開「遊戲」頻道，裏頭全是與電玩「英雄聯盟」有關的專業分析文。謝忠良直言，這裏的單篇文章，每日點閱都能破萬，因為玩家都會看。

「因為這樣，我們今年有電競的活動，半年的營收會比過去《風傳媒》多一些。」謝忠良笑了笑說道。今年9月18日，《上報》協辦的「第三屆PTT E-sports電競大賽」在台北ATT SHOW BOX 立方文創正式開打。賽前一個月，活動的訊息佔據了《上報》最醒目的廣告欄位。

「粉絲經濟大家都只講對一半。按讚和會掏錢的，搞不好根本是兩群不同的人。但粉絲的面目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們的工作是，找出這些人的模樣。」

但在穩定收益出現前，「新媒體」本身的擴增與嘗試還是有限。相較於另一條既有媒體內部轉型「新媒體」的路數，就顯得有些綁手綁腳。

2011年，《商業週刊》等老媒體挾原有的龐大資源開始向數位化邁進，《天下雜誌》也發展出獨立評論和影音等多元品項。既有媒體內部轉型成為近年「新媒體」風潮的另一種路數。

聯合報系這幾年也砸下重金做了多種嘗試：2013年推出UDN TV、2014年成立新媒體部、2015年則有編輯部數位製作人中心。據了解，對媒體前景的焦慮，讓聯合報系想要什麼都試試看，但資金是關鍵；像UDN TV就3年燒了6億（約1.4億港幣/1900萬美元/1.2億人民幣）。而資金的多少，是媒體能否撐過這段不知還有多久的渾沌期的關鍵。

雖然不少「新媒體」獲得高額投資，但在陸子鈞眼中，這些資金與既有媒體擁有的資源完全不在同一個級距。目前擔任聯合報系子公司OmnInsight的CEO，陸子鈞談起手上正在進行的專案，經費的確與這幾年興起的「新媒體」在技術資源投注上不可同日而語。「我現在做的就是想透過技術，找出焦點讀者，把很硬的東西投放給他們。而這模式也許有機會轉成商業，幫廣告主找到焦點投放廣告的對象。」陸子鈞說道。

陸子鈞笑着解釋，這幾年大家開始發現，經營粉絲到「變現」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重點不是聚集粉絲，而是「驅動粉絲」，「粉絲經濟大家都只講對一半。按讚和會掏錢的，搞不好根本是兩群不同的人。但粉絲的面目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們的工作是，找出這些人的模樣。」從中發現新的商業模式。據聞這樣一個專案，一年經費就有1000萬到1200萬（約244萬到293萬港幣/31萬到38萬美元/209萬到251萬人民幣）。

不過即便聯合報系在「新媒體」實驗上砸下重金，但內容產製方面，卻也因為想要因應新的傳播環境與閱讀型態，推出各種政策；且為了縮減開支，這幾年遇缺不補的情況越趨嚴重。在《聯合報》任職多年的阿強（化名）說，有些路線的記者人數和過去相比，只剩一半。因為人力不足，跑政府部會的記者多少都要身兼一個以上的部會。「3、4年前就開始遇缺不補，因為上面說要把資源放在UDN TV，說公司重心現在在那。」阿強吸了口氣，無奈地說道。（編按：UDN TV目前已經撤出有線電視系統，僅在網絡上播放。）

而上頭政策風向的轉變，也會反映在記者的KPI指標上，阿強解釋：「像以前『獨家』的佔分比重很高，但現在往下掉，反而是『即時』比重變大；以前『即時』用則數計算KPI分數，現在則是用『總點閱量』來算。」這些政策，多少都影響了媒體的內容品質。

網絡廣告投放首次超越電視

就在9月中旬，《凱絡媒體週報》公布了2016上半年廣告量報告，其中五大媒體廣告額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幅達12.5%，當中又以平面媒體廣告下降兩成最為劇烈。而臺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2016上半年廣告量統計也顯示，網絡廣告的投放首次超越了電視，這幾年「新媒體」的各種實驗，莫不在因應紙本萎縮的現實。

但在這兩大「新媒體」實驗的路數中，卻隱含了更長遠的媒體困境。像是這3、5年來，數據新聞成為新興風潮，今年的「普立茲獎」中，獲得「全國性報導」獎的《華盛頓郵報》小組（The Washington Post Group），透過搜集警方槍擊的數據資料，提出槍擊案件中隱含的種族、地區等問題。這透露出這個時代媒體在選題與資料搜集上的變革。

明雄（化名）是一位有20年從業經驗的資深媒體人，經歷過報紙、雜誌最輝煌的時期，也看見如今媒體產業轉型的艱困期。他受訪時直言，過去跑新聞的方式「其實也沒多了不起」，只是大家都守着一條不會漏新聞的路線；但現在這樣的模式已經不夠，新的資訊與資料取得與分析的方式，可以發掘過去只靠人脈關係所無法發現的事實。「新聞工作不外乎能更深刻周延地掌握、分析事實，內容為王，只是它的產製與傳播過程有新的方式。」

「今年奧運時，機器人都可以發新聞稿了，但這並不足為懼，一個有自我期許的記者不會以發程序稿自滿，但遺憾的是，進入新媒體時代，很多記者還是被迫把主要精力花在行禮如儀的程序新聞上。」 明雄說，從國外到台灣，從學院到實務界，大家都還在摸索新媒體的方法與可能性。

「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產業是停滯的，像現在有這麼多技術：360度環景、資訊圖表的技術，那麼多東西可以拿來更好的呈現報導時，我們卻沒在用它！」

台灣從「舊媒體」走向「新媒體」，在新技術與內容的結合上還在摸索，而這個銜接處許多「空白」，不僅衝擊了像明雄這樣的資深媒體人，新入行的記者更焦慮：

「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產業是停滯的，像現在有這麼多技術：360度環景、資訊圖表的技術，那麼多東西可以拿來更好的呈現報導時，我們卻沒在用它！」剛進入媒體業沒多久的阿麗（化名）談起這問題，越說越激動。

資源掌握在同樣的人手中，運用的方式卻又是依循過去的方式。「那像我們這些新進媒體的記者，要去哪裏累積我們的能力，還有學更多東西？」面對這幾年「新媒體」接續創生，但阿麗只覺得看似熱鬧，對年輕記者來說卻覺得荒蕪。

另一方面，編制縮小，且以政治調查新聞為主的「新媒體」，多以挖角資深記者來增添人力，像是《上報》調查組便沒有任何年輕記者，組內資歷最淺的，至少也在線上跑了6、7年；至於其他面向的新聞，則是以工讀生編輯改寫為主。雖然謝忠良強調，這些工讀生在編輯改寫的過程中培養對新聞的敏感度與寫作能力，未來不排除畢業後可以進入成為正式員工。但實際上媒體培養記者的能力卻已減弱。

而進入傳統媒體的記者，則得面對訊息越來越片段與零碎的即時新聞，組織資訊的能力大打折扣。看似有很多工作機會，實際上選擇有限，「所以我身邊很多人，做1、2年記者就離開媒體圈。會不會未來的3、5年內，記者開始出現斷層？」阿麗歪着頭問道。

現下的媒體環境，正是一場錢和人的戰爭。一片渾沌的戰場上，迫在眉睫的存續問題，以及後繼的媒體環境該如何被建立，都未能有一條明確的途徑。怎麼撐過這段渾沌期？或許正如一位受訪者的嘲諷，「我覺得現在所有媒體都應該一半的人去賣雞排，來養活另一半的人繼續做媒體。」至於誰去賣雞排？「抽籤囉，抽籤最公平。」

（實習生趙安平對本文也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