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之後，曾經的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變成官史中的敏感詞。而隨之被隱匿的，不僅是「趙紫陽」這個名字，也是身居核心位置的這個人，對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探索與思考的歷史證詞。這是近年來，民間不斷地去挖掘這位前國家領導人史料的重要原因。
最新、也可能是迄今最完整的一次嘗試，來自2016年7月，剛剛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趙紫陽文集（1980-1989）》（下稱《文集》）。
文集共 498 篇，180 餘萬字，收錄了趙紫陽自 1980 年出任國務院總理, 至 1989 年去職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 批語等，涉及經濟體制改革、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 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等各個方面。這也是目前為止，有關1980年代中國改革歷程的一手文獻資料，最為全景式的一次展現。
著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曾在80年代擔任趙紫陽政府經濟改革顧問的鄒至莊，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這套文集集中反映了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集的編者署名是「趙紫陽文集編輯組」。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稱，這個神秘的「編輯組」由三位編輯組成，他們都是原趙紫陽辦公室的成員或相關工作人員，都是中共的老黨員。該人士透露，在1990年，剛剛被去職的趙紫陽就曾請當時被指派的秘書聯繫中共中央辦公廳，希望將自己已經發表和尚未發表的文稿整理複印一份，但這個要求當時並未得到答覆。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他曾經的團隊成員，三名年齡加起來有228歲的長者，耗時數年，最終完成了這套文集的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表示，文集書稿最終由趙紫陽的家人直接交給出版社。
從1980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到1989年去職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也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奠基時期。當時的許多重大決策如何產生？今天的中國模式有哪些從那時承襲而來？有哪些改道而行？有哪些未竟之功？至今，因為諸多重要史實的文獻基礎薄弱，記錄模糊而具有爭議，這些重要的問題，仍然缺乏足夠的討論與研究。
在已經出版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國光，1997年，港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2004年，港版）、《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吳偉，2013年，港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口述，2007年，港版）、《改革歷程》（口述，2009年，港版）等研究與口述歷史的基礎上，《趙紫陽文集》更全面地展示了改革開放最初十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細節。尤為惹人注目的，是其中經濟改革的探索與決策過程。
《文集》中的資料顯示，在那十年間，趙紫陽大量和國際經濟學界、世界銀行官員接觸、討論， 他著重向對方分析中國的問題、解決方案；請教學習經濟科學、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也並不避諱體制缺陷。其中記錄的，他與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交往尤為精彩。
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在北京歡迎佛利民夫婦一行的到來。1980年佛利民就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來華訪問，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多地考察，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時隔八年，趙紫陽非常想知道佛利民對改革的意見，他說：「在經濟學方面，你是個大教授，我是個小學生。你從遠道而來，話應該由你多說，我多聽。」
關於價格改革、進一步把實行價格雙軌制的部分減少，治理通貨膨脹、國有企業機制改革，趙紫陽都做出了回應。趙紫陽說：「今後中國的主要任務，進行改革主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其一是價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貨膨脹；其三是實行企業股份制。」
《文集》中詳細記錄了在1988年會見佛利民時，趙紫陽提到，改革開放十年以來經濟模式轉換的複雜和困難。要繼續深入改革，就要進行價格改革。「價格改革不是簡單的價格調整，主要是形成價格體系的機制，由市場來決定價格。 我們說進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實行雙軌制的部分減少，把國家控制價格的部分減少。」趙紫陽指出。同時他也警醒到通脹的問題：「但是，正當我們準備進一步進行價格改革時卻出現了難題，即明顯地出現了通貨膨脹。因此，我們不能不把今後的價格改革同治理通貨膨脹 一起來考慮。」
趙紫陽向佛利民分析中國出現通脹的原因：「你知道，我們國家過去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模式有一個通病，叫短缺經濟，需求超過供給，跟市場經濟國家情況相反，西方是供給超過需求。現在我們雖然進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沒有解決企業和部門的自我約束問題，或者說沒有根本解決。當然不是說我們的情況比改革前更壞，但改革還沒有達到。 」趙紫陽認為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速度過快，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基礎上，歸根結底想解決企業機制改革。
其他文件也顯示出趙紫陽對體制改革的決心：「過去體制的最大的弊病，一個是權力過於集中，一個是吃大鍋飯，把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束縛住了，造成經濟的僵化，使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和彈性。這種體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們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經營管理的水準和經濟活動的效果。因此，在改革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堅定不移。」（趙紫陽 〈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 1980年12月16日，《趙紫陽文集》第一卷，第132頁）
趙紫陽的開放觀念與對市場經濟的理解，給佛利民留下極深印象。鄒至莊作為佛利民的學生，也對趙紫陽有很高評價。鄒至莊說：「我跟趙紫陽第一次見面是1984年。他沒有讀過經濟學，但你跟他說話，他反應非常快，這不容易。我後來寫了一本《認識中國》，書中寫貢獻給三個人，一個是米爾頓 · 佛利民，一個是保羅 · 森姆遜，一個就是他。」
「我認識的經濟學家很多，上個世紀前50年最有名的是凱恩斯，後50年最有名的之一就是佛利民。我在芝加哥的時候，在老師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佛利民。後來我去了MIT（麻省理工學院），其實他們兩個人是對頭，一個人一派，我在MIT當然最佩服的是森姆遜，我覺得趙紫陽跟他們兩個人同等，」鄒至莊說。
1980年夏天，鄒至莊等幾位計量經濟學家，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赴北京講學。招待單位安排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姚依林與他見面，討論中國經濟、四年後，他見到趙紫陽：「第一次見趙紫陽，我的印象是覺得他腦筋很靈活，答問之間反應很快。1988 年Milton Friedman見趙紫陽之後寫信給我，也覺得他很靈活，對他印象非常好。他很通曉經濟實務的概念，因為他在四川農村待過, 很有經驗，雖然沒學過經濟學，一樣有經濟學概念。我認為做行政的人 能有這種水準，很不容易，在美國也不多見。」
1985年，趙紫陽宴請鄒至莊，正式提出希望海外經濟學者能對大陸經濟改革提供建議。「對於趙紫陽建議請國外學者專家研究中國經濟改革之事，我當時未做正面答復。1985 年回到美國之後，我對於中國的金融等問題有意見, 所以在8月13日寫信作復，算是遲來的回應。後來他在8月24日給我回信，認為銀行制度、金融市場、股票證券市場、外匯市場等問題，都可以邀集海內外學者共同研討，並要我和安志文、劉鴻儒聯繫。 安志文是體改委的副主任。 」鄒至莊回憶。
當時的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和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是中國進行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兩個單位，各自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看改革問題。體制改革委員會1982年成立，權力極大，由趙紫陽兼主任。
鄒至莊回憶：「兩者的體制不同，體改委是國務院之下的國家機構；體改所是趙紫陽的智庫，幫他出主意，成員主要是一些知識份子。這些人進行中國經濟改革，他們的長處是廣為採納各方面的意見，不管是美國、日本、東歐都可以。他們不問理論，只問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鄧小平說體制要改革，具體的事是趙紫陽在做。」鄒至莊說道， 「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在趙紫陽手下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志文、劉鴻儒和我，我是軍師。」
除了經濟改革的政策設計，在趙紫陽的支持下，鄒至莊開始運用他的學術資源，為中國培養經濟人才。其中福特班是最成功的案例，成為眾多中國本土經濟學者的搖籃和走向世界的起點。
趙紫陽文集收入的資料截止在1989年，但並未收入與六四相關的文獻。關於這點，出版社社長甘琦表示：「文集編者一開始就有意避開六四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希望歷史拉開一定距離後再回頭看。出版文集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改革開放的起步十年的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天和未來的中國。」
一段真實的改革歷史，需要豐富、多元的資料相互印證、填充、修補。曾經站在權力核心的當事人的完整筆記，為這段至今被官方牢牢壟斷的歷史書寫，補上了重要的一筆。
福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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