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三月初的一天，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的主管傑勒德·賴爾（Gerard Ryle）接到一通來自慕尼黑的電話。「傑勒德，我們拿到一些有趣的資料，簡直難以置信，你一定要來親眼看看！」電話那頭，《南德意志報》記者、ICIJ長期合作記者巴斯蒂安·奧伯邁爾（Bastian Obermayer）用近乎狂喜的語氣說。
「那是一個絕佳時機。」 賴爾對端傳媒記者回憶說。他此前負責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項目剛告一段落，滿懷成就感之餘，正在辦公室發愁接下來有什麼調查可做。「瑞士解密」揭發了匯豐銀行幫助政要富商黑幫等在瑞士設立秘密賬戶。
ICIJ總部設於華盛頓，與白宮僅隔一個街區。辦公室設在一家外觀低調的寫字樓裏，招牌只有巴掌大，裝潢稍顯陳舊。總面積不到80平方米，只有七名員工在此工作，共用五個工作間。
正是這家看起來有點窮酸的非盈利組織，近年來接連推出了離岸解密（Offshore Leaks）、中國解密（China Leaks）、盧森堡解密（Luxembourg Leaks）、瑞士解密（Swiss Leaks）等轟動世界的重磅報導。長不到十米的門廊牆上掛滿了各大新聞獎狀，草草地貼着上述報導的發黃剪報。
接到《南德意志報》電話之後，賴爾顧不得理一理案頭上堆積如山的上一項調查檔案，馬上訂了飛往慕尼黑的機票。
無名氏與普羅米修斯
「嗨，我是無名氏（注：原文為「John Doe」，可以理解為「再普通不過的姓名」，或「無名氏」）。你們對數據感興趣嗎？」
「我們非常感興趣。」
在奧伯邁爾的辦公室裏，賴爾第一次讀到了記者與線人的對話。線人不要求任何經濟回報，只要求對話加密並保密，並且永遠不與記者會面。被問到泄露檔案的動機，線人回答：「我想要揭露這些惡行。」
奧伯邁爾此前多次參與金融醜聞調查，經驗告訴他需要與線人建立網上接頭暗號。在「巴拿馬文件」傳輸中，奧伯邁爾會問：「天氣晴嗎？」線人回答：「月亮正在下雨」，或其他只有他們知曉的奇怪答案。除此之外，奧伯邁爾對這樁大案的線人一無所知，甚至無從想象。
與奧伯邁爾見面，賴爾雖然無比興奮，但出於職業本能，他的第一個想法是：等等！一個匿名線人？要如何確保資料是真實的？
線人提供的資料來自一家名為Mossack Fonseca的律師事務所。而在一年前，ICIJ從一個另一來源也獲得Mossack Fonseca的部分交易資料，並已經多方查證屬實。賴爾調動記者們抽取兩批資料中的重合文檔比對，發現完全吻合。他們又隨機抽取新文檔，核對事實。例如翻查離岸公司註冊地的工商記錄，證實線人文件中提及的公司，在當地確有記錄在案。
「我們抽查了部分文件來核對其中的信息，發現並沒有與事實相悖的地方，可見這批材料的真實性值得信任。」賴爾對端傳媒說。
然而，賴爾第一時間還未預見到，這將是一則大新聞。「我當然很興奮，但也有點憂慮：『又是離岸公司啊？』」其他同類調查才剛結束， 賴爾擔心很難說服國際媒體合作伙伴，短時間內再度聚焦相似的話題。行業經驗超過30年的他深知，採編團隊追求話題上的新意。
「這個新聞如果要做，資料必須要比之前的解密更有料。」
事實證明，賴爾的擔心是多餘的。就像擰開了水龍頭似的，神秘線人分批提供了大量關於Mossack Fonseca離岸金融業務的詳實資料，牽涉面遍及全球。
當傳來的資料大小超過60G、即離岸解密案創下的歷史記錄時，奧伯邁爾得意地向賴爾炫耀：「你看！我拿到的密件現在是世界最大宗的！」 賴爾顧不上生氣，只想捲起袖子挖猛料，衝勁奔騰。「我們有調查經驗、方法、人脈，我們就是缺數據，而奧伯邁爾要跟我們分享這批數據，簡直完美！」天時地利人和皆備，雙方一拍即合。
當時他們都沒有料到的是，這批解密材料最終達到1150萬份、2.6TB，直到2016年三月，還有新資料傳入。
「現在回頭看，當時我們掌握的資料，只是總量的一小部分。」向端傳媒記者回憶時，賴爾把拳頭放在十米長桌的一頭示意。
ICIJ記者威爾·菲茨吉本斯（Will Fitzgibbon）清楚記得，剛從慕尼黑返回華盛頓的賴爾，在辦公室中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我們大家都連忙湊到他的電腦前看。」賴爾在加入「巴拿馬文件」資料的ICIJ數據庫中試着搜尋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一個親屬的名字，居然發現他通過Mossack Fonseca設立了離岸公司，很可能用於藏匿阿薩德家族的財富。
「那一刻，我的心情混合了興奮和『我的天啊』，」 菲茨吉本斯回憶說，「如果這不是大新聞，什麼才是大新聞？」
「巴拿馬文件」牽涉國家之多之廣，讓菲茨吉本斯震驚，連只有十萬人口的島國湯加，都有公民牽涉其中。
同時，許多客戶十分直白地表達逃税意圖，「有的郵件裏直接寫：『奧巴馬要上台了，我不想付那麼多税，替我想想辦法吧。』」
為保密起見，ICIJ為「巴拿馬文件」項目起了個代號：普羅米修斯——並非源自希臘神話中的盜火者，而是因為負責取名的記者是個《星空奇遇記》（Star Trek）迷。普羅米修斯是電影中一艘星艦的名字。
ICIJ迅速向長期密切合作、分布在全球各地的50名調查記者發去江湖密電：「速來華盛頓碰頭。」
370名記者與Taylor Swift
「你可以聞到，空氣中瀰漫着50名記者按耐不住的興奮。」 菲茨吉本斯站在會場的後方啜着熱咖啡，驚歎於眼前熱火朝天的景象。ICIJ小小的辦公室自然擠不進50人，他們租用了國家記者中心的會議室，開了一整天的會。全部記者都是自費前來華盛頓，曾經多次並肩作戰的他們，為了新的戰鬥再度聚首。
看到這股熱情，賴爾鬆了一口氣，這批核心記者將成為訓練新加入記者的主力軍。不久後，他們在慕尼黑舉辦了一次更大規模的兩日會議，為各地記者提供了多語言的技術培訓，接着又在倫敦和約翰內斯堡聚頭。
線人資料源源不絕傳來，調查團隊也持續招兵買馬，記者團隊最終達到370人，其中有資深記者，也有較年輕的新血。「囊括各個年齡層，」賴爾說，「包括我在內的年紀較長的記者，一開始需要更多技術指導。」
為保證機密不外泄，記者們使用ICIJ加密論壇和加密郵件溝通，不同於以往的常規報導。「共識是，我們每個人都願意接受必須的培訓。」賴爾說。
菲茨吉本斯負責非洲部分調查，為了配合跨國溝通，30歲的他養成了晚上9點半睡覺、清晨5點起床的生物鐘，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工作郵箱。「朋友們都覺得我變得沒那麼有趣了。」他笑說。
合作過程中，難免遇到個性突出、較固執己見的人。「但大家最終都願意為了一個偉大的調查項目，作出一些犧牲。」 菲茨吉本斯說。
在項目的攻堅階段，他在半夜三點起床與非洲記者開會，有時甚至就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過夜，ICIJ的同事們也都卯足了勁。
他形容，當時辦公室需要「很多咖啡、披薩、啤酒」，「偶爾再加一點Taylor Swift和爵士音樂。」
來自80個國家和地區的370多名記者，在一年的時間裏，悄無聲息地進行研究與取證，沒有走漏任何風聲，像一支拉足了弓的箭，時機精準地射穿靶心。
怎麼保證參與記者不會說出去？「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參與項目的ICIJ特約記者Cate 告訴端傳媒，記者的集體自律來源於大家對於公眾利益至上的共識，「而且有不少記者是曾經就參加過類似項目的，有一定信任度。」
「你最近在忙什麼啊？」
「嗯，就還在做關於税收的調查。」
過去一年，菲茨吉本斯只能這樣籠統地回答所有親友的提問。
參與「巴拿馬文件」調查的每個記者都要簽署保密協議，對最親密的家人朋友，都不能走漏風聲。在工作場所，也要保持低調，不與無關的同事提及「巴拿馬文件」。
以《南德意志報》為例，「巴拿馬文件」調查由五人團隊負責，上司雖然知曉調查內容，但無法獲取具體數據。即使有媒體或個人合作方提早完成調查，也要遵守統一發布時間的約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違反禁令搶報，以後就沒有機會參與如此重要的調查新聞項目。
參與「巴拿馬文件」調查的媒體超過一百家，規模大小皆有，囊括報紙、週刊、電視、網媒等媒介。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寥寥幾家美國機構參與了此次計劃，其中包括了兩家地方報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觀察家報》和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先驅報》、着重年輕次文化報導的網媒Fusion、西班牙語電視台Univisión等，卻不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大報。
在「巴拿馬文件」出現前，ICIJ曾跟上述報章接洽，但未能達成合作。菲茨吉本斯指，ICIJ專攻跨國調查，「但不一定每家媒體都能接受這一合作形式。」
「巴拿馬文件」調查計劃並沒有中國內地記者參與。2014年初發表的「中國解密」調查中，曾有一家中國媒體受邀參與項目，但因受到官方壓力，被迫中途退出計劃。當時參與調查的香港《明報》，這次也無受邀加盟。
「在中國，我們很謹慎挑選合作伙伴。」賴爾稱，這次報導中，ICIJ沒有邀請任何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媒體合作。
唯一參與的華文媒體台灣《天下雜誌》則專注台灣部分的調查。
在「巴拿馬文件」前，ICIJ曾與《南華早報》接洽，「但他們似乎沒有與我們合作的興趣。」賴爾說。被問到在馬云的阿里巴巴集團收購《南華早報》後，ICIJ會不會再與其合作，賴爾沒有給出絕對的答覆。「我不知道，我會再三考慮。」 「巴拿馬文件」曝光的三日內，《南華早報》英文版均未在頭版刊登相關報導。
「中國卷」三人調查組
2015年三月，正在《南德意志報》慕尼黑總部辦公的記者克里斯托弗·吉森（Christoph Giesen）被兩位同事叫進一間辦公室，他們順勢帶上了門。「我們兩個拿到了一些數據，但已超過了我們能處理的規模，你能來幫忙嗎？」同事奧伯邁爾和弗雷德里克·歐博梅爾(Frederik Obermaier)開門見山地說。
當下，吉森心頭閃過一絲新聞上門的興奮，但除此之外，他並沒有太多的意外和不安。吉森並非數據調查新聞的新手，他曾參與過多起數據解密事件的報導，其中包括2014年的「中國解密」。中國離岸公司解密，多名中國高官的親人、中國富豪，在避税天堂註冊公司，隱形財富。
2015年8月接手巴拿馬項目後，吉森專注於中國和朝鮮的調查，與另外兩名記者組成了中國調查的三人團隊。三人在調查期間從未聚齊一地，只以三個方式作線上交流：ICIJ設立的加密論壇、加密電郵，以及每週的Skype會議。
三人之一的Simon，2014年就曾參與ICIJ「離岸解密」相關調查項目。當時面對的數據庫大小是260GB，這一次的「巴拿馬文件」則是2.6TB（1TB=1024GB）「開始是沒有概念的，做的過程中才發現那是浩瀚的數據庫。」Simon說。
「巴拿馬文件」的字數是聖經的五百倍以上，即便ICIJ建造了數據庫，在一片數據汪洋中找新聞仍然猶如大海撈針。
在上世紀的解密案中，泄密者通常只給記者幾份關鍵資料，手把手指出有價值的新聞內容。然而，在數據更容易被複制和傳送的年代，記者接收到的資料則是浩如煙海，更加考驗記者篩選、理解和分析資料的能力。
三名記者很快發現，不可能逐一讀完海量資料。「於是調查的思路轉換為：我們想在其中找到哪些名字？」吉森對端傳媒回憶道。
他們很快確定目標，要將調查重點放在各國讀者都極其關注的中國人身上：太子黨。 三人在一個月內，列出了感興趣的中國權貴及家人的名單。再花了約三個月的時間，在數據庫中逐一搜尋姓名。
「翻看合同內容的工作枯燥無味，但是很有成就感，因為我知道，這篇報導會受到廣泛關注，造成極大影響。」
調查最困難的部分是，他們要排除中文拼音名的重名問題。「姓李的人，多過德國人口。姓張的人，超過法國加上英國的總人口。」吉森感歎說。
三名記者通過人物親屬關係約莫估計調查對象的年齡段，然後比對身份證號碼，確認同名者是否符合其調查對象的年齡特徵。中國公民的身份證號碼中包含了個人的出生年月日。仍有大量無法排除重名、百分百確認身份的線索，他們選擇不予報導。
到了2015年11月，他們基本確定了重點調查的八人名單。
其中，李小琳、鄧家貴、薄谷開來、李紫丹等人，曾經出現在兩年前吉森參與的「中國解密」的報導中，相關報導同樣揭露了中國權貴在設立海外離岸公司。「這是由於這些人擁有不只一間離岸公司，跟多家律所打過交道。」吉森解釋說。
根據吉森的判斷，兩起解密的資料並不是來自同一個線人。「中國解密」中，線人將一張硬盤寄到ICIJ，檔案來自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譽通集團（Portcullis TrustNet）和總部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手法和內容都與「巴拿馬文件」迥異。
乍看涉案者的名單，你或許會覺得與中國解密的雷同，缺乏驚喜，但在吉森看來，「巴拿馬文件」拼湊出資金流向的完整畫面，縷清關鍵事件的前因後果，揭示了被中國權貴廣泛使用的轉移資金慣用手法。
1994年，李小琳和丈夫在英屬維珍群島設立離岸公司，以公司名義在瑞士銀行開設賬戶，藉此掩蓋公司和真正開戶人的關係。當時，李鵬仍是國家總理。 「可以清晰看到，李小琳的意圖就是將資金從中國轉移到瑞士的銀行賬戶。」吉森說。
「巴拿馬文件」還顯示，李小琳夫婦的公司多年來使用不記名股份（bearer shares）來隱藏公司所有者的身份。股份所有者無需登記在案，亦無需申報股份的轉移，誰擁有一張紙片般的股份證明，誰就是公司的所有人。
另外，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通過Mossack Fonseca先後設立了三家離岸公司，都只使用了大概三年時間。吉森認為，這顯示一家離岸公司只用於某一兩樁業務。「我們不知道他們具體用公司來做什麼，但可以看到使用離岸公司的套路。」
在習近平執政期間，上述三家公司處於沉寂期。「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只是一家律所的資料，」賴爾說，「而像Mossack Fonseca這樣的公司，全球有800家。我們不知道他是否通過其他律所設立了類似的離岸公司。」
「巴拿馬文件」還顯示，離岸公司讓「紅色貴族」得以匿名投資。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Jasmine Li）2010年建立離岸公司，當年她是斯坦福大學的大一學生。她擁有的兩間維爾京群島離岸公司轉而在北京投資子公司，涉足房地產和娛樂生意。「如果沒有巴拿馬文件，沒有人會知道她實際控制了好幾家中國公司。」吉森說。
「巴拿馬文件」還揭露了薄谷開來案的更多細節。謀殺英國商人Neil Haywood的犯罪事實暴露後，薄谷開來曾供述殺人一大動機就是，後者知道她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建立離岸公司Russell Properties S.A.以藏匿巨資的細節，若消息曝光，將給薄熙來的政治前途施以致命一擊。在此之前，商人徐明以購買一家鋼鐵廠的虛假名義，繞過中國嚴格的外匯管制，就是將320萬美元資金先轉到了Russell Properties S.A.，再透過另一家法國公司，買下送給薄家的法國豪宅。
通過「巴拿馬文件」可見，薄谷開來在謀殺了Haywood之後，急於處理掉離岸公司這根心頭上的刺。謀殺案發生兩週後，薄谷開來就匆匆將其股份轉移到法國籍親信Patrick Henri Devillers名下，以便更好地掩蓋身份，或讓Devillers更快地毀滅資金蹤跡。
如果有依法向本國税務部門通報，設立離岸公司的行為是合法的。但吉森認為，中國權貴創立離岸公司，並非用於商業用途，而是想方設法掩蓋資金所屬與流向，繞過國內往海外轉移資金的限制。「而且，這些錢從哪來？為什麼要把錢藏在離岸空殼公司？」他問。
隨着「巴拿馬文件」調查持續進行，這給吉森這樣的記者帶來更多驕傲。但是，在地球另一端，另一個參與項目的記者Cate，卻是心情複雜。
她也是調查新聞的老手，但 4月3日一早，看到自己參與的新聞鋪天蓋地席捲所有網站和社交平台，「第一反應就是驚訝」，Cate很快意識到了這個項目的威力——「巴拿馬文件」公布不到24小時，冰島總理宣布辭職，而這可能只是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看到那麼多人關心很受鼓舞。」自豪之外，更多是擔心。在Cate負責調查的對象國家，當局對這樣的新聞極其敏感，她有些擔心，自己今後前往這個國家會有障礙。而她並不是這個項目中唯一有此感受的記者。不少人面對的，都是嚴密管控信息的政府，項目完成之後個人命運不是沒有隱憂，因此，一些記者雖然參與了調查，但並不希望公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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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說說，這個調查叫什麼名字好？」
今年初，ICIJ的加密論壇上，出現了這條帖子。記者們最終以民主投票，定下系列報導的名稱：「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延續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的叫法，也與之前規模相對較小的解密（leak）系列作出區隔。
最終選定的發布日期也是各方協商的結果。「本來商定是三月發布，但德國有地方選舉，不希望模糊焦點，想推遲發布。」賴爾解釋說，當初商定日期時，無人能預料難民議題發酵，使德國地方選舉備受關注。然而另一方面，三月中旬，巴西爆發反政府大遊行，巴西合作方希望能提早發布「巴拿馬文件」，進一步推高貪腐討論的熱度。
規模如此龐大的環球協作，更要求各方作出必要的妥協與退讓，協調出多方皆可接受的決定。他們最終商定，在美國東岸時間4月3日發布系列報導。定在週日發布，讓各地報章能在週一及時報導之餘，也能滿足一些週刊的需求。「德國地方選舉塵埃落地，復活節假期也已過去，愚人節的玩笑剛落幕，是又一個絕佳時機。」賴爾說。
對他來說，這個日期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特殊意義：「巴拿馬文件」報導發布日期恰巧與2年前離岸解密是同一天。「都是之前的努力，引領我們走到這裏。」賴爾認為，若不是之前的項目訓練了他們數據調查和環球協作的能力，ICIJ不可能領導此次調查。
「巴拿馬文件」公諸於眾的一刻， ICIJ的職員們聚首在辦公室，緊盯上線狀況。賴爾獨自在BBC的攝影棚裏，準備接受直播採訪。他緊張得手心冒汗，卻又努力說服自己，發布不會出差錯。「就是按一個鍵的事情。」
這注定是一次引發全球輿論爆炸的按鍵，非議亦隨即而來。若政治人物合法使用離岸公司獲利，報導對他們是否過於苛刻、有失公平？賴爾認為，報導聚焦政治領袖，是出於滿足公眾知情權。有許多政治人物，從來未向公眾公開其通過海外避税獲利的事實。例如曾矢言打擊海外避税、增加英屬維爾京群島金融透明度的英國首相卡梅隆，被爆出亡父涉嫌避税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否認。「卡梅隆的錯誤在於，他最初五次矢口否認獲利，隨即又改口。」賴爾說。
雖然政治人物成為眾矢之的，賴爾反覆強調，報導要批判的是海外避税系統，而不是個體。這與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強調的調查精神不謀而合。
海外離岸金融系統存在明顯的漏洞，合法和非法行為並行不悖，濫用這套系統來逃税、洗錢、貪腐的例子數不勝數。「這個系統居然是合法的，這才是最該讓我們驚訝之處。」賴爾說。令人膽寒的是，「巴拿馬文件」只曝光了離岸金融交易的冰山一角。
在調查發布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特地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事件關鍵並非開離岸公司合法與否，而是法律本身設計存在漏洞，一些人只要僱傭的律師和會計夠多，就能逃掉一般民眾必須承擔的繳税義務。
另一方面，本輪報導中，甚少涉及美國的內容。「美國特拉維州就是一個避税天堂，何必要跑到巴拿馬？」 菲茨吉本斯笑說。而且，美巴自由貿易協定規定，巴拿馬政府需要向美國相關部門通報其公司、信託等所有權資料，所以希望避税的美國人即使瞄準海外，也通常別有他選，例如英語普及、法律制度相似的開曼群島、百慕大等。
菲茨吉本斯還透露，五月初將有新一波報導出爐，將曝光更多美國、亞洲和東歐的內容。而且，「巴拿馬文件」中涉及的姓名和公司名單將會公諸於眾。
調查發布後五天，ICIJ的記者們在華盛頓一家漢堡店慶功，卻沒有人敢鬆一口氣。「我擔心一切，報導角度、內容細節、批評……」 除此之外，賴爾還要輪番接受採訪，為ICIJ爭取曝光，但他強調，ICIJ接受的組織或個人捐贈，從不與具體項目掛鈎。
ICIJ的小辦公室變得比往常熱鬧多了，安保層級也相應提升，專門安排了保安在樓道駐守。但目前為止踏足的訪客，都是蜂擁而至的記者。
在大西洋彼岸的慕尼黑，唯一與線人存有聯繫的奧伯邁爾，親手銷燬了用於跟線人聯絡的手機與電腦硬盤。
在地球的另一端，吉森正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尋合適的公寓。他剛被派駐到北京，將負責財經報導，亦將繼續關注中國權貴的離岸公司。醖釀長達一年的調查成果發表，吉森心頭落下一塊巨石：「我感覺妙極了！」
數小時內，「巴拿馬文件」一詞在中國互聯網防火牆內被全數抹去，在微博和微信成為禁詞，在搜索網站百度搜尋，則會顯示「搜索結果可能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未予顯示」。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直指報導「捕風捉影」。外交部長王毅在與德國外長會面後表示，中國政府「有意搞清『巴拿馬文件』細節」。
這一切，不在吉森的意料之外。他預料到，報導只會在中國引起小範圍的討論，然而，這不意味着報導的重要性打折扣。 「它揭露了政府在政策上的模稜兩可和自相矛盾。」吉森說，「而他們的反應恰恰證明，我們的報導是正確的，他們為之恐懼。」
《環球時報》發表了標題為「偷或編『巴拿馬文件』者絕非等閒之輩」的社評，指「巴拿馬文件」是「西方情報機構」用於打擊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關鍵組織、維護西方意識形態的一種新手段。幾小時內，這篇文章亦被移除。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賴爾說，他不會回應陰謀論。「我們只能繼續做好報導。這是重要的新聞，別人不做，我們就來做。」
至於中國政府會否對他本人和報導作出進一步反應，吉森自己心裏也沒底，連着說了好幾句「不知道」。「我今天剛去了外交部的記者會，一切正常。邊走邊看吧。」
由於分隔三地，負責「巴拿馬文件」中國調查的三人團隊沒法聚在一起喝杯啤酒慶祝。但吉森並不覺得遺憾，因為在他看來，未來數據調查記者慶功的機會將源源不斷。
「如果你在三、四年前問我，這（「巴拿馬文件」）會不會是千載難逢的大新聞，我會說是。但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解密事件接連發生， 未來將有更多能接觸到關鍵材料、有道德底線的泄密者挺身而出。」作為數據調查記者，他為之振奮，但同時深感任重而道遠。
「如今是數據調查新聞的黃金年代，而且，它才剛剛揭開了帷幕。」吉森說。
但調查記者面臨的困難，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媒體精簡人手、緊縮開支，棄「慢新聞」而投向速食報導。 調查期間，吉森必須兼顧日常常規報導。菲茨吉本斯說，甚至還有記者只能在業餘時間從事調查，「上班時間發七條新聞，下班時間埋頭研究『巴拿馬文件』。」
「你看我們的辦公室就知道，ICIJ預算也不多。我也希望薪水能多點呀。」開朗的菲茨吉本斯臉上，閃過了一絲苦笑。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Simon、Cate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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