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三月初的一天，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主管杰勒德·赖尔（Gerard Ryle）接到一通来自慕尼黑的电话。“杰勒德，我们拿到一些有趣的资料，简直难以置信，你一定要来亲眼看看！”电话那头，《南德意志报》记者、ICIJ长期合作记者巴斯蒂安·奥伯迈尔（Bastian Obermayer）用近乎狂喜的语气说。
“那是一个绝佳时机。” 赖尔对端传媒记者回忆说。他此前负责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项目刚告一段落，满怀成就感之余，正在办公室发愁接下来有什么调查可做。“瑞士解密”揭发了汇丰银行帮助政要富商黑帮等在瑞士设立秘密账户。
ICIJ总部设于华盛顿，与白宫仅隔一个街区。办公室设在一家外观低调的写字楼里，招牌只有巴掌大，装潢稍显陈旧。总面积不到80平方米，只有七名员工在此工作，共用五个工作间。
正是这家看起来有点穷酸的非盈利组织，近年来接连推出了离岸解密（Offshore Leaks）、中国解密（China Leaks）、卢森堡解密（Luxembourg Leaks）、瑞士解密（Swiss Leaks）等轰动世界的重磅报导。长不到十米的门廊墙上挂满了各大新闻奖状，草草地贴着上述报导的发黄剪报。
接到《南德意志报》电话之后，赖尔顾不得理一理案头上堆积如山的上一项调查档案，马上订了飞往慕尼黑的机票。
无名氏与普罗米修斯
“嗨，我是无名氏（注：原文为“John Doe”，可以理解为“再普通不过的姓名”，或“无名氏”）。你们对数据感兴趣吗？”
“我们非常感兴趣。”
在奥伯迈尔的办公室里，赖尔第一次读到了记者与线人的对话。线人不要求任何经济回报，只要求对话加密并保密，并且永远不与记者会面。被问到泄露档案的动机，线人回答：“我想要揭露这些恶行。”
奥伯迈尔此前多次参与金融丑闻调查，经验告诉他需要与线人建立网上接头暗号。在“巴拿马文件”传输中，奥伯迈尔会问：“天气晴吗？”线人回答：“月亮正在下雨”，或其他只有他们知晓的奇怪答案。除此之外，奥伯迈尔对这桩大案的线人一无所知，甚至无从想象。
与奥伯迈尔见面，赖尔虽然无比兴奋，但出于职业本能，他的第一个想法是：等等！一个匿名线人？要如何确保资料是真实的？
线人提供的资料来自一家名为Mossack Fonseca的律师事务所。而在一年前，ICIJ从一个另一来源也获得Mossack Fonseca的部分交易资料，并已经多方查证属实。赖尔调动记者们抽取两批资料中的重合文档比对，发现完全吻合。他们又随机抽取新文档，核对事实。例如翻查离岸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记录，证实线人文件中提及的公司，在当地确有记录在案。
“我们抽查了部分文件来核对其中的信息，发现并没有与事实相悖的地方，可见这批材料的真实性值得信任。”赖尔对端传媒说。
然而，赖尔第一时间还未预见到，这将是一则大新闻。“我当然很兴奋，但也有点忧虑：‘又是离岸公司啊？’”其他同类调查才刚结束， 赖尔担心很难说服国际媒体合作伙伴，短时间内再度聚焦相似的话题。行业经验超过30年的他深知，采编团队追求话题上的新意。
“这个新闻如果要做，资料必须要比之前的解密更有料。”
事实证明，赖尔的担心是多余的。就像拧开了水龙头似的，神秘线人分批提供了大量关于Mossack Fonseca离岸金融业务的详实资料，牵涉面遍及全球。
当传来的资料大小超过60G、即离岸解密案创下的历史记录时，奥伯迈尔得意地向赖尔炫耀：“你看！我拿到的密件现在是世界最大宗的！” 赖尔顾不上生气，只想卷起袖子挖猛料，冲劲奔腾。“我们有调查经验、方法、人脉，我们就是缺数据，而奥伯迈尔要跟我们分享这批数据，简直完美！”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他们都没有料到的是，这批解密材料最终达到1150万份、2.6TB，直到2016年三月，还有新资料传入。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只是总量的一小部分。”向端传媒记者回忆时，赖尔把拳头放在十米长桌的一头示意。
ICIJ记者威尔·菲茨吉本斯（Will Fitzgibbon）清楚记得，刚从慕尼黑返回华盛顿的赖尔，在办公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我们大家都连忙凑到他的电脑前看。”赖尔在加入“巴拿马文件”资料的ICIJ数据库中试着搜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个亲属的名字，居然发现他通过Mossack Fonseca设立了离岸公司，很可能用于藏匿阿萨德家族的财富。
“那一刻，我的心情混合了兴奋和‘我的天啊’，” 菲茨吉本斯回忆说，“如果这不是大新闻，什么才是大新闻？”
“巴拿马文件”牵涉国家之多之广，让菲茨吉本斯震惊，连只有十万人口的岛国汤加，都有公民牵涉其中。
同时，许多客户十分直白地表达逃税意图，“有的邮件里直接写：‘奥巴马要上台了，我不想付那么多税，替我想想办法吧。’”
为保密起见，ICIJ为“巴拿马文件”项目起了个代号：普罗米修斯——并非源自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而是因为负责取名的记者是个《星际迷航》（Star Trek）迷。普罗米修斯是电影中一艘星舰的名字。
ICIJ迅速向长期密切合作、分布在全球各地的50名调查记者发去江湖密电：“速来华盛顿碰头。”
370名记者与Taylor Swift
“你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50名记者按耐不住的兴奋。” 菲茨吉本斯站在会场的后方啜着热咖啡，惊叹于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ICIJ小小的办公室自然挤不进50人，他们租用了国家记者中心的会议室，开了一整天的会。全部记者都是自费前来华盛顿，曾经多次并肩作战的他们，为了新的战斗再度聚首。
看到这股热情，赖尔松了一口气，这批核心记者将成为训练新加入记者的主力军。不久后，他们在慕尼黑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两日会议，为各地记者提供了多语言的技术培训，接着又在伦敦和约翰内斯堡聚头。
线人资料源源不绝传来，调查团队也持续招兵买马，记者团队最终达到370人，其中有资深记者，也有较年轻的新血。“囊括各个年龄层，”赖尔说，“包括我在内的年纪较长的记者，一开始需要更多技术指导。”
为保证机密不外泄，记者们使用ICIJ加密论坛和加密邮件沟通，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报导。“共识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必须的培训。”赖尔说。
菲茨吉本斯负责非洲部分调查，为了配合跨国沟通，30岁的他养成了晚上9点半睡觉、清晨5点起床的生物钟，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工作邮箱。“朋友们都觉得我变得没那么有趣了。”他笑说。
合作过程中，难免遇到个性突出、较固执己见的人。“但大家最终都愿意为了一个伟大的调查项目，作出一些牺牲。” 菲茨吉本斯说。
在项目的攻坚阶段，他在半夜三点起床与非洲记者开会，有时甚至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ICIJ的同事们也都卯足了劲。
他形容，当时办公室需要“很多咖啡、披萨、啤酒”，“偶尔再加一点Taylor Swift和爵士音乐。”
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名记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进行研究与取证，没有走漏任何风声，像一支拉足了弓的箭，时机精准地射穿靶心。
怎么保证参与记者不会说出去？“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参与项目的ICIJ特约记者Cate 告诉端传媒，记者的集体自律来源于大家对于公众利益至上的共识，“而且有不少记者是曾经就参加过类似项目的，有一定信任度。”
“你最近在忙什么啊？”
“嗯，就还在做关于税收的调查。”
过去一年，菲茨吉本斯只能这样笼统地回答所有亲友的提问。
参与“巴拿马文件”调查的每个记者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对最亲密的家人朋友，都不能走漏风声。在工作场所，也要保持低调，不与无关的同事提及“巴拿马文件”。
以《南德意志报》为例，“巴拿马文件”调查由五人团队负责，上司虽然知晓调查内容，但无法获取具体数据。即使有媒体或个人合作方提早完成调查，也要遵守统一发布时间的约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违反禁令抢报，以后就没有机会参与如此重要的调查新闻项目。
参与“巴拿马文件”调查的媒体超过一百家，规模大小皆有，囊括报纸、周刊、电视、网媒等媒介。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寥寥几家美国机构参与了此次计划，其中包括了两家地方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先驱报》、着重年轻次文化报导的网媒Fusion、西班牙语电视台Univisión等，却不见《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大报。
在“巴拿马文件”出现前，ICIJ曾跟上述报章接洽，但未能达成合作。菲茨吉本斯指，ICIJ专攻跨国调查，“但不一定每家媒体都能接受这一合作形式。”
“巴拿马文件”调查计划并没有中国内地记者参与。2014年初发表的“中国解密”调查中，曾有一家中国媒体受邀参与项目，但因受到官方压力，被迫中途退出计划。当时参与调查的香港《明报》，这次也无受邀加盟。
“在中国，我们很谨慎挑选合作伙伴。”赖尔称，这次报导中，ICIJ没有邀请任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媒体合作。
唯一参与的华文媒体台湾《天下杂志》则专注台湾部分的调查。
在“巴拿马文件”前，ICIJ曾与《南华早报》接洽，“但他们似乎没有与我们合作的兴趣。”赖尔说。被问到在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收购《南华早报》后，ICIJ会不会再与其合作，赖尔没有给出绝对的答复。“我不知道，我会再三考虑。” “巴拿马文件”曝光的三日内，《南华早报》英文版均未在头版刊登相关报导。
“中国卷”三人调查组
2015年三月，正在《南德意志报》慕尼黑总部办公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吉森（Christoph Giesen）被两位同事叫进一间办公室，他们顺势带上了门。“我们两个拿到了一些数据，但已超过了我们能处理的规模，你能来帮忙吗？”同事奥伯迈尔和弗雷德里克·欧博梅尔(Frederik Obermaier)开门见山地说。
当下，吉森心头闪过一丝新闻上门的兴奋，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和不安。吉森并非数据调查新闻的新手，他曾参与过多起数据解密事件的报导，其中包括2014年的“中国解密”。中国离岸公司解密，多名中国高官的亲人、中国富豪，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隐形财富。
2015年8月接手巴拿马项目后，吉森专注于中国和朝鲜的调查，与另外两名记者组成了中国调查的三人团队。三人在调查期间从未聚齐一地，只以三个方式作线上交流：ICIJ设立的加密论坛、加密电邮，以及每周的Skype会议。
三人之一的Simon，2014年就曾参与ICIJ“离岸解密”相关调查项目。当时面对的数据库大小是260GB，这一次的“巴拿马文件”则是2.6TB（1TB=1024GB）“开始是没有概念的，做的过程中才发现那是浩瀚的数据库。”Simon说。
“巴拿马文件”的字数是圣经的五百倍以上，即便ICIJ建造了数据库，在一片数据汪洋中找新闻仍然犹如大海捞针。
在上世纪的解密案中，泄密者通常只给记者几份关键资料，手把手指出有价值的新闻内容。然而，在数据更容易被复制和传送的年代，记者接收到的资料则是浩如烟海，更加考验记者筛选、理解和分析资料的能力。
三名记者很快发现，不可能逐一读完海量资料。“于是调查的思路转换为：我们想在其中找到哪些名字？”吉森对端传媒回忆道。
他们很快确定目标，要将调查重点放在各国读者都极其关注的中国人身上：太子党。 三人在一个月内，列出了感兴趣的中国权贵及家人的名单。再花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在数据库中逐一搜寻姓名。
“翻看合同内容的工作枯燥无味，但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这篇报导会受到广泛关注，造成极大影响。”
调查最困难的部分是，他们要排除中文拼音名的重名问题。“姓李的人，多过德国人口。姓张的人，超过法国加上英国的总人口。”吉森感叹说。
三名记者通过人物亲属关系约莫估计调查对象的年龄段，然后比对身份证号码，确认同名者是否符合其调查对象的年龄特征。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中包含了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仍有大量无法排除重名、百分百确认身份的线索，他们选择不予报导。
到了2015年11月，他们基本确定了重点调查的八人名单。
其中，李小琳、邓家贵、薄谷开来、李紫丹等人，曾经出现在两年前吉森参与的“中国解密”的报导中，相关报导同样揭露了中国权贵在设立海外离岸公司。“这是由于这些人拥有不只一间离岸公司，跟多家律所打过交道。”吉森解释说。
根据吉森的判断，两起解密的资料并不是来自同一个线人。“中国解密”中，线人将一张硬盘寄到ICIJ，档案来自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手法和内容都与“巴拿马文件”迥异。
乍看涉案者的名单，你或许会觉得与中国解密的雷同，缺乏惊喜，但在吉森看来，“巴拿马文件”拼凑出资金流向的完整画面，缕清关键事件的前因后果，揭示了被中国权贵广泛使用的转移资金惯用手法。
1994年，李小琳和丈夫在英属维珍群岛设立离岸公司，以公司名义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借此掩盖公司和真正开户人的关系。当时，李鹏仍是国家总理。 “可以清晰看到，李小琳的意图就是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瑞士的银行账户。”吉森说。
“巴拿马文件”还显示，李小琳夫妇的公司多年来使用不记名股份（bearer shares）来隐藏公司所有者的身份。股份所有者无需登记在案，亦无需申报股份的转移，谁拥有一张纸片般的股份证明，谁就是公司的所有人。
另外，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通过Mossack Fonseca先后设立了三家离岸公司，都只使用了大概三年时间。吉森认为，这显示一家离岸公司只用于某一两桩业务。“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用公司来做什么，但可以看到使用离岸公司的套路。”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上述三家公司处于沉寂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家律所的资料，”赖尔说，“而像Mossack Fonseca这样的公司，全球有800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通过其他律所设立了类似的离岸公司。”
“巴拿马文件”还显示，离岸公司让“红色贵族”得以匿名投资。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Jasmine Li）2010年建立离岸公司，当年她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一学生。她拥有的两间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转而在北京投资子公司，涉足房地产和娱乐生意。“如果没有巴拿马文件，没有人会知道她实际控制了好几家中国公司。”吉森说。
“巴拿马文件”还揭露了薄谷开来案的更多细节。谋杀英国商人Neil Haywood的犯罪事实暴露后，薄谷开来曾供述杀人一大动机就是，后者知道她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离岸公司Russell Properties S.A.以藏匿巨资的细节，若消息曝光，将给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施以致命一击。在此之前，商人徐明以购买一家钢铁厂的虚假名义，绕过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就是将320万美元资金先转到了Russell Properties S.A.，再透过另一家法国公司，买下送给薄家的法国豪宅。
通过“巴拿马文件”可见，薄谷开来在谋杀了Haywood之后，急于处理掉离岸公司这根心头上的刺。谋杀案发生两周后，薄谷开来就匆匆将其股份转移到法国籍亲信Patrick Henri Devillers名下，以便更好地掩盖身份，或让Devillers更快地毁灭资金踪迹。
如果有依法向本国税务部门通报，设立离岸公司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吉森认为，中国权贵创立离岸公司，并非用于商业用途，而是想方设法掩盖资金所属与流向，绕过国内往海外转移资金的限制。“而且，这些钱从哪来？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离岸空壳公司？”他问。
随着“巴拿马文件”调查持续进行，这给吉森这样的记者带来更多骄傲。但是，在地球另一端，另一个参与项目的记者Cate，却是心情复杂。
她也是调查新闻的老手，但 4月3日一早，看到自己参与的新闻铺天盖地席卷所有网站和社交平台，“第一反应就是惊讶”，Cate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威力——“巴拿马文件”公布不到24小时，冰岛总理宣布辞职，而这可能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看到那么多人关心很受鼓舞。”自豪之外，更多是担心。在Cate负责调查的对象国家，当局对这样的新闻极其敏感，她有些担心，自己今后前往这个国家会有障碍。而她并不是这个项目中唯一有此感受的记者。不少人面对的，都是严密管控信息的政府，项目完成之后个人命运不是没有隐忧，因此，一些记者虽然参与了调查，但并不希望公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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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说说，这个调查叫什么名字好？”
今年初，ICIJ的加密论坛上，出现了这条帖子。记者们最终以民主投票，定下系列报导的名称：“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延续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叫法，也与之前规模相对较小的解密（leak）系列作出区隔。
最终选定的发布日期也是各方协商的结果。“本来商定是三月发布，但德国有地方选举，不希望模糊焦点，想推迟发布。”赖尔解释说，当初商定日期时，无人能预料难民议题发酵，使德国地方选举备受关注。然而另一方面，三月中旬，巴西爆发反政府大游行，巴西合作方希望能提早发布“巴拿马文件”，进一步推高贪腐讨论的热度。
规模如此庞大的环球协作，更要求各方作出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协调出多方皆可接受的决定。他们最终商定，在美国东岸时间4月3日发布系列报导。定在周日发布，让各地报章能在周一及时报导之余，也能满足一些周刊的需求。“德国地方选举尘埃落地，复活节假期也已过去，愚人节的玩笑刚落幕，是又一个绝佳时机。”赖尔说。
对他来说，这个日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意义：“巴拿马文件”报导发布日期恰巧与2年前离岸解密是同一天。“都是之前的努力，引领我们走到这里。”赖尔认为，若不是之前的项目训练了他们数据调查和环球协作的能力，ICIJ不可能领导此次调查。
“巴拿马文件”公诸于众的一刻， ICIJ的职员们聚首在办公室，紧盯上线状况。赖尔独自在BBC的摄影棚里，准备接受直播采访。他紧张得手心冒汗，却又努力说服自己，发布不会出差错。“就是按一个键的事情。”
这注定是一次引发全球舆论爆炸的按键，非议亦随即而来。若政治人物合法使用离岸公司获利，报导对他们是否过于苛刻、有失公平？赖尔认为，报导聚焦政治领袖，是出于满足公众知情权。有许多政治人物，从来未向公众公开其通过海外避税获利的事实。例如曾矢言打击海外避税、增加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透明度的英国首相卡梅隆，被爆出亡父涉嫌避税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卡梅隆的错误在于，他最初五次矢口否认获利，随即又改口。”赖尔说。
虽然政治人物成为众矢之的，赖尔反复强调，报导要批判的是海外避税系统，而不是个体。这与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强调的调查精神不谋而合。
海外离岸金融系统存在明显的漏洞，合法和非法行为并行不悖，滥用这套系统来逃税、洗钱、贪腐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个系统居然是合法的，这才是最该让我们惊讶之处。”赖尔说。令人胆寒的是，“巴拿马文件”只曝光了离岸金融交易的冰山一角。
在调查发布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特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事件关键并非开离岸公司合法与否，而是法律本身设计存在漏洞，一些人只要雇佣的律师和会计够多，就能逃掉一般民众必须承担的缴税义务。
另一方面，本轮报导中，甚少涉及美国的内容。“美国特拉维州就是一个避税天堂，何必要跑到巴拿马？” 菲茨吉本斯笑说。而且，美巴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巴拿马政府需要向美国相关部门通报其公司、信托等所有权资料，所以希望避税的美国人即使瞄准海外，也通常别有他选，例如英语普及、法律制度相似的开曼群岛、百慕大等。
菲茨吉本斯还透露，五月初将有新一波报导出炉，将曝光更多美国、亚洲和东欧的内容。而且，“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姓名和公司名单将会公诸于众。
调查发布后五天，ICIJ的记者们在华盛顿一家汉堡店庆功，却没有人敢松一口气。“我担心一切，报导角度、内容细节、批评……” 除此之外，赖尔还要轮番接受采访，为ICIJ争取曝光，但他强调，ICIJ接受的组织或个人捐赠，从不与具体项目挂钩。
ICIJ的小办公室变得比往常热闹多了，安保层级也相应提升，专门安排了保安在楼道驻守。但目前为止踏足的访客，都是蜂拥而至的记者。
在大西洋彼岸的慕尼黑，唯一与线人存有联系的奥伯迈尔，亲手销毁了用于跟线人联络的手机与电脑硬盘。
在地球的另一端，吉森正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寻合适的公寓。他刚被派驻到北京，将负责财经报导，亦将继续关注中国权贵的离岸公司。酝酿长达一年的调查成果发表，吉森心头落下一块巨石：“我感觉妙极了！”
数小时内，“巴拿马文件”一词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内被全数抹去，在微博和微信成为禁词，在搜索网站百度搜寻，则会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指报导“捕风捉影”。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德国外长会面后表示，中国政府“有意搞清‘巴拿马文件’细节”。
这一切，不在吉森的意料之外。他预料到，报导只会在中国引起小范围的讨论，然而，这不意味着报导的重要性打折扣。 “它揭露了政府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吉森说，“而他们的反应恰恰证明，我们的报导是正确的，他们为之恐惧。”
《环球时报》发表了标题为“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社评，指“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新手段。几小时内，这篇文章亦被移除。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赖尔说，他不会回应阴谋论。“我们只能继续做好报导。这是重要的新闻，别人不做，我们就来做。”
至于中国政府会否对他本人和报导作出进一步反应，吉森自己心里也没底，连着说了好几句“不知道”。“我今天刚去了外交部的记者会，一切正常。边走边看吧。”
由于分隔三地，负责“巴拿马文件”中国调查的三人团队没法聚在一起喝杯啤酒庆祝。但吉森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未来数据调查记者庆功的机会将源源不断。
“如果你在三、四年前问我，这（“巴拿马文件”）会不会是千载难逢的大新闻，我会说是。但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解密事件接连发生， 未来将有更多能接触到关键材料、有道德底线的泄密者挺身而出。”作为数据调查记者，他为之振奋，但同时深感任重而道远。
“如今是数据调查新闻的黄金年代，而且，它才刚刚揭开了帷幕。”吉森说。
但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媒体精简人手、紧缩开支，弃“慢新闻”而投向速食报导。 调查期间，吉森必须兼顾日常常规报导。菲茨吉本斯说，甚至还有记者只能在业余时间从事调查，“上班时间发七条新闻，下班时间埋头研究‘巴拿马文件’。”
“你看我们的办公室就知道，ICIJ预算也不多。我也希望薪水能多点呀。”开朗的菲茨吉本斯脸上，闪过了一丝苦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Simon、Cate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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