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裏這位老人，用四分之三的側臉對着觀看他的人，黑色的毛衣包裹他微微佝僂的身子，白色的襯衫領子翻在外頭，笑瞇了的眼神和煦如陽光。這神情特別般配3月12日在台灣世新大學一整天的追思、研討會上所有人對他的稱呼：老林。
「老林」就是「老林」，從同學、同儕、保釣戰友到學生、家人，沒有人客套地稱他林老師、林先生、林教授，甚或他的全名：林孝信。
在台灣，林孝信這個名字長期和「保釣運動」聯繫在一起。的確，1971年在美國爆發的「保釣運動」，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他的骨灰也預訂5、6月間出海灑向釣魚台。但「保釣」卻不是他人生的多個志業中最早出現的一部分。
一生志業，創辦《科學月刊》
林孝信1944年出生，大戰結束後在台北度過了6年童年時光，接着跟隨父親的工作搬到宜蘭，一直到1959年才再回到台北進入建國中學，之後保送台灣大學化學系，再轉進自己更有興趣的物理系。
從建中到台大物理系，林孝信經常苦於找不到簡明扼要的科學普及書刊，因此到了大學，能讀原文書之後，林孝信和同學就在當時的《台灣新生報》創辦了《中學生科學週刊》，這也是他後來一生的志業《科學月刊》的前身。
1966年林孝信台大畢業，服役後前往美國留學，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在美國，他開始籌辦《科學月刊》，1970年創刊號在台灣發行。
「這是你的雜誌，不是我們的雜誌。不要被動地等待我們出什麼文章，便讀什麼文章。積極主動地把你的看法，你的要求，你的困惑寫出來，讓我們這個社會共有這份刊物罷！」
為了經營《科學月刊》的需要，林孝信在同事之間發行了《科學月刊工作通訊》，以此建立一個聯繫網絡。但1971年，包括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日本和中國三方對釣魚台列嶼的領土歸屬發生衝突，激發了日後影響深遠的「保釣運動」。在當時，林孝信主辦的《科學月刊工作通訊》原本是為了聯繫《科學月刊》的作者、編輯群之用，此時搖身一變成了串連保釣人士的機關刊物。
林孝信從保釣發動之初就一路參與。1971年1月和4月，保釣人士在美國舉辦兩次大遊行。日後釣運成員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前者又稱「祖國派」，認同當時施行社會主義的共產中國才是人類的希望；後者又稱為「革新保台」派，他們的政治立場較接近國民黨，但因為當時在台灣的蔣中正政權需要美國在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別是當時迫在眉睫的危機：「聯合國席次保衛戰」。
1971年4月7日，蔣中正在日記裏寫到了對釣魚台危機的處理方針：
「該列島之主權在歷史與地理上而言，其屬於台灣省的乃無問題，亦無可爭辯。……此事不可能以軍事解決，以我此時無此能力駐防該列島，如我力分散，則徒為共匪所乘，則我現有基地且將不保矣！」
蔣中正的顧慮，反映在對美、日交涉瞻前顧後的姿態上。這讓保釣運動的「戰報」毫不留情地痛罵：
「蔣政權，蒙喳喳，發表聲明軟趴趴；
日人一聲吼，群官滿地爬；
三歲小兒知廉恥，群眾大會叫哇哇；
人民憤怒齊聲喊：幹掉這群老王八！」
立場接近國民黨的「保釣右派」此時受到無情批判，海外保釣運動的話語權大半落入親共產中國的左派手中。當時最具指標性的事件，是5位台灣留學生受邀訪問中國兩個月，他們是李我焱、陳治利、陳恆次、王春生和目前仍在台灣報端撰寫專欄，指點時政的知名導演王正方。
這5人參訪了廣州、上海、南京、山西大寨和工廠、學校，解放軍營區等，「見證」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優越性」，並且參加了「十一國慶」慶典。11月23日，總理周恩來親自接見這5人。經過這場訪問，海外「釣運」逐步轉變為「統（一）運（動）」。釣運左、右派分裂，一方面寄託共產中國，另一方打着「革新保台」的旗號，成員回到台灣學校或黨政體制內工作。
相當一些保釣分子在這個局勢大動盪的過程，並沒有忘記對台灣的關懷……他們又說，主張社會主義就應該支持台灣勞工，農民以及其他弱勢者的抗爭，才符合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換言之，保釣運動應以關懷與支援台灣內部人民的奮鬥為方向。
在釣運「左右分裂」時，另有一批台灣保釣運動人士沒有向左轉或者向右靠。林孝信就是這批「中間派」的靈魂人物。相對於保釣左、右派各自背靠一個政權，中間派不僅沒有奧援，甚至受到政權打壓。
保釣運動中間派，淪為政府黑名單
林孝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註銷了中華民國護照，成為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由於他也不願意申請美國綠卡，於是成了沒有身份的「黑戶」。很長一段時間他靠着30個朋友，每人每月資助100美元度日，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的資格也喪失了，他只能成天在芝大圖書館讀書度日。
既然不願靠左，更不願傾右，林孝信默默地把「中間派」的保釣能量轉向對台灣民主化前途的關懷。他在美國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美國舉辦大量的座談會和夏令營。關注鄉土文學、環境運動、原住民權益，以及聲援在台灣遭到當局整肅的政治犯，背後都有「支援會」的力量。
1984年7月，支援會在密西根州（香港翻作密歇根州）舉辦了3天的夏令營，這場夏令營最特別的一項「議程」是：林孝信和陳美霞的婚禮。
「當大家回顧我爸這個人，我不希望大家看到他只是一個犧牲奉獻的『超人』。他其實個性很急，是個一急起來無法溝通的人。……但這也是他『完美主義』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林嘉黎在紀念會上講述着她的父親。她和妹妹在林孝信流亡芝加哥期間先後出生。林孝信教育孩子的態度，一樣很「物理學」。林嘉黎回憶：
「他的『完美主義』，表現在教我開車時，他會告訴我：前頭有車時就不要再加速了，否則到時得要花更多的能量減速，沒效率。……甚至，家裏洗好的碗盤該怎麼擺放才能最有效地運用空間，都是他精心算出來的。」
林孝信之所以被迫滯留海外多年，導火線當然是整個釣魚台運動的「左轉」。林孝信雖然沒有附和後來「釣運轉向統運」的發展，但他關注、論述台灣民主化發展的思想底蘊，卻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這讓台灣國民黨政府對林孝信格外忌憚。
當年也在美國參加保釣和支援會，如今仍然活躍台灣社運界的鄭村棋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說，林孝信代表的「中間派」，希望走「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所以回到台灣之後就搞勞工、階級運動。」
儘管保釣不可能迴避「國家主權」這個問題，但鄭村棋相信，「我們應該可以超越統獨」。具體的「超越」就是對資本主義掠奪世界的反對和對抗，這是左翼的精神。更是當年保釣運動之後開枝散葉的成果，「至少老林有一部分認識，是要走這條路的」。「中間派」因為不跟任何一方的國家機器結合，所以看來勢孤力單，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是。「但今天回頭看，搞不好這條路才是正確」。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台灣的「兩蔣」時代劃下了句點。隨着民主化的推進，1988年11月，林孝信獲准返回台灣，也將支援會的關懷和思想底蘊帶回了台灣。
「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新的洞見，就如當年列寧的洞見一樣。做一個左翼，不能被現狀所罩。從第三世界被壓迫，而且愈來愈嚴重此一基本事實出發，我們相信反抗總會從某些角落冒出來的。我們沒有理由過份的悲觀，而應致力於『反抗從我處冒出』的準備。」
1999年，林孝信在台灣創辦《左翼》雜誌，希望藉助這個平台，讓台灣的左翼群體能夠進行對話、討論，以形成共識。具體的行動則是投入勞工階級的組織、串連和發展，希望能夠發展出成熟的組織力量。緊接着是一連串針對勞工、農民、遭迫害的性工作者權益的運動、抗議和遊說立法行動，這堪稱台灣近年近30年社會運動最重要的起點之一。
陳崇真是世新大學「釣魚台公民教育專案」助理，被視為「保釣」的年輕一輩。他在紀念研討會上說，自己從「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中理解保釣運動，「如果要了解台灣社運，必須從保釣運動開始。但現在的年輕一代，多數人都只談『野百合』（編按：指1990年3月發生在台灣的學生運動）。」
在此同時，林孝信也投入他所稱的「知識解放」運動，具體表現在各地「社區大學」的籌辦。他主張社區大學不必設入學限制，因為知識不應該只專屬於「考得起好大學，並且付得起高學費」的少數社會菁英及他們的子弟。知識具有公共性，不應該私有化，過度「私有化」的保護措施，事實上就是一種不公不義。
釣運轉向統一運動，台灣社會漠然
回到台灣後，保釣仍然位在林孝信的關懷的核心領域裏。在2011年保釣40周年後，他開辦了「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從資料展、巡迴演講到研習營。但陳崇真說，台灣社會對於保釣運動始終冷漠，對林孝信的打擊很大。
保釣運動在台灣推展不開，根源恐怕仍然來自海外保釣運動日後很大程度轉為「統一運動」。在台灣，熱中推動保釣運動的人士、團體，也大都帶有鮮明的中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鄭村棋受訪時，同意台灣保釣運動陷入了某種困境。他分析當年的海外保釣運動，特別是林孝信這一支，就是要回答一個問題：保釣是個愛國主義，但「你到底愛哪一國」？當年的大方向是往左翼走，因為國民黨是右翼政黨，當保釣青年發現國民黨的欺騙性和不足時，他們就往中國去，當時的中國是左的。
「但現在的中國政府，十足是個右派。」鄭村棋分析，當年海外保釣的人士，當年最激烈的就是直接到中國去服務，沒有去，還在台灣這一批老保釣人，也比較親中、反日和反美的。這和一般主流輿論詮釋下的「台灣利益」是違背的。
但鄭村棋也直言，自己不同意上頭的所謂「主流論述」，也就是壓迫台灣最深的是中國。「我還是認為壓迫全世界最深的是美國」，但反帝、反美不等於台灣就要「親中」，就要「被統」。 如今談保釣，掌握的是它「左」的精神，仍要追求左翼的，社會主義的價值，但這一條路線在台灣沒有被突顯出來。
雖然和愛國主義必須有區隔，但為了彌補本身動員能力的不足。即使是林孝信這樣的「中間派」，在台灣推動保釣時仍然免不了要和親北京的政治、社會團體相結盟。鄭村棋對此很直白的地回答：「我不同意。」
鄭村棋說，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精神，是要去追問「愛國」的那個「國」，背後究竟是個什麼「國」？服膺左翼或者右翼路線？這是最重要的判準。一旦這個問題不突顯，還在國族主義的框架裏，台灣保釣運動就會落入困境。因為它沒有辦法處理「愛國主義」這個議題。
「只是，今天的會，更多是大家來紀念老林，就先不逼問這個了。」鄭村棋做了一個不太算結論的結論。
「為了台灣及兩岸社會將來的好日月，我們繼續傳承、發揚老林畢生投入的正義事業。因為老林的正義事業，就是我們的集體事業。」
世新大學大禮堂的舞台上，關於林孝信一生的「報告劇」逐漸進入了尾聲。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
一群身着黑衣黑褲的表演，一邊高唱着國際歌，一邊在舞台四處擺上一把一把種植着小樹苗的土壤，象徵林孝信「保釣」、「科普」、「知識解放」、「通識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志業，逐漸在台灣落地生根。但林孝信一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讓他在右派思潮佔絕對主流的台灣，成了一位光榮的「不合時宜者」，一如他的妻子陳美霞的一席講話：
「老林生命的終結，讓不同領域、不同世代、不同立場的許許多多朋友們，更清楚看見彼此，並且發現原來我們這些人，都與老林一樣，都擔憂着台灣社會的不公不義，不完美。都認同老林的終極目標：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以及沒有剝削的社會……」
話說到這，陳美霞忍不住哽咽，她吸了口氣，穩住了情緒，用堅定的語氣講完了最後一段話：
「為了台灣及兩岸社會將來的好日月，我們繼續傳承、發揚老林畢生投入的正義事業。因為老林的正義事業，就是我們的集體事業。」
陳美霞講話裏的「為了將來的好日月」，典出紀念中共黨員「劉胡蘭」的歌劇，是林孝信最喜歡的一首歌：
「過了臘月就是陽春。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咱受些風寒要的什麼緊，要的是什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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