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大狗，學者）
在一個關於「什麼讓你覺得祖國強大了」的知乎問題下面，有一個2023年的答案曾經這樣寫道（該答案現已刪除）：
以前：
鷹醬：兔子，你船上有違禁物品，我說你有你就有，我現在就要派人上去搜查。
兔子：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忍。
現在：
鷹醬：兔子，我懷疑你這船上有違禁物品。
兔子：你說得對，還真有，鷹醬我勸你少管閒事，否則去你西海岸放煙花，你也不想看到阿拉伯沙漠和西伯利亞高原長出數不勝數的無人機和防空導彈吧。
「鷹醬」和「兔子」來自民族主義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分別指代美國和中國。這裏對於當下中國外交和軍事實力的想象，當然是誇大的（中國並不能號令俄羅斯和阿拉伯國家共同挑起世界大戰），但卻也代表了民族主義者關於「祖國這麼流氓我就放心了」的流行敘事。而這種「中國崛起」的想象，又與作為對照的「以前」分不開。
這裏提到的「上船搜查」事件，指的大概是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當年7月，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所屬集裝箱貨輪「銀河號」，自天津出發駛往迪拜方向。在貨輪出發後，美國政府稱，有確鑿證據證明該貨輪將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美國隨後派出軍艦和直升機進行跟蹤監視，並截停銀河號。隨後，在兩國交涉下，美國放棄上船搜查，同意由第三方進行檢查。最終，銀河號接受了沙特人員的檢查，並未發現化學武器材料。
該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爭議。一種看起來較為可靠的說法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華裔導彈科學家華棣（此人在1999年在中國訪問時被逮捕，並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他表示，根據自己的內部消息，銀河號起初的貨運清單上的確有化學品，而中國政府並不知情。在中國政府獲知此消息後，就阻止了這批化學品裝船。美國則在得到此情報後沒有先行與中國交涉，而是直接公開問罪，試圖羞辱中國，但最終反而讓自己的情報部門難堪。
無論如何，這一事件被當時和後來的很多中國民衆視為中國外交和軍事的失敗，甚至成為一種「國恥」記憶。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說，九十年代充滿了屈辱的回憶：除了銀河號事件之外，中國還經歷了申奧失敗，台海危機，大使館被炸，為了加入世貿組織而進行的談判也被很多人認為是屈辱的讓步。
但同時，九十年代也是中國與世界交往加深的十年：八九之後的制裁被突破，改革重啓，「與國際接軌」成為了新的時代口號，甚至在安全領域，中國也開始逐漸捲入各地區的紛爭和衝突之中。實際上，中國在九十年代走出孤立的過程，也是後來民族主義「崛起」敘事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由於中國在這一時期開始干預中東等地的國際事務，才讓後世可能形成中國能讓「阿拉伯沙漠長出防空導彈」的想象。
這些變化體現的，是中國在九十年代國際和國內戰略的一種雙向運動：在國際領域，為了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中國需要不斷加深與世界的接觸，需要向國際社會表達出「接軌」的願望，讓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相信中國願意遵循已有的規則。但在國內，為了維護政權穩定、防止「自由演變」，中國不得不訴諸於激進的民族主義，渲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意，同時讓國內日漸民族主義的公衆（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專制主義國家）相信，中國不需要遵循、甚至有意願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
這一層矛盾，貫穿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外交，並且至今仍影響着中國的走向。
突破封鎖：睦鄰友好與第三世界外交
在八九後的年代裏，中國的領導人和學者才開始意識到，建構一種新的主權理論有益於打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敵意。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中國在九十年初期的首要任務，都是面對1989年的餘波。國內的不穩定自不必說，在國際領域，中國政府派軍隊屠殺和平示威者的行為引起了西方國家道義上的憤怒。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美英法德等多國立即以嚴厲的措辭譴責了中國的行徑。
隨着譴責一同到來的是經濟上的制裁。美國於6月5日中止了對華武器出口，並要求重新審核兩國之間的各項協議。隨後，美國還表示，將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上反對對中國發放新的貸款。歐盟各國和日本也宣布了對中國的各項制裁。其中，當時中國貿易的重要夥伴日本宣布，對中國的出口必須經過逐項審核之後才能放行，並凍結了一筆57億美元的鉅額貸款。
西方發達國家，在八十年代是中國最主要的外交對象。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經驗、引進先進技術，被以經濟改革為主要目標的鄧小平政府當作外交的首要任務。觀摩學習和貿易洽談，是中國領導人在八十年代外交出訪的主要內容。因此，六四後西方國家給中國施加的制裁，不可謂不嚴重。
但中國領導人們這時也意識到，無論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多麼重要，它們畢竟不是國際政治的全部。在八十年代，中國為了經濟發展，大致上放棄了對經濟不那麼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儘管這些國家曾經是毛時代外交的主體，是曾經「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兄弟」國家。而在八九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態度急轉直下，而東歐陣營已經不復存在，中國無法指望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聲援。於是，第三世界國家重新進入了中國領導人的視線。
同時，中國也預判到，西方國家可能會將對中國的譴責交付聯合國大會，甚至在國際組織裏提出對中國的制裁方案。因此，爭取非西方國家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支持就更顯緊迫和重要。
或許可以稱為巧合的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正是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挑戰西方政治道德準則的時刻。在西方政治哲學的框架裏，無論是支持專制主義的霍布斯、代言自由主義的洛克、還是具有早期社會主義意味的盧梭，其主權思想都是基於個人將自身權利向國家的讓渡，即契約關係。這種契約關係衍生出的一種推論是，人權是主權的基礎，而這導向了二十世紀（以及當代）普遍認同的「人權高於主權」思想。但在二十世紀後期，第三世界國家逐漸出現了對「主權」的新理念。這種理念被一些學者稱為「防禦性主權」（defensive sovereignty），近似於啓蒙時代前的絕對主權觀念，但其理論基礎不是「君權神授」，而是「國家」的「生存權」，認為國家在面對安全威脅時必須強化對人口的控制。對於第三世界學者而言，對國家生存的威脅主要來自西方國家，尤其是前殖民宗主國對新生國家的持續干預。
對今天的中國讀者而言，這種「防禦性」主權的理念顯然比較熟悉，因為它已經被很多中國國家主義學者用來論證中國政權強制性權力的合法性。但中國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後殖民國家，對該理論的採用實際上也相對較晚。在八十年代，中國出於毛時代「反霸權」話語的殘存遺產，偶爾會在聯合國等場合對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觀念表示贊同，但無論在政策還是學術層面，都並未認真討論過這類理論。
只是在八九後的年代裏，中國的領導人和學者才開始意識到，建構一種新的主權理論有益於打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敵意。他們也預期，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冷眼相對時，這些本身早已對西方政治理論和道德優越感不滿的國家可能會對中國表現出不一樣的態度。
九十年代初破冰外交的首要實施者，是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錢其琛在政治上主要的保護人是李鵬。錢其琛利用其與保守派的聯繫，讓本來可能會受到李鵬反對的靈活外交政策在領導層中獲得支持，並利用其豐富的外交手段促進國際社會對李鵬的接納。
九十年代初破冰外交的首要實施者，是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錢其琛在政治上主要的保護人是李鵬。五十年代，錢其琛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時，李鵬曾任蘇聯的中國學聯主席，而錢其琛則被委託照顧身為周恩來養子的李鵬。李鵬是八九民運主要的聲討對象和六四後國際（以及國內民衆）敵意首要針對的目標，但這並不意味着錢其琛與李鵬一樣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相反，錢其琛利用其與保守派的聯繫，讓本來可能會受到李鵬反對的靈活外交政策在領導層中獲得支持，並利用其豐富的外交手段促進國際社會對李鵬的接納。
1989年的一份政治局決議宣布，中國將會繼續與第三世界國家和「老朋友」的交往，並加大這一方面外交的力度。這一新的外交方針首先體現在了非洲。1989年7月，錢其琛出訪博茨瓦納、津巴布韋、安哥拉、贊比亞、莫桑比克和萊索托，而外交部副部長楊福昌則出訪了科特迪瓦、岡比亞、塞拉利昂和加納。在六月到十月的幾個月裏，非洲的多個國家陸續表示對中國「平息暴亂」的「理解」或「支持」，而中國外交官的出訪在這其中功不可沒。
1990年，錢其琛馬不停蹄地訪問了埃及、阿聯酋、蘇丹、伊拉克、敘利亞、沙特和約旦。1991年，他又回到了非洲，訪問了埃塞俄比亞、烏干達、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在一系列對非洲和中東國家的訪問後，錢其琛的外交終於也獲得了部分歐洲國家的認可和同情。1991年，在非洲四國的訪問後僅一個月，錢其琛從歐洲較為「邊緣」的國家入手，訪問了葡萄牙、西班牙、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希臘和馬耳他（波保匈三國已於1990年結束社會主義制度）。於是，在六四事件僅僅過去一年半之後，中國高層領導人就成功回到了西歐外交之中。1992年初，李鵬以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名義來到美國，並與老布什總統舉行了私人會談。這進一步標誌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外交封鎖正逐步瓦解。
八九後中國外交所尋找的另一個突破口，是中國的鄰國，尤其是與西方發達國家關係密切、同時又渴望與中國建立經濟往來的日本和韓國。六四事件後，韓國決定暫停與中國的建交談判。但這一中止並未持續多久。彼時的韓國與中國一樣，處在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彼此都渴望更多的貿易交流。這次中止最終只是象徵性的表示，並未讓韓國放棄中國的經濟利益。
1990年9月，亞運會在北京如期舉行，並沒有遭遇任何代表隊抵制。亞運會代表了北京「向前看」的決心，也表明了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認可。在亞運會後，中韓兩國立刻同意互設貿易代表。隨後的1991年，軍委副主席、曾任六四戒嚴部隊總指揮的劉華清訪問首爾，這是中國首次有高級官員訪問韓國。同一年，韓國和朝鮮一同加入聯合國，而這一進展的背後正是中國的支持。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
錢其琛在其回憶錄裏提到，中國很快認識到日本是「西方制裁中國的聯合陣線中薄弱的一環」。這一預估被證明是準確的。日本的確願意推動西方與中國之間的「正常化」，因為這樣既可以與中國繼續經貿往來，也可以通過讓中國緩和態度而在西方國家面前交差。
1990年1月，國務委員鄒家華受邀訪問東京，日本成為參與制裁的國家裏第一個接受中國領導人訪問的國家。在發出邀請之前，日方對北京表示，如果中國能夠解除自1989年5月開始的戒嚴令，將會極大推動對外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於是，在鄒家華到訪日本的前一週，中國宣布戒嚴令解除，算是在西方國家面前還了日本一個人情。在1990年7月的G7峰會上，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宣布恢復對中國的貸款，成為第一個對中國解除制裁的國家。此時距離日本宣布制裁只過去了一年。1991年8月，海部俊樹訪問北京，其間中國表示願意加入核不擴散條約。1992年4月，江澤民訪日；10月，明仁天皇訪華，成為第一個到訪中國的日本天皇。
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正式標誌着中日關係的和解，這對於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勝利。由於與美國徹底決裂的可能仍然存在，與日本的良好關係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技術和資金上的「備胎」。當然，中日關係顯然存在巨大的隱患。在明仁訪華期間，中國政府禁止了民間一切關於日本應向中國交付侵華戰爭賠償款的言論。急於與日本恢復關係的中國也沒有對明仁關於侵華戰爭的模糊言論和拒絕道歉的表態進行糾纏。不難理解，迫於這些歷史問題上的壓力，在2000年代到來後，日本曾在九十年代初給與中國的巨大幫助往往被宣傳機器所抹去了。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進展讓歐盟更加擔心自己在中國的貿易會被取代。於是隨着日本的破冰，沒有了壓力的歐洲各國也對中國巨大的商機表示了妥協。1990年10月，歐盟宣布取消對中國的制裁，恢復與中國的商貿和政治往來。1991年9月，前來商談香港交接事宜的英國首相梅傑就成為了第一個在六四後訪問北京的歐洲領導人，而其歡迎儀式舉行的地點，正是在天安門廣場。
海灣戰爭與中國的戰略轉向
九十年代初中國在中東的外交面臨着一個微妙的平衡：中國既不想激怒美國，又需要與美國競爭一定的區域影響力，還需要考慮一旦美國被激怒之後的後手措施。這一微妙的局面首先就體現在了海灣戰爭上。
柏林牆的倒塌發生於1989年，蘇聯解體發生於1991年。但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冷戰結束真正的標誌點，其實是1990年發生於中東的海灣戰爭。在冷戰時期，蘇聯是伊拉克最重要的盟友。在1990年，蘇聯的態度，是決定中東局勢走向的關鍵因素。而當蘇聯在安理會上為授權武力打擊伊拉克的678號決議投下贊成票的一刻，國際政壇的冷戰格局實際上就已經結束了。
在對安理會678號決議的投票表決中，中國投了棄權票，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沒有投贊成票的國家。投棄權票是中國在安理會上的「常規操作」，但這次棄權票的意義卻不同尋常。對中國而言，這張棄權票實際上標誌着中國積極干涉中東事務的開始。
中東成為大國博弈的戰場由來已久，但對中美而言，參與中東政治的歷史其實都很短。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美國更傾向於通過英國和伊朗政府在中東的影響力確保石油安全，而非自己插手。直到伊朗政權更迭、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才開始對中東直接派遣部隊進入中東。在八十年代初，中國曾熱烈地支持美國海軍進入波斯灣，認為這是對抗蘇聯區域霸權的有力舉措。但隨着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減弱、中蘇關係緩和，中國逐漸擔心美國對中東國家的影響，但這一擔心直到九十年代才變得急迫。
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在八十年代開始迅猛增長，但七十年代末渤海油田的發現，讓鄧小平政府一度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石油仍然可以自足。隨着需求量指數增長，這一預期在九十年代初被證明是錯誤的。而相應的，就是中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在不需要大量中東石油時，中國認為其戰略利益只是「坐山觀虎鬥」，讓美國減少蘇聯對中東的控制；但在九十年代，不僅中國開始需要直接與中東打交道，並且二虎相爭之中的一虎也已不復存在，只剩下美國成為中東地區唯一的影響者。尤其是在六四之後的制裁之中，一旦中美徹底決裂，中國擔心美國將會利用其對全球航路的控制切斷中國的石油供給，此時中東到中國的陸路交通和管道運輸就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九十年代初中國在中東的外交面臨着一個微妙的平衡：中國既不想激怒美國，又需要與美國競爭一定的區域影響力，還需要考慮一旦美國被激怒之後的後手措施。這一微妙的局面首先就體現在了海灣戰爭上。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中國對伊拉克進行了譴責，但中國領導人也很明確地認為，美國會藉助此機會擴大自己在中東的勢力。李鵬在一份人大常委會報告中表示，美國干預伊拉克的狀況是當前國際形勢不平衡的表現，因為如果蘇聯願意支持伊拉克，美國絕敢對伊拉克施壓。這可以視為中國對美國干預表達的一種隱晦的不滿。在這場衝突中，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佔領不會影響中國的利益——科威特和伊拉克同為中國的貿易伙伴，但科威特的油田由科威特還是巴格達控制，則對中國無關緊要。但如果科威特成為美國的盟友，則會對中國的戰略利益造成損害。但同時，正因為石油資源的重要性，中國也不願意在這一問題上觸怒美國——一旦中國明確反對美國干預，必將對本就岌岌可危的兩國關係造成巨大打擊。何況中國也不會願意得罪以沙特和阿聯酋為代表的、此時站在美國一邊的其他阿拉伯國家。
中國選擇了穩妥的外交方案，以不反對美國干預換取其可以從美國換取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取消六四後對中國的制裁。在海灣戰爭開始時，中國的宣傳機器也並未批評美國的政策。而與此同時，中國則在中東各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展開積極的「和平外交」。海灣戰爭雖然是為了打擊首先入侵了科威特的薩達姆政權，但中國努力打造的話語將美國塑造為侵略性的、好戰的霸權國家，而中國則被描繪為熱愛和平、從不使用暴力的仁德之國。客觀來說，中國在此時也的確採取了爭取和平的外交行動。在聯合國軍對伊拉克開戰前，中國接待了伊拉克副總理訪華，並在會見中力勸其儘快從科威特撤出。
在九十年代的國際挑戰之下，中國必須採取務實的態度。意識形態導向的外交，在當時，即使在黨內保守派的頭腦中，也不是一條可行的路線。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段，國內的民族主義逐漸增長。
中國對美國軍事行動的支持，其實也是基於對戰爭的一種預判，即美軍的行動不會順利，會遭到伊拉克的頑強抵抗，會讓美國陷入越戰一般的持久戰泥潭之中。1991年1月的一份國務院文件中，中國政府指示宣傳機器不要在戰爭開始階段公開批評美國，因為等到戰爭進入持久戰階段後，國際輿論自然會朝着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而到時中國就可以順利地用反霸權主義的言論爭取更多國家（甚至包括歐洲國家）的支持，並從美國對中東失敗的控制中獲得更多經濟利益。
然而美國僅用了一個半月就逼迫伊拉克撤出了科威特，並給伊拉克的軍事力量和通訊指揮設施都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美國所展示的高科技戰爭手段給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中國領導層感到了焦慮，有些鷹派高層開始擔心如果中美軍事差距越來越大，美國不僅會進一步干涉台灣問題，也可能會在西藏進行顛覆活動。早就不滿於鄧小平早先削減軍費的解放軍高層趁機向鄧小平和江澤民施壓，在伊拉克停火後僅僅兩週，中國就宣布了軍費預算的大幅增長。而1991年底正式獨立的俄羅斯很快就成為了中國首要的武器賣家，這也給日後的中俄同盟打下了基礎。
中國在中東的一大外交重點是伊朗。而九十年代中國與伊朗之間的關係也最能體現這一階段中國外交的困境與平衡。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九十年代，克林頓內閣將對伊朗的遏制（containment）列為官方政策，而為了遏制伊朗，美國多次請求中國的協助。因此，在伊朗問題上，中國同樣面臨着既要與美國競爭、又不能得罪美國的問題。
伊朗對於中國而言，最大的意義在於一個穩定可靠的石油來源。中國從伊朗進口的石油數量實際上非常有限，不僅八九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根據官方數據，2022年，中國從伊朗進口的石油不到80萬噸，是從沙特進口石油量的百分之一不到，是從美國進口石油量的十分之一）。但其他主要的石油出口國，除俄羅斯外，都非常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在中國所想象的中美決裂情境下，如果美國切斷海上運輸線路，中國能夠得到的可靠的石油供給只能來自俄羅斯和伊朗。因此，與伊朗的良好關係就成為了中國必須準備的「後手」。
在六四事件後，伊朗政府對中國給予了相當程度的支持。隨着中美關係惡化，中國也開始與伊朗頻繁接觸。1991年7月，李鵬訪問伊朗，並相當直接地提出，中伊應在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攜手合作。然而，中國仍然在維持着平衡，不希望直接觸怒美國（以及沙特等與伊朗敵對的中東國家）。當哈梅內伊提出建立中伊之間的軍事聯盟，共同將美國逐出海灣地區時，中方拒絕了這一請求。不到半年後，1992年1月，中國與伊朗的頭號敵人以色列建交。
對於伊朗而言，九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友。隨着其他國家的關係日趨正常化，中國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逐漸減少了與伊朗的各項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97年，作為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一部分，中國低調地終止了對伊朗核項目的援助。中伊之間的高層往來在此後幾年內中斷，在2000年代才逐步恢復。
在九十年代的國際挑戰之下，中國必須採取務實的態度。意識形態導向的外交，在當時，即使在黨內保守派的頭腦中，也不是一條可行的路線。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段，國內的民族主義逐漸增長。民族主義情緒將會在未來成為左右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而在九十年代，中國的務實外交雖然並不以民族主義為轉移，卻實際上反哺了當時流行的「國恥」敘事。這種矛盾，在中美關係的處理上體現無疑。
中美矛盾與崛起的民族主義浪潮
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問康奈爾大學後，中國開始逐漸採取對抗的姿態。劉華清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國必須向美國釋放一個「清晰而有力的信號」，即中國不會允許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指中台關係）。
對中國而言十分幸運的是，六四事件發生時，美國總統是對中國抱有好感且高度希望中美關係發展的老布什。儘管六四後美國對中國進行了制裁，然而隨着中國破冰外交的逐步成功，美國很快也開始放寬制裁。事實上，早在1989年6月21日，老布什就給鄧小平送去了一封親筆信，重申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中國隨後邀請了多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包括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並向美國傳遞消息。1990年5月，老布什表示將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在某種程度上，對華友好政策讓老布什在1992年的大選中落於道德低地，成為影響大選的一個次要因素。
但對於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美國領導人而言，台灣都是繞不過去的問題，老布什亦然。1992年，在大選過程中，老布什為了拉攏希望對華強硬的共和黨選民，宣布對台灣出售100架F-16戰鬥機。在公開宣布此決定之前，老布什派人向鄧小平秘密告知了此事。此時的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看上去對中國更不友好，因為他強調人權問題，承諾會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其人權狀況掛鉤。鄧小平命令中國軍方和外交部做出了剋制的回應，僅對此次軍售表達了「強烈抗議」。但這在軍方內部引起了不滿，中央軍委的一些鷹派人物希望進行更有威懾性的舉動——這種想法將很快實現。
克林頓最終贏得了1992年的大選，並於1993年宣誓就職。本文開頭提到的銀河號事件正發生在克林頓剛剛上任、中國尚不清楚其底細和方向的時間點上。面對不確定性，中國仍然選擇了低調處理。但1994年陳雲去世後，鄧小平逐步讓出權力，而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問康奈爾大學後，中國開始逐漸採取對抗的姿態。劉華清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國必須向美國釋放一個「清晰而有力的信號」，即中國不會允許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指中台關係）。李登輝訪美后，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了大規模軍演和導彈試射，而克林頓則試圖向北京表明美國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向錢其琛遞交了克林頓的信件，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對台灣獨立。這讓中國相信其恐嚇戰術已經奏效，並加大了演習力度。
1995年底，美國也認定中國的軍事行動必須予以反制，以防止中方進一步行動造成與台灣的軍事衝突。12月，美國航母尼米茲號在前往波斯灣途中經停台灣海峽，這是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第一艘經過台灣海峽的美國軍艦。但尼米茲號的行動相當低調，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公開其行程。顯然，美國此時並不想將事態公開化。中國則於1996年3月在台海開始了新一輪的軍演和導彈試射，這一次試射的位置更接近台灣本土3月，美國派遣獨立號和尼米茲號兩艘航母部署於台灣附近。
在對峙的氣氛中，台灣總統大選於3月23日舉行。無論美國如何，台灣民衆顯然對中國的威懾並不買賬，李登輝順利連任。而在此之後，中國很快開始與美國修復關係。4月的政治局會議決定停止與美國對抗的做法，將對美外交的主導權從軍方交還給外交部，錢其琛則開始籌劃舉行兩國最高領導人峰會。停止對伊朗的核援助正是此時中國向美國示好的舉措之一。
但在1996年，另一種趨勢已經在中國悄然形成，台海危機實際上可以視為一個信號，預示着中國的務實理性的外交不會再持續太長時間。1989年後，中國面對的挑戰不僅來自國際制裁，更來自國內的意識形態爭論。自由主義者希望中國能夠儘快與西方國家一樣實現民主，而崛起的新左派則斥責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無法應對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名存實亡，雖然政府仍然打着馬列旗號，但空洞的政治口號無法動員任何民衆支持。作為對策，江澤民政府發起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利用民族主義將人們再次團結在共產黨周圍。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渲染中國自1839年鴉片戰爭以來所經受的帝國主義凌虐，又稱「國恥」。這一歷史敘事不僅關乎過去，也試圖讓受教育者相信，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中國遭受着來自外部的巨大敵意，而黨和政府所受到的各種外部指責，都是由於外國勢力的敵對情緒，而非因為中國的政策本身。而面對這種來自外界的敵意，黨和政府是中國唯一可靠的保護者。只有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中國才能應對帝國主義的攻擊。
民族主義教育的第一個高潮，是1990-93年的北京申奧。北京的申奧項目開始於1990年，而在1993年國際奧委會將要宣布結果時，六四事件已經夠過去四年，不再在普通市民心中縈繞不去，人們對主辦奧運會的前景充滿嚮往。但想必此時的北京市委和中央政府都知道，對國際社會而言，六四事件並不遙遠，僅僅過去四年並不能夠讓奧委會毫無壓力地將主辦奧運的資格交給北京。在結果宣布前幾個月，中國媒體開始大肆渲染美國等國家阻撓中國申奧的各類舉動，試圖讓人們相信，北京為奧運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如果申奧失敗，完全是因為西方國家的陰謀。（當然，對於北京市委而言，這種宣傳既是給群衆看的，也是給中央領導看的，為的是如果失敗領導不會怪罪。）美國國會於這年7月通過了呼籲國際奧委會不要將奧運主辦權交給北京的提案，恰為這種宣傳提供了極佳的養料。9月，悉尼獲得主辦權的結果宣布後，北京市民和學生立即計劃前往美國大使館前進行示威遊行，但被警察阻止。
九十年代的發展雖然進展卓著，卻也暗潮涌動。它為中國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打下了基礎，也為中國越發意識形態化的國際姿態埋下了伏筆。
在驟然增多的民族主義和排外話語下，類似銀河號的事件自然而然地被指責為軟弱無能。既然共產黨將其宣傳為中國唯一的救星，抵抗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唯一的希望，它也就必須滿足人們的期待，展示出強硬的姿態。一旦不能，它本身也就成了民族主義的攻擊對象。1996年，民族主義讀物《中國可以說不》火遍大江南北，而書中多處體現出對中國政府務實外交的指責。台海危機中逐步升級的軍演，既是軍隊鷹派人物在擺脫鄧小平束縛後的肌肉展示，也是對國內民族主義浪潮的回應。
在九十年代後半段，中國領導層其實已經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危險。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中國領導人們首先想到的並非國際影響，而是國內穩定。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這次轟炸是美國試圖在中國製造混亂的陰謀；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則更直接地表示，美國希望讓中國的年輕人將他們對美國的怒火發泄到中國政府頭上。
但或許是因為騎虎難下，或許是因為覺得民族主義的利用價值大於風險，中國沒有壓制民族主義的勢頭。克林頓政府第一時間就轟炸事件道歉，隨後又以口頭和書面形式重複了兩次道歉，但江澤民拒絕接受他的道歉，也沒有將克林頓道歉的消息告知媒體。隨後的民間抗議活動中，中國政府積極配合，派出大巴接送示威學生，而非如1993年一樣進入校園阻止示威。直到中國政府認為已經給美國釋放了足夠嚴厲的信號之後，才公布了克林頓的道歉信息，並叫停了抗議活動。
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對美（以及對日）外交展現出了劇烈的搖擺。一方面，中國持續從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獲益，而其所刺激的經濟增長是中國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另一來源來自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反對，這讓中國必須經常做出與美國對抗的姿態。中國領導層內部也存在着大量分歧。鴿派認為只有與美國加深合作交流才能讓中國進一步發展，而鷹派則對美國遏制中國的意圖深信不疑。
九十年代的中國外交就在這樣的矛盾與搖擺中走過，但務實理性的外交是當時必要的妥協。而在美國一邊，無論是老布什還是克林頓，終究還是秉持着接觸外交（engagement）的原則與中國交往，試圖和平地渡過冷戰結束後的動盪。雙方的審慎剋制保證了區域和平，也讓中國得以快速發展。
自尼克松訪華後直到小布什上台，除里根外的所有美國總統都曾在某一時刻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1998年訪華的克林頓是最後一個獲此稱號的美國總統。進入新世紀後，中美兩方都會發生不可逆的轉變。在美國，小布什和切尼代表的新保守主義上台，單邊外交取代接觸外交，成為美國國際戰略的主旋律。而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勢頭再也無法逆轉，並逐漸裹挾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官。在追求「大國外交」的路上，中國逐漸放棄之前謹慎低調、「韜光養晦」的原則，更加情緒化的「戰狼外交」逐步浮現。
回頭審視，九十年代的發展雖然進展卓著，卻也暗潮涌動。它為中國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打下了基礎，也為中國越發意識形態化的國際姿態埋下了伏筆。如今，中國又一次面臨關鍵的十字路口。Covid封國後的經濟發展態勢並不樂觀，「大國」前景也受到挑戰，如何在國際舞台上渡過難關，是中國需要考慮的重要課題。不知如今的中國領導層，是否還有從歷史中獲取少許經驗的頭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