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學院井噴背後：吃「國家飯」的紅利將盡

吳佳考博失敗了。

她報考了某「根正苗紅」的研究機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方向博士。在擬錄取名單上，她看到其中一位擬錄取人員的學歷背景是歐洲某大學的本科和北美某大學的碩士，且本碩專業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相關方向。吳佳認為，這名考生被錄取，唯一的原因就是「背景強大」。

在大學內部，這種做法被統稱為「洗學歷」，即用國內「又紅又專」的最高學歷背景，洗去此前「反動」的海外教育背景，為畢業後進入體制內鋪平道路。

吳佳也想進入體制，這是她2017年遵從家長意願報考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初衷。彼時，中國各所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北京某知名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在召開全院教師會議時，毫不諱言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春天來了」。

自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便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二十大更提出要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並強調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人民日報》亦發文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中之所以能，歸根結底在於馬克思主義行，在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William C. Reavis講席教授楊大力認為，在當下中國的政治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建設具有越來越強的政治屬性，這促使各大高校在學院建設和師資方面進行了快速配備。

教育部公開數據顯示，全國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由2012年的100餘家發展到2021年的1440餘家。2016年至2021年，全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博士學位授權點由39個增至104個、一級碩士學位授權點由129個增至279個，學位點數量位居各學科前列。

此外，截至2021年底，大學思政課（思想政治教育課）專兼職教師超過12.7萬人，較2012年增加7.4萬人。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繁榮計劃」也設立思政課研究專項，3年累計立項近1000項，支持經費近3億元。中國教師發展基金會則設立了獎勵基金，表彰大學優秀思政課教師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學生。

但在近十年的井噴式發展後，這個春天終於走到了「尾聲」。

考博失敗後，學長學姐都告訴吳佳，經過過去幾年的高速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教研機會幾近飽和，與其再耗費一年申博，不如抓住最後的紅利期，去找合適的就業機會。否則，按照馬克思主義賽道越來越卷的發展態勢，幾年後博士畢業的就業機會不一定比現在更多、更好。

吳佳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國家動員中，馬克思主義迎來「春天」

2010年夏天，楊柳考上了一家985大學（985指中國教育部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實施的計劃，包含中國最頂尖的39所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當時，馬克思主義學院還藉藉無名，高考錄取分數線在該大學中處於墊底的位置，這也是楊柳報考的原始動機，「用較低的分數就可以讀一所985，而985畢業對公務員考試是個很大的加成。」她說。

但父親竭力反對她的選擇。在他看來，學馬克思主義相當於在大學玩四年，什麼實用的技能都學不到。父女爭執不下時，楊柳的一位遠房親戚、一位被親朋好友視為體制內「高人」的人出面勸解，父親最後妥協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2014年大學畢業前夕，準備報考家鄉所在省選調生（選調生指各地方黨委從大學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的楊柳，發現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被排除在考試報名資格之列。多番打聽後，楊柳被告知，因為馬克思主義被視為西方舶來品，所以選調生考試不認可相關專業畢業生的「政治可靠性」。

顯然，當時馬克思主義崛起的巨浪尚未波及到這個地處偏遠的省份。無奈之下，楊柳修讀了同校同專業的研究生學位，以伺機尋找更好的就業選擇。

在楊柳讀研的三年間，她目睹了母校馬克思主義學院錄取分數線的持續上漲。學校為了彰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學科的重視，將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等專業移出馬克思主義學院，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細化為馬克思主義經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等學科。

為充實教研隊伍，學校開出超高補貼以吸引其他系的老師轉到馬克思主義學院任教。此外，學校還花高價到其他大學搶奪馬克思主義相關學科的博士甚至碩士，來本校任職。

「我們學校的人才引進門檻其實是非常高的，很多學院向來只招收博後出站的研究人員，甚至對博士畢業院校有很高的要求，更不要說需要在國際頂級期刊有發表了。但那幾年，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職員工招聘完全是例外。」楊柳表示。

這一時期是學術界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紅利」開啓的時代。

對於馬克思主義教育在中國興起的原因，楊大力表示，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設立就是要加強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而這種共產主義教育是以愛國主義作為前提的，這直接導致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中，所有相關人員都必須參與到國家動員中去。

所以就有了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的搶人大戰。

馬麗紅2019年博士畢業於北京一家知名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後者早在2016年便被教育部認證為全國重點馬院，學院的「爭氣」讓她在博士求職期間成為北京多個知名大學和研究院的「香餑餑」。

解決北京戶口、提供安家費都只是基本福利，多所大學向她承諾，在安家費和人才引進費用之外，每月會給予她不菲的生活補貼。

「這種被爭奪的情況是我這個小鎮女孩兒之前從來不敢想象的，我這絕對是站在了時代的風口上。」她說。最後在博士生導師的建議下，馬麗紅選擇留校任教。

慶幸之餘，她甚至會感到後怕，如果當初考大學時沒有被調劑到人人都不屑一顧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她的命運也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馬麗紅大學畢業於湖南一所雙一流大學。高考填報志願時，分數並不佔優勢的她，為了能夠被這所她心儀的學校錄取而選擇接受調劑，這也是她和馬克思主義學院緣分的開始。

考研究生時，馬麗紅成功考到她後來就讀博士的大學。命運的齒輪就此開始轉動。在她研究生畢業前夕，因馬克思主義學院被舉國重視，疊加當時的人才儲備匱乏，她的碩士生導師被破格晉升，並擁有了招收博士生的資格，馬麗紅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該導師的第一個博士生。

馬麗紅和她的導師命運躍升的推手，是一個更強大的力量。2019年11月，教育部發佈《新時代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建設規定》（徵求意見稿），要求每350個大學生要配備一個思政課教師（思想政治教育課，科目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和《形勢與政策》）。規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但實際上，早在教育部印發的《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標準（2017年本）》中，已提出這一師生比例。

這直接催生了包括普通本科甚至專科學校在內對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建設熱潮，以及對相關教師的招聘數量的增多。

2017年碩士畢業的楊柳，就這樣搭上了思政「大躍進」的東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碩士畢業生，她比其他專業的人更幸運地入職了一個省會城市的二本大學，成為令人艷羨的大學教師，教授馬克思主義原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卡爾·馬克思的巨幅浮雕矗立於左下方，被工人裝扮的小型浮雕簇擁著，另一側則是延伸到遠方且看不到邊界的長城，整幅浮雕的正中心是雕刻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幾個閃耀著金光的大字。

這是某知名985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入口處的裝飾。對此，楊大力提示到，中國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是世界範圍內唯一一個用某個「主義」來命名的大學學院。

這一設置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學院強烈的中國特徵，也剝奪了大學老師楊柳的工作樂趣與成就感。

「在我們國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思政教育的一部分。一旦將思政作為前提，我們所有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絕對不會再是學術，而是通過’馬克思主義’這個招牌，進行如何才能更好地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如何才能得出中國政治制度的各種優勢的研究。」她說。

而早在入職大學前，楊柳已對自己否能打好這份工產生了懷疑——這根植於碩士論文準備期間她與導師的一次徹夜溝通。

楊柳最開始的碩士論文開題題目為「中國共產黨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收到她的開題報告後，向來隱忍的導師接連向她拋出了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和前蘇聯的表現分別是什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如何被傳播進來的？列寧、斯大林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延伸分別是什麼？最後，導師語重心長地告訴她，作為學者，一定要堅持研究真問題，絕對不能為了迎合、升遷、獲取利益，而擅自修改他者的思想，更不能為了一己之力隨意定制學術理論。

「我遇到了一個好老師，但是很遺憾，我覺悟得太晚了。」楊柳說。基於這一人生覺悟，以及由此產生的質疑，她在工作三年後辭職了。

德國著名學者Fred E. Schrader（中譯「史博德」）是極少能辨認馬克思筆跡的人，也是當今世界極少看過馬克思全部手稿的學者。此前作為柏林科學院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編委會成員，他負責整理、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未刊歷史筆記，並且從中有了新的發現。

在接受採訪時，史博德曾公開表示，不管從哪個層面上說，馬克思都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者其他政黨宣揚的馬克思。「嚴格來說，馬克思本人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並坦言馬克思思想中只有包括國家革命、暴力革命在內的非常少的一部分被革命導師列寧以及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接受了，而馬克思所反對的政治控制經濟、蘇聯似的計劃經濟，以及他率先提出來的經濟全球化，則被後來的政黨和政府無視了。

也正是因此，史博德表示，他在中國的大學里給學生講課時，發現這些學生不能接受真實的馬克思。

學生能接受的是在中國被本土化後的馬克思。

在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眾多馬克思主義學院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師資配備最龐大的專業之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於1930年5月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作為名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最早出現於毛澤東在1938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其具體含義是指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結合。

也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被外界認定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政治運動，其內核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持續更新。2024年年初，《人民日報》刊文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是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這種官方定調的理論方向也構成了各大大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底色。

在楊大力看來，研究偏好的設置甚至研究禁區的存在，會使得學術研究朝著人云亦云的方向前進，並最終與真正的學術脫節。

「全部是套話和空話，沒幾句實用的」，李紹元這樣形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教研室的學術討論。李紹元是中國某大學政治和社會管理學院的副教授，2020年，他所在的大學在斥重金打造馬克思主義學院時，遇到了師資緊缺的瓶頸，學院之間協調後，他被「借」給了馬克思主義學院，後者承諾每個月會多給他3000元的生活補貼。

楊大力指出：「在中國現在的學科體制中，馬克思主義是一級學科，佔有非常強的學術資源，甚至有自己的學術期刊，而作為政治色彩強烈的一個學科，它也產生了自己的利益鏈條。當然還是有一些人在認真做學術研究，但也有人是奔著包括金錢和學術地位在內的資源待遇去的，這也使得馬院教師的水平良莠不齊。」

而李紹元被借調到馬克思主義學院時，恰逢學院在舉行「馬院教師崗位大練兵、教學大比武」活動，老師們聲情並茂的講述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的緣分，以及中國如何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精神。

「太惡心了，我當時真的差點跑到衛生間去吐，為了3000塊錢去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創傷，我覺得一點都不值。」李紹元說。

吃「國家飯」的紅利將盡

出於行政壓力和人情關係，李紹元在馬克思主義學院待了半年後才離開。這期間，他無數次和朋友們吐槽為了3000塊錢自己每天都在bullshit，說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信的話，這讓他非常苦惱。

「反正學生們上課都是去睡覺的，你隨便糊弄糊弄就行了，乾嘛那麼真情實意？」朋友們開解他。

「學生不聽，但是領導聽啊！」他反駁到。

為了對外展示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建設情況，李紹元的課堂一天內最多迎來過7波巡視，包括學院院長、學校校長甚至更高級別的教育局官員。他需要時刻精神飽滿地對著講台下頭也不抬的學生侃侃而談。他被巡視團隊抓拍到的精神抖擻的講課照片，也多次出現在學院和學校分別主辦的優秀青年教師布告欄里。

「都是自欺欺人，大家你騙我、我騙你，然後共同騙國家的財政補貼」，李紹元不希望自己的照片被傳播，並強調說，這從來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

楊柳也有同樣的感受。她從之前任教的學校離職後，曾想過去企業尋找機會，但兜兜轉轉一圈後，在碩士導師的介紹下，她又重新回到了母校，成為馬克思主義學院的一位行政工作人員。

作為行政人員，她需要時刻學習來自中共中央最高層領導公開發表的各種講話，以及講話背後蘊含的時代精神。

「比如最近我在學習新質生產力，並在努力尋找馬克思主義與新質生產力之間的連接點，從而可以更好地讓學院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與中央精神相統一。」楊柳說。在經歷了失業期間的四處碰壁後，家人反復勸告她，現在的工作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應該珍惜。

「我一直強迫自己將現在的工作僅僅作為一份工作來對待，絕對不能附加任何的個人價值判斷，所以只能每天捏著鼻子、閉著眼睛工作。」楊柳說。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是降臨到了她身上。

作為行政工作人員，除了應付來自學院各個教研室的撰寫文件的壓力，楊柳還要為學院領導準備講話稿。因為馬克思主義學院現在炙手可熱，學院領導也成為包括國企在內的有黨建需求的企業以及機構開展內部黨員培訓活動時爭相邀請的演講嘉賓。每次的演講稿和相應的PPT都是由包括楊柳在內的行政人員準備的，但隨著領導出去「走穴」的頻率越來越高，大學行政也不得不「卷」了起來。

「春天來了的另一層象徵意義是，領導的錢包也迎來了春天。」楊柳說。「我們辦公室內的幾個人私下打聽過，學院領導出去’走穴’做演講掙的錢比他在大學任職的工資要高得多得多，所以領導們樂此不疲地到處去參加活動、去講課。大家都想趁著馬克思主義受到重視的時候，趕快狠狠的撈一筆錢，這是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完美實踐。」

楊柳再次有了辭職的念頭。但對於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求職者來說，很多用人單位在過去幾年大張旗鼓的瘋狂攬人後，現在人員配置已趨近飽和，留給後來者的崗位不多了。楊柳需要在離職前考慮清楚自己將來還能去哪、還能做什麼。

繼續讀博深造、考公務員、去企業做黨建、去大專院校當思政老師以及考取教師資格證然後去中小學當思政老師，在過去幾年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最主要的職業路徑。

但今時不同往日。

此前各大學對於跨專業考取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學生都極盡歡迎，現在對考生本科專業以及就讀學校是否是雙一流、211、985大學等提出條件限制。而985大學的博士畢業生再也無法輕鬆進入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只能下沈到二線城市去尋找教職。

選擇大於努力的時代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這種情況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很難具體地明確一個時間點，我個人感覺應該是2021、2022年。」李紹元表示。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在7月之前，為迎接建黨100週年的紀念日，許多大學和國企鉚足了勁要通過各種儀式向黨和領導表忠心，並突擊批准了大批學生和員工的入黨申請，企業內部的黨建工作也因此進行的如火如荼。

但2022年之後，形勢迅速降溫。「在全社會都在裁員以降本增效的當下，國企也未能幸免，而且沒有哪個管理人員是傻子，明知道黨建人員無法為企業帶來任何實際效益，還花大價錢去養那樣一個團隊。」一位在一家央企子公司擔任行政副總的人士透露。

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在建黨100週年「大慶」結束後，這位行政副總便被其所在央企的大領導要求逐漸將無法為公司帶來切實收益的人裁掉。不過，為了應付「上邊」的任務和不定期檢查，她勸說領導留下了一個人專職做包括整理材料、學習領導的講話精神等在內的黨建工作。「說白了就是替公司其他人負重前行」，該副總坦言。

馬麗紅也建議自己的學生大學畢業後趕快去找工作，先把那個「坑」給佔住，否則讀完碩士、博士後，能否再找到同樣的工作會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因為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的就業方向肯定就是吃’國家飯’，不管是去做老師、考公務員還是去企業做黨建，端的都是’財政飯碗’。等‘坑位’被其他人搶走了，再高的學歷都沒用。」她說。

留待市場檢驗

馬麗紅的判斷正在不斷的被市場應驗。

2024年4月，杭州市委黨校招聘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人員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報編輯，招聘3人，卻有超過150名畢業於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博士報名。對於這種情況，北京某知名985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2024年是馬克思相關專業博士學歷斷崖式貶值的一年，他的博士生畢業後所拿到的安家費已經從2019年巔峰時期的60萬下降到了現在的30萬甚至10萬。

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食物鏈頂端的大學的博士，這種程度的待遇降級相對於群體更為廣大的普通大學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來說，已經可以被列入幸存者行列了。

擁有碩士學歷的楊柳，偶爾也會慶幸自己早早佔住了一個「坑位」。在她回到母校任職的第二年，她所在的馬克思主義學院便提高了招聘門檻，行政人員的入職門檻是必須擁有博士學位。

自詡「幸運兒」的楊柳確信，一旦離開現在的崗位，她將陷入失業困境。「我現在只會寫材料和寫演講稿，站在人力市場的角度審視，我無疑就是一個廢物。」

2023年因考取外校的研究生失敗，而被調劑到母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李夢實也很焦慮。因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持續走低，為了讓就業率數字更「好看」，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錄取中，各大學會優先錄取本校畢業生（考取碩士或博士，在大學就業率統計中被納入「就業」一欄）。

作為這種潛規則的受益者，李夢實對未來的出路感到迷茫。他所在的985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屆碩士畢業生中，除去考博成功的人外，有接近一半的人到現在還沒有拿到任何offer。拿到的offer中，去黨校做黨的理論建設和考上公務員是相對較好的出路。

「但是現在考公務員馬克思主義學院也沒有太多學科優勢了，我們需要和法學、漢語言文學、政治、歷史類等學科的學生共同搶奪同一個崗位，競爭壓力還是非常大的。而去做思政老師或講馬克思主義原理，對我來說又異常痛苦。」李夢實說。

而成功就業的人也並不好過。沈燕是李夢實的碩士同門師姐，2022年碩士畢業後成功入職某地方市委黨校，日常工作是為在職前來黨校培訓的地方幹部們講授馬克思主義原理，以及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讀共產黨幹部應該掌握的理論知識和必須具備的思想覺悟。

不過在佔住「坑位」一年半後，沈燕還是決定離開。她表示，每個月到手僅有不到5000塊錢工資，而除上課之外，她還有參加不完的會議和寫不完的材料，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9點。此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央下發的文件和高級領導的講話稿，有時候會存在前後矛盾之處，作為黨校教師，處理這種紕漏時，她需要格外謹慎，一著不慎，很可能會受到黨紀處分。對於這種拿錢少但卻需要時時謹小慎微的處境，沈燕和同事私下將其形容為「廟小妖風大」。

高壓之下，沈燕坦言，自己「卷」不動了。辭職後她加入了父母早些年創建的外貿公司，這種「回歸」與父母之前寄希望於她能夠在政界積攢人脈和政治資源從而助力家裡生意的期待背道而馳。「我父母對我肯定是失望的，但是那個火坑誰愛跳誰跳，我肯定不會去了。」她說。

吳佳對「火坑論」頗有感觸。「作為必須跟著黨走才會有飯吃的一個專業，當人才不再是稀缺品的時候，除能力之外的附加資本比能力本身更重要，我考博士時被涉嫌洗’學歷’的有背景的人擠掉，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這意味著，想要繼續「端」馬克思主義的飯碗，就必須接受潛規則、必須站隊，以期尋找到可以在黨內攀附的大樹。

楊大力也直言：「在當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院相對於其他學科更容易積累資本，比如政治升遷、國家資金支持以及在國內頂級期刊發表文章的機會等」。這些誘惑無疑會使得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在今後更像是政治角鬥場而非學術研究的場域。

不過對於這種情況是否可持續，楊大力提出了質疑。「馬克思主義學院的高速發展有賴於國家對學術界的財政支持，資金持續注入的時候，外界看到的會是正向的反饋，比如說好就業、高福利。但在國家資源有限的前提下，隨著中國人口規模的持續降低，學生人數勢必會越來越少，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畢業生未來也可能供過於求，找工作難；即使畢業生願意去中小學當思政老師，教師的工作還能否像之前一樣穩定，也需要打一個問號。所有這一切都可能會改變大眾對馬克思主義學院先前所持有的態度。」在楊大力看來，這就是市場給出的檢驗。

在朋友和同學的鼓勵下，楊柳嘗試跟隨市場的腳步重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我準備再讀一個在職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學成後可以去公立學校當心理咨詢老師。」她這一決定的確是基於市場數據，近兩年持續有媒體報道，中國青少年抑鬱症檢出率超過20%，而50%的青少年抑鬱症患者為在校學生。在楊柳看來，這是一個職業「風口」。

「去中小學校幫助解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怎麼也比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價值吧？」她說。

應採訪對象要求，吳佳、楊柳、李紹元、李夢實、沈燕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