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怕讀朱天心？話可能還是得從《擊壤歌》開始說起。2010年，此書以「經典版」之姿重出，在新版的書序結尾裏，作家寫下了這段話：
「我從不敢問，那你們看嗎？我毫無把握這些比我世故虛無、比我們資訊豐沛、比我們消費娛樂多樣的下一代下下代，他們怎麼看待《擊壤歌》中那單純堅定的心志和對世界純真浪漫美好的想望？對此中漫溢的愛國主義一定好教人不安吧，但，有機會能面對聆聽彼此真實的誤解，才是和解的開始吧。」
這段文字饒富意義，或可作為切入《三十三年夢》或「朱天心」作為一名作家、一種文化象徵的一個開始。「你們看嗎？」是這幾年朱天心對台灣讀者提過最多次的問題，從所有可見的作家訪談和文字中，反覆申述的也就是上段那些對現世的批評。但這段文字有趣的是最後一句：一來，2015年的年輕世代並非沒有「愛國主義」，只是愛的不與作家同一國，所以把兩造認同立場的差異說成對愛國主義的拒斥，是偷樑換柱的修辭（事實上我還擔心，部分同代人的「愛國主義」有點太高漲了）；二來，作家在此提出了「和解」的訊號。
這是真的嗎？我不禁驚疑了起來。
我輩讀者，多是讀朱天心長大的。從《擊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的爛漫時代，一路追到作家小說成就的高點《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作，或悼父的《漫遊者》。然而近年來，卻是愈讀愈怕，每有新作總忍不住想翻、但迎來的多半是傷心。作品成敗先不論，文字中的「朱天心」似乎鑽進了一個自我極化的死胡同，悲壯卻又感覺良好地往一條令人不忍的路上鑽去：拒斥台灣的一切變化，除了「我記得⋯⋯」之事全不承認。在這樣的作家意志之前，我們幾乎不敢去想「和解」二字。所以與她預設答案的問題「你們看嗎？」所暗示的相反，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繼續看，所以作家與讀者都逃不出這股無望的糾纏。
在文首那段文字的兩年後開筆、四年後出版的《三十三年夢》，確實帶來了一點點和解的契機，但只是一點點而已。我特別注意到的是其中一個章節，朱天心以留日學者黃英哲為話頭，轉接到長期推動台獨運動的黃昭堂及其弟子們，各自去念了「獨立建國後需要的OO」，表達了對他們的敬佩和同理：「我們也曾為了『反攻大陸』之後的建國做了諸多興趣之外的努力。」更進一步提到，「儘管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和解釋未必相同，對當下的體會不同，對未來的判斷和主張更可能南轅北轍，但是世上有英哲和連根藤這樣對信念堅持信守的人在着，比一些曾經的友人思之要叫人溫暖不寂寞些。」（p.302）這是我印象所及，朱天心最正式對獨派陣營釋出善意的文字。而在描述參加社民黨、參加「族盟」的諸段落中，我們也時能看到一些黨外的名字閃現，想來並非孤例。
於是我們可以想像，一向被誤認為「老靈魂」、實則一直是寒臉好強的少女態的朱天心，應當覺得十分委屈吧：為什麼你們獨派還是對我一點好感都沒有？我釋出的善意難道還不夠嗎？我和這些獨派人士互相體解的情誼，難道還不足以辨明什麼嗎？這些委屈一直沒解開，終究凝結成一「怨毒著述」的情意結，與認同政治、身份政治纏繞不清：「一定是因為我的統派／外省身份，你們這些閩南沙文主義者／親日者才這樣對我吧？」於是遂有了大段篇章，寫她參與選戰和族盟的段落，那是抗議、反擊，也是自我辯護。
這些細節說來瑣碎，但建構起來的是一個離開地面，無論真假，總之是有些不知世事、不太社會化的作家形象，她仍活在大觀園的前八十回裏。
也許作家是釋出善意，也許作家是心有不甘，然而弔詭的是，這些段落的書寫策略與思路，正好再蹈了那個我輩讀者怕讀、她認為是「誤解」然而我們心知毫無誤會可言的路線。這樣說或許有些殘忍，但也許──有沒有一種可能是，這位被定位且又自我極化為「外省作家朱天心」，乃至難以與他人和解的小說家，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外省作家」的族類標籤上，而正是出在最後那個主體本身，在作家本人的思想和風格裏？
從《三十三年夢》裏，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個比較浮面的層次是，如果我們透過這本書（和其他的著作）去認識朱天心，我們會看到一位對社會生活的理解時而無知天真，時而又計較過頭的，矛盾的作家形象。
比如她熱愛逛遊日本的寺廟，卻又多次抱怨為何要收門票，不如拿同樣的錢換咖啡喝；也至少完整寫了兩次天龍寺和尚持名牌行頭追求同行女子，認為此非清修之人所應為。但既然來回日本這麼多次，焉能不知日本僧侶作為一種「職業」，本來就與漢文化大為不同；而日本的佛寺之所以能養護得當，觀光收入居功厥偉？其他如寫謝海盟吃旅館的櫻花、沿路偷摘偷採人家花木；當醫師因朱西甯罹病提及此病好發於印刷工人時，她的直覺是「每天剪報觸摸的油墨之多，也大概等於印刷工人」（真正的印刷工人聽來不知作何感想）⋯⋯這些細節說來瑣碎，但建構起來的是一個離開地面，無論真假，總之是有些不知世事、不太社會化的作家形象，她仍活在大觀園的前八十回裏。
但當提及她所不喜的人事時，這位夢幻少女又會立刻換上一張傖俗計較的面孔。比如前段戲份頗多的仙枝，三十多年來，這位已罕有人知的散文作家、胡蘭成的學生，所有粗俗無禮、貪財任性的細節，在朱天心的筆下一分不少，通通掛在帳上。胡蘭成在盛夏寄信去世，敘事的當下明知是為了寄信給蕭麗紅，也硬要透過文字剪接，先多一段文字參仙枝「寫信最勤、需索最多」一本，讓讀者感受到「是她害的！」之暗示後，再若無其事地公布正解。而在這一陣子廣為流傳的，稱吳念真為「礦子」的一段文字，也是類似的偏狹狀態。
當然，我無意對這些道德判斷進行道德判斷，這不是讀者能逾越的分際。但我想說的是，透過這些文本細節，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天真得不夠天真、清靈得不夠清靈、仙女得不夠仙女的矛盾角色，而在美醜善惡並存於一人身上的時候，讀者們覺得醜惡才是本體、美善僅是虛飾，也是理所當然的。而當這樣的角色，總是站在一種審美的或道德的制高點上，對非他族類者指謫點劃時，所引起的反感也就可以料想。
真正的「知人論世」，還是需要有相應的內力才能做到。
而第二個更深層、我想更難有其他評論者願意當面指出的問題是：朱天心並不是一個思想訓練紮實的作家，所以當她臧否世事、講論政治的時候，知識水平遠勝從前的當代讀者，就愈來愈容易看出她的淺薄與局限。將《三十三年夢》與同樣在意識形態上不與台灣主流合拍，並且批判人物更加銳利的黃錦樹《焚燒》並讀，就可以看出真正的「知人論世」還是需要有相應的內力才能做到。不知人、也無力論世沒有關係，並非每個作家都要寫這個路數，但偏偏朱天心不知藏拙，這是她的誠實與天真。
略舉數例，比如大段抄引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的段落，胡寫：「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p.59）這種前件必為後件之因的謬誤，把王猛、崔浩寫成能預知未來的人物，是標準的胡式胡說，貫穿其中的也正是神義論式的大漢沙文主義，但作家引得毫無疑慮。
或在論及自己的「邊緣」位置時，引用了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自況，然而並未認清薩伊德的發言脈絡，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結構裏，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歷史上其實更近於後者。而談到1990年代日本金權政治結構後，又話鋒一轉，譏嘲她最討厭的「台灣總督李登輝」，想必是非常慣熟這種政治，才會放任台灣的黑金橫行；這說法也許結論是正確的（放任黑金政治），但推理過程匪夷所思，畢竟李登輝此前好端端的窩在國民黨內，若真要探究黑金政治的「淵源」，恐怕還輪不到1945年就離開台灣的日本人。
因此，當她反擊年輕時便跟隨她到現在的兩大標籤：「資產階級」與「（外省人中的）既得利益者」，所做的辯駁如此慘不忍睹，也就有了根本的原因。事實上，作家很可能並未狡辯，而是她真的不知道這幾個概念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樣的分析效力，那就更遑論反身思考自己的位置。她對「資產階級」的反擊不是論證自身的階級屬性（其實我覺得這算不上什麼攻擊，文學本就餘暇產物，作家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位置有什麼大不了？），而是小學生式地反指批評者：「你們不也是？」而對於「既得利益者」的辯解，是說自己沒有入過國民黨、然後同樣小學生式地指稱陳水扁和劉克襄都入過國民黨，最後才說自己已開始補修「台灣學分」。
（未完請參閱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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