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願在香港推廣突尼斯經驗

10月9日中午，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Abdessattar Ben Moussa）的手機被打爆了。和那些嗓音激動、連聲祝賀的親友一樣，他剛剛從電台聽到： 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這個機制由四個組織協力支撐，本·穆薩是其中人權聯合會的主席。

從朋友那裏得到他的手機號碼之後，整整一夜沒有打通。「本·穆薩先生要開一個緊急閉門會議，」他的同事提醒，「會後才會開機，你也知道，線路非常繁忙。」

第二天下午我再嘗試的時候，居然一次撥通，傳來一個響亮的男聲：「早上好！」提醒我香港與突尼斯時差七小時，間隔近一萬公里。

從媒體發佈的四方機制代表照片看，本·穆薩個子最高，唇上一抹灰白鬍子，笑容開朗。「真是一個大大的意外！」他聲音愉快，說自己一定會去奧斯陸，但隨即又說，去不去領獎並不重要，這個獎不是頒給個人，而是給全體突尼斯人——

「重要的是，諾貝爾委員會褒獎『對話』的價值，突尼斯經驗的價值。」

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的競爭對手，不乏名聲赫赫者：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國務卿凱瑞。和平獎揭曉時，不少媒體加上「爆冷」二字。

互聯網上很難查到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的英文資料，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突尼斯人權聯盟」由受舊政權打壓的律師、獨立記者和博客寫手等組成，成立至今大約40年，上世紀九十年代遭前總統本·阿里取締，轉入地下。2013年應邀加入四方對話機制。

想到本·穆薩日程繁忙，對話隨時可能中斷，我迅速進入主題，問對話之路中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障礙非常多，我記得最困難的是兩個時刻：簽署『路線圖』，還有推選總理候選人——那天晚上恐怖分子等着我們宣布對話失敗，但是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本·穆薩提到的這兩個時刻，剛好解釋了突尼斯全國對話機制是如何力挽狂瀾。

突尼斯曾經面臨的險情，與埃及如出一轍。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一夕垮台，抗議初期反應遲鈍的宗教勢力迅速蘇醒，憑藉地下運營多年的草根網絡，在第一次選舉中獲勝，成為執政黨。接下來，他們違背初衷，忙着在所有部門安排自己人，給憲法塗抹濃重的伊斯蘭色彩。而經濟管理毫無章法，民怨沸騰。 新的抗議、新的衝突再起。

在埃及，革命最初的發起者——世俗中產階級，憤怒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抗衡舊勢力，眼看權力在宗教組織與軍方之間反覆易手。一場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結果竟是推翻穆巴拉克的兩大主力——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火併，烽煙四起。

為挽救突尼斯陷於內戰，突尼斯總工會倡議組成全國對話機制，邀請其他三個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加入：突尼斯工商聯盟、人權聯盟和律師聯合會。目標只有一個：要求執政的伊斯蘭政黨交出權力，並為走向新憲法、新選舉制定時間表。

電話裏，本·穆薩把簽下「路線圖」的功勞歸於總工會主席侯賽因·阿巴斯。將近70年歷史的總工會，擁有五十萬繳費會員，佔總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突尼斯各省各鎮。總工會創始人在突尼斯獨立運動中被視為民族英雄，歷屆政府都對總工會左右經濟的能力，敬畏三分。

而現任主席阿巴斯的智慧，更是獲勝關鍵。他是談判馬拉松高手。一名國會議員回憶說：「阿巴斯可以就同樣的問題，反覆追問六個小時。」在日夜兼程的兩個月多方談判之後，阿巴斯使出絕招，邀請所有政黨代表到議事廳，宣布「路線圖」計劃。包括伊斯蘭政黨主席格努希在內的一些政要，來到現場才驚訝地發現，電視台攝像機正對着自己，全程直播。

即便如此，阿巴斯還是花了三個小時，說服格努希，直至最後簽署。電視直播出現了三個小時的漫長空鏡。

難能可貴的是，總工會將突尼斯工商聯盟拉進對話。他們原本是天生對頭——工會代表底層工人，而工商聯盟由他們的僱主組成。這對冤家聯手，四個組織代表不同利益人群，加重了向執政黨示威的份量，顯示了民間團結的決心。

在「路線圖」上簽字的，不止伊斯蘭政黨，而是當時突尼斯所有政治黨派。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卻是一個無黨派對話機制。

卡內基中心研究院薩拉·查耶斯指出：「突尼斯的故事，並非某個成熟的政黨，作出了負責的選擇，它的政黨跟其他陷於動蕩的國家一樣糟糕，但是，突尼斯的成功，提醒我們，無黨派組織和其中優異的個體的作用。」

本.穆薩提到的第二個困難時刻，彰顯了突尼斯人面對鮮血的勇氣。兩個著名的世俗派反對派接連遭暗殺，無論誰出任總理，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最終，不屬於任何政黨的總理人選，順利產生，政權和平交接。

「為什麼對話在突尼斯能夠成功，在你們的鄰居，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都慘烈失敗？」埃及第二次選舉，重回軍人執政老路。 利比亞、也門深陷內亂。而在伊拉克、敘利亞，極端宗教勢力控制了大片地區，「伊斯蘭國」興起。這些國家，都曾嘗試過內部對話。

「因為突尼斯非常特殊，我們不但有覺醒的年輕人，還有接近西方先進水平的教育體系，我們的婦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職方面，她們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我們擁有一個複雜精細的社會。」

北非地圖上，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像一排整齊的門牙，而突尼斯，只是遺落齒尖的一塊餅乾碎屑。突尼斯面積太小，往往不被重視，但十九世紀阿拉伯世界最早的憲法運動，從這里誕生。它是「阿拉伯之春」始發地，又第一個走出暴力循環，這不得不叫人思索其中原委。

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的邊界垂直而落，訴說著殖民者劃分時的任人宰割。突尼斯邊界的線條卻很柔和，首都突尼斯市，可能是阿拉伯世界距離歐洲最近的首都。不過，不少突尼斯人私下開玩笑，巴黎才是他們的首都。

今日突尼斯莽莽沙漠，曾經是古羅馬帝國的糧倉和酒肆。1883年突尼斯成為法蘭西的被保護國。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五十年代出任首任總統，他雖然獨立意識強烈，但對法國文化沒有隔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法國人。布爾吉巴甚至認為，當時風靡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義」是無用的浪漫，堅持親法路線。齋月期間，他在電視上喝果汁，還打算跟以色列交往。

本·穆薩阿拉伯語講得飛快，一些用詞我一時沒有聽懂，後來才明白是夾雜着法語。

我曾經在利比亞採訪兩個月，每次途經突尼斯，感覺空氣都變自由了。突尼斯女性多數不包頭巾，街上穿戴保守者，極有可能來自鄰國。突尼斯年輕人多是「雙槍」，阿拉伯文和法文都是母語。卡扎菲在利比亞廢除了外語教學。

1950年代突尼斯婦女已經可以主動離婚。本·穆薩提到的「男女平等」，讓我想到， 《紐約客》記者何偉最近在埃及的觀察：女性沒有解放，生產力便沒有釋放。「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他在報道中寫道。

「我們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本·穆薩說，「但在其他國家，比如利比亞就正相反。突尼斯通過對話解決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

「阿拉伯之春」到來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具備公民社會空間，因而實現早期的和平過渡。而在敘利亞、利比亞，一上來就是最慘烈的內戰，因為在當時執政黨嚴密控制下，公民社會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對話缺乏空間。埃及後來還是陷入了舊衝突的窠臼，或許恰恰說明它的公民社會根基，遠比不上突尼斯。

突尼斯的獨特，或者說幸運之處在於，各種勢力誰都無法獨大。突尼斯的伊斯蘭政黨同埃及穆兄會打着一樣的算盤，不過，他們遇到了勢均力敵的對手——四方對話。

另外，突尼斯自1950年代就開始削減軍費。埃及則為了備戰以色列，不斷增加軍費，耗費巨大，同時養成了軍中勢力。突尼斯軍隊保持相對中立，自「茉莉花革命」一開始就表明不會發動兵變。

同為宗教政黨，突尼斯復興運動黨也不如埃及穆兄會極端，沒有走上死磕的絕路。格努希交出執政權後，突尼斯舉行第二次選舉。世俗力量組成的新政黨完成輪替。格努希告訴支持者們，「五年不執政，並非壞事。」他四處受邀講演、採訪，而短暫出任埃及總統的穆兄會成員穆爾西，卻成為軍方階下囚。

四方機制完成「路線圖」的共識，但本·穆薩說「突尼斯各層面的對話還在進行」，它已經獲得政府及民間的熱烈響應。

他也承認，對話未能解決所有問題。突尼斯目前經濟仍然處於去年槍擊案的陰霾中，需要時間調整。

「民主必定帶來繁榮與安全嗎？」我問。

「民主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經濟的問題，而社會動蕩說明我們的民主尚未成功。」人們頭腦中仍有恐懼。」 一個在突尼斯投資的歐洲商人告訴我，獲獎之後，突尼斯整個氣氛變得積極，「當人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成功的可能也就更高。」

本·穆薩馬上要去開另一個會。我趕緊問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您聽說過香港去年發生的大規模抗議嗎？香港人希望獲得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

本·穆薩有耳聞：「我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的態度是不同意。」

「在這個形勢中，中央政府過於強大，對話異常困難，」說著，他忽然提高了聲音問：「香港公民社會夠強嗎？」「非常活躍，去年發生的抗議就是一場公民社會的運動。」

「要求與中央政府對話，一定非常難，但公民社會必須持續敦促。」他說。

「我願意前來香港，幫助組織這樣的對話。」這令我頗感意外。目前而言，「突尼斯式」對話，在香港並不存在土壤。勢均力敵的局面沒有出現，不得不坐下來妥協的前提並不存在。

「突尼斯的經驗固然特別，我們有促成對話的獨特因素，但是香港對話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應該學會讓步，以整體利益為重。」他說「突尼斯經驗」應該寫進教科書。

此時，本·穆薩說馬上要開會，匆忙道別。不過，他一再表示，有機會願意來香港繼續討論。

如果說公民社會與中央對話，短期內無法實現，那麼，香港內部對話呢？撕裂的香港，泛政治化的香港，需不需要一場內部對話？這裏，突尼斯的經驗可以借鑒嗎？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對話」的特殊性，但仍將榮耀授予它，希望呵護風中之燭，繼續照亮黑暗。因為他們相信，突尼斯的成功，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