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經28歲了，我不想再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讀書了。」
「我已經失業兩年了，我也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濃重的眼線，高聳的鼻樑，頭巾下隱約露出一縷挑染成紫色的秀髮，身上仿製的金屬首飾隨着激烈的動作叮噹作響——三個打扮時尚的伊朗姑娘正聚在一起訴苦，聲調不自覺越來越高。不遠處，幾個面色黝黑、衣着樸素的男仔蹲在店鋪門口的台階上，抽着煙，唏噓人生。
這樣的場景幾乎出現在德黑蘭的每個街角。近年來，失業的年輕人像癌細胞一般，在伊朗這個飽受制裁的柔弱軀體中不停繁殖擴散。
伊朗青年人數的比重大，青年人占失業人口總數的比重更大。每四個伊朗青年人中，就有一個是失去工作的。總統魯哈尼於去年的記者發布會上承認，目前伊朗大學畢業生有四百萬人面臨失業困難。在失業大軍面前，政府卻顯得那樣束手無策——據官方數據統計，伊朗政府每年僅能提供一百萬個就業崗位，這對龐大的失業人口來說遠遠不夠。
失業，儼然成為伊朗青年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地下室裏的官二代
這個社會已經讓我別無選擇，我不想從事我不喜歡的工作。
麥赫迪是一位家世顯赫但卻鬱鬱寡歡的官二代。他的父親是革命衛隊的中層軍官，收入頗豐——革命衛隊是伊朗武裝的精銳力量，在社會中享有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他的母親則安分守己，是個典型的家庭主婦。麥赫迪從小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德黑蘭大學經濟系。
然而，這樣羨煞旁人的生活卻並非他的理想。麥赫迪今年27歲，自前年從德大畢業後，就一直賦閑在家。父親屢次給他介紹優渥的工作，如外貿公司、革命衛隊，都被他拒絕了。麥赫迪認為，那只是大人心中的理想工作，不是他想要的。無論是去外貿公司還是革命衛隊，都還是要聽政府的話，做政府讓做的事。他不想再像父親一樣任人擺布，對自己不喜歡的人低頭哈腰。
「這個社會已經讓我別無選擇，我不想從事我不喜歡的工作。」麥赫迪說，伊朗現在的社會環境太過壓抑，年輕人無法從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成立一支搖滾樂隊，把作品帶給更多喜愛搖滾的人。談起興趣愛好，麥赫迪打開了自己家地下室的門，只見屋裏的天花板上裝着五顏六色的小燈，牆壁上貼滿外國搖滾歌手的海報，地上整齊地擺着兩隻Marshall的音箱，房間正中央則放了一把Gibson電吉他——「這裏是我的世界，只有在這裏我才能找到我想要的。」
如今，伊朗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滿足於傳統的工作崗位和枯燥的工作形式，更希望尋求能傾注激情，實現個體價值的工作，如互聯網創業、成為搖滾歌手等。但這些工作在伊朗實行起來十分困難，甚至本身就被政府禁止。失落的伊朗青年只能暗地裏從事喜歡的工作，或者索性在家待業，等待政府放寬政策的那一天。
「我原來組建過一支小型樂隊，也小規模發行過自己的唱片，但是後來被警察發現了，我父親出面，才僥倖逃過一劫。」
諸如搖滾、說唱這類代表西方文化的流行音樂依然沒有被伊朗的法律所允許。多數歌手和樂隊只能私自製作唱片在粉絲群中傳播，或是在郊區舉辦小型音樂會，但前提是要賄賂好當地的道德警察。道德警察專門檢查群眾的語言、行為是否符合伊斯蘭和伊朗政府規定，如婦女的頭巾穿戴是否得體、男性在路邊談論的話題是否有辱政府和宗教等等。搖滾唱片本就不被法律允許，擅自發行唱片更是有辱社會風紀，屬於道德警察嚴查範圍。
談到未來，麥赫迪感到絕望：「與其讓我去做我不喜歡的工作，我寧願每天關在自己的琴屋。」許多條件優越的青年都有如此感受。他們有條件的就選擇出國留學或移民，爭取再也不要回到這個禁錮的國家；不能出國的，通常在父母逼迫下選擇逃避——有的整日和朋友出去散心，有的在地下社會享受難得的自由——在伊朗嫖娼、吸毒人群中，一半都是年輕人。
比起革命，工作更靠譜
有些人在期待一場革命，但是一場革命不會改變現狀，1979年的革命沒有讓國家變得更好，阿拉伯之春也只是導致了更大的混亂。我們相信領袖和現任政府的改革計劃，伊朗將會成為一個既是伊斯蘭的、又是現代化的國家。
與苦惱的官二代麥赫迪不同，阿米爾更有行動力。他沒有顯赫的家世，父親是雜貨鋪的搬運工，母親是藥店的售貨員，兩人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家中六口人的生計。
阿米爾今年26歲，有三個還沒上大學的妹妹。父母收入綿薄，家庭開銷拮据，這一切使他早早走上自主創業的路。
「市面上工作機會太少，自主創業是個好選擇。」大學還沒畢業，阿米爾就和朋友幹起服裝貿易，每天主要的工作是聯繫買賣雙方、清點庫存和配送物流。他期待有一天能夠從個體戶升級為企業家，也希望自己的小本生意能擴大規模。「等資本再厚一點兒，我準備註冊一個服裝貿易公司。」
談起國際制裁對伊朗的影響，阿米爾說：「那些針對革命衛隊核設施項目的經濟制裁，實際並沒有對衛隊產生什麼傷害，受影響最大的反而是我們這些無辜的年輕人，這顯然是不公正的。」
伊朗核談判以來，西方前後對伊朗施加的各項經濟制裁使其經濟一蹶不振，連年呈現負增長態勢。2012年至2014年，伊朗的GDP一直負增長，在2012年跌至最低點-0.9%。而2014年雖有所回升至3.8%，但今年一季度的伊朗經濟狀況卻再度下滑，降低了3.1個百分點。
多份研究報告顯示，經濟制裁對伊朗的傷害實際由普通老百姓來承擔，對掌權階級的利益觸動並不大。制裁對伊朗正常途徑進出口的影響轉化為革命衛隊通過軍港走私獲得的暴利，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損失，大量私人企業卻無力繞開國際制裁，因為失去了對外貿易的機會紛紛倒閉。
阿米爾認為，現在伊核談判已經取得良好進展，伊朗與世界的接觸將會更加頻繁，貿易機會也會逐漸增多。談起自己與國家的未來，阿米爾充滿希望。
「有些人在期待一場革命，但是一場革命不會改變現狀，1979年的革命沒有讓國家變得更好，阿拉伯之春也只是導致了更大的混亂。我們相信領袖和現任政府的改革計劃，伊朗將會成為一個既是伊斯蘭的、又是現代化的國家。」至於發生在2009年的那場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綠色革命，阿米爾則緘口不談。因為對於伊朗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場真正的噩夢。群眾的反抗並未給政府敲響警鐘，反而招致來了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
除了做服裝貿易，阿米爾還兼職其他工作。他每天清晨5點起床去游泳館當救生員，之後去庫房上班，傍晚下班後再開的士賺錢。當問到他每個月的收入時，阿米爾靦腆地笑了笑，「其實也不是很多，但是能補貼家用，大概每月1200萬土曼吧。（約合2400港幣）」
象牙塔裏的恨嫁女
我只想嫁給一個有錢人，這樣我就不用再讀書了。
伊朗女孩薩拉則是另一類年輕人的代表——她們家境普通，既沒有遠大的志向，又恐懼迷茫的未來，只得不停地讀書、讀書再讀書，逃避未知的工作選擇。
薩拉今年30歲，在德黑蘭大學讀生物學博士。她平時除了去實驗室、跟着導師做研究、寫論文，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宅在宿舍裏，瀏覽社交網絡度日。問她為什麼會選擇讀博士，她說：「我不喜歡讀書，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找不到工作，學校的獎學金很多，可以供我學習外的生活開銷。」
像薩拉這樣的學生在伊朗各地的大學裏比比皆是。他們的家庭無法承擔過多費用，伊朗的就業崗位又如此稀缺，多數專業性強的專業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選擇繼續讀書下去逃避現實，依靠學校的獎學金度日。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努力使教育機會平等化、教育資源合理化、並提供大量獎學金使普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夠上大學。
「我想去美國看看，但是我的家裏沒有錢，我想我只能繼續下去做我不願意的事情。」說起未來的打算，薩拉滿臉無奈與憂傷，「不過上學的日子也很好，我只需要擔心我的論文和實驗。」
對於薩拉一樣年紀的伊朗姑娘來說，除了讀書和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感情問題。在伊朗就業環境嚴峻的大背景下，受工作機會及收入影響，伊朗青年的平均結婚年齡較2005年的25歲已經推遲到如今的30歲。據相關數據，伊朗35歲以下未婚率，女性為33％，男性為50%。當被問及未來想找一個怎樣的伴侶，薩拉羞澀地低下了頭，「我只想嫁給一個有錢人，這樣我就不用再讀書了。」
伊斯蘭一代的未來
早在巴列維王朝（1925-1979），伊朗國王受西方「優生優育」思潮影響，在國內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政府為了能夠保證充足的勞動力實行國家建設，全面開放生育，並希望這些青年從一出生就接受伊斯蘭教育，形成忠於現政府和現宗教政體的「伊斯蘭的一代」。
八年兩伊戰爭，伊朗政府號召青年勞動力參戰，但由於武器落後且數量不足，伊朗青年多數戰死沙場。戰後，伊朗面臨嚴重的青年勞動力短缺問題。為此，政府再次積極鼓勵生育，提供各種生育補助，以期在未來二十年內彌補短缺的勞動力。其後出現的「生育潮」使人口在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內增長了近1500萬人，直接導致如今伊朗青年勞動力嚴重過剩。
大量失業青年不僅會降低經濟發展的活力，還是引發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1999年伊朗的學生運動和2009年的「綠色革命」至今仍讓當權者後背發涼。針對愈演愈烈的年輕人失業問題，伊朗政府也採取了相關措施。
自2012年起，伊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政策，鼓勵晚婚晚育，希望達成家庭平均撫養孩子數量從六人降低至二人的目標，努力控制生育率。同時，政府將創造年輕人就業機會作為經濟問題的最優先事項，推出近1600億美元的綜合投資計劃創造就業崗位。
同時，伊朗政府也在與西方達成和解，減輕制裁壓力。不過，進一步的經濟開放也讓政府憂慮，怕青年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滲透，破壞現有的伊斯蘭政權。故而，有條件的對外開放和基於內部的經濟改革，成為現階段政府的主要方針。
在這些搖擺不定的決策中，曾被寄予重大希望的「伊斯蘭的一代」卻在失業的痛苦中，愈發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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