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缺失是當代中國的致命問題。「加強社會管理」一說，恰恰有悖於社會的規則，因為社會的核心是自治，不是單純依靠他律，尤其是行政權力的指導。如果從動態的穩定來看，需要「大社會、小政府」的格局，但是這種觀點迄今難以成為實踐。雖然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剛剛翻身落馬，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觀點會被放棄。2011年，周本順在《求是》撰文，稱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批評了「小政府、大社會」的認知誤區。
當政府是全能的，必然會面對全能帶來的種種問題。汶川大地震之後公眾對紅十字會的質疑，也是涉及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政府介入社會的理由常常是加強監管，避免社會犯錯，所以有「加強社會管理」一說。但是政府本身並非不犯錯誤的天使，政府介入社會常常會催發出很多新的問題。由於行政的高度介入，行政本身又缺乏監督，使得社會組織具有了政府組織的屬性，缺乏有效的監督。包辦常常成為包不辦，不僅自己不辦，其他個人或機構也無法辦，各種官辦慈善組織對慈善的壟斷即是一例。
社會自治不等於排斥任何他律，比如法律。自治和法治（不是法制）互為表裡，社會在法治框架內按照自身的規則發展，不是按照行政權力的指示運作。立憲政府、自由市場、自治社會的三元分立，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格局，三者之間形成制衡。知識分子主要棲身於社會之中，如果社會自治，知識分子可以形成知識階層，不再是孤立的分子，也不再是隸屬於政府的單位人或隸屬於市場的經濟人。學術共同體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思想學術的興衰往往和社會空間的大小有著密切關係。加強社會管理，拒絕開放社會空間，只會使得知識分子自身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只能通過和權力結合或者和經濟結合開拓空間，最後出現政學商一體的最壞結果。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和社會空間的逼仄有著直接關係。在政治學界流行「善治」的說法，強調政府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性，但是這個詞語依然帶有強烈的由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我習慣把2008年以後稱為轉型時代，是為了與改革開放區別開來。改革開放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進程，政府決定是否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的力度。改革的目標是開放權力，還是集中權力，由政府確定，後者的可能性會大得多，1989年（或1992年）以降即是如此，集權改革代替改革開放。2008年之後，雖然社會依然薄弱，但是處於艱難的建設之中。在這個轉型時代，動力已經不是單純地來自政府，更多的來自社會。是否轉型，不再取決於政府的態度，而是取決於公民的意願。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意識到社會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社會，談不上公共參與，公眾無法享有公民權利。公共參與不是市場行為，也和政府主導的公益行為有別，主要在社會的空間中展開。
社會是如何形成的？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新權威主義者主張威權政府主導公民社會的建設，等到公民社會成熟之後，威權政府再還政於民。這是一個完美的藍圖，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威權政府很少願意看到公民社會的生長。如果沒有公民社會，政治轉型會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政治轉型不啓動，社會的空間又會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社會運動中推動社會建設。
從各國的轉型經驗來看，律師、記者和學者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三個群體。但在當下中國，有著眾多參與社會運動的律師和記者，學者卻非常有限。在中國的學者中，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即使在公共知識分子中，對社會運動的關注也是遠遠不夠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發言，往往存在兩種趨勢：一種是只談論允許被談論的問題，在一些並不涉及關鍵問題的事件上發表評論，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顧左右而言他；另外一種是熱衷設計關於未來的制度藍圖，認為這是經國之大業，卻把正在進行的的社會運動視為「小打小鬧」。設計制度藍圖依然是「烏托邦」思維，相比之下，雖然社會運動問題重重，但是在這種試錯中逐步推動轉型，可能是最不壞的方式。
每一種職業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律師和記者往往直接出現在社會運動的現場，不必要求學者同樣如此。但是，對於社會運動的觀察和分析，與社運成員的交流和對話，是願意把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的學者不可或缺的。學者可以通過構建學術共同體參與到社會建設的實踐中，學術共同體的說法在學術界也非常流行，可惜目前看來，所謂「學術共同體」，目標往往是爭奪體制內資源，並非在體制之外開闢自治的空間。這當然是有外部環境的限制，但是學者自身渴望加入既得利益，對於社會運動相當隔膜或者不以為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的隔絕會產生雙重問題：知識分子被納入利益集團，專家、學者、教授這些詞語已經成為貶義詞，這有「被污名化」的成分，也有自身的原因；如果社會運動缺乏與知識分子的充分交流，會缺乏反思和行動的力度。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能否互動，將會影響著未來轉型的成敗，關係到意識形態和權力、資本的三位一體能否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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