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馮可強：抗議政治與年輕抗爭者

2014年底，香港出現長達79天，以學生和青年人主導的「雨傘運動」。今年7月底，又有學生衝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的事件發生。不少人都慨嘆說，年輕一代是沒有法治觀念的被寵壞的孩子，甚至有位高權重的人公開痛罵學生是「小混蛋」、「暴民統治」、「文革紅衛兵」。

學生的部分行為是應該批評和否定的，但如果我們這些較年長者回憶起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不是也曾經被我們的上一輩看不順眼和諸多指摘嗎？世界不斷變化，時代不同了，作為父母或祖父母輩的我們，首先要了解和研究世界發展的趨勢，以及年輕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成因和特點，進而考慮如何有效地與青少年溝通，以及採取怎樣的相應對策。

抗議政治席捲全球

香港年輕人的激進行為不是獨特現象，也不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特別失敗（當然香港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需要不斷檢討及改善），而是近幾年蔓延世界的「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的組成部分。

群眾抗爭行動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地方都經常出現，數不勝數，可說是古已有之；但近幾年來，世界各地烽煙四起。正如2013年《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一份特別報告(‘Rebels without a caus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統計，在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內，總共有約7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群眾示威抗議，以致部分演變為佔領、衝突與暴力的事件；其中可劃分為三大類型──

（一）反專制政權和鼓吹民主，例如「阿拉伯之春」；

（二）較為傳統模式的社會不安，例如反對經濟緊縮政策、失業、貧窮和不公平等原因；

（三）「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例如包含不同訴求的「佔領華爾街」等行動。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學者（如Ivan Krastev）的觀察和分析，現代抗爭行動具有新的模式，其中有兩個特點在這裏提出來與讀者討論。

網絡推動公民能量的爆發

數碼科技和社會媒體賦權予（empower）教育程度日高的年輕一代，令他們更強烈地覺得自己是獨立個體，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們是「我、我、我的一代」（‘the ME ME ME generation’－Time Magazine, May 20, 2013 )，通過網絡互相聯繫，時刻分享感受與經驗，又掌握世界各地群眾抗爭的資訊。

現代抗爭者（protestors）是憤怒的個人（angry individuals）。他們樂於聚合一起抗爭，共同創造及分享當中令人振奮和難忘的經驗，但他們不是一個集體或組織，沒有共同的理念或信仰。把他們臨時和鬆散地拉在一起的，是對現狀和事件的不滿和道德憤怒，無論是針對1%比99%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義、專制貪腐、污染環境，以至當權者某項政策或處事方法被視為不公正。

通過網絡世界，一次事件或某項政府政策，可以突然引發一場公民能量的爆發 （an eruption of civic energy），表達被賦權者的強烈不滿感受（frustration of the empowered），形成一種公民社會的「反對的主權」（negative sovereignty of civil society）。這種以網絡為中心的臨時集會行動，有時是在現場以集體討論和爭論作出決策，而非以組織、領導和意識形態等為基礎進行。

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s）相信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不信任政府，並反對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預或過度的管治。現代抗爭者同樣反對被管治（being governed），因此具有自由放任主義者精神。

排斥性的民主

整體而言，千禧年代對權威、領袖、建制、政黨和主義等的信任逐步下降，而西方民主制度與全球金融資本的緊密結合，令其政府和代議政制在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弊端方面，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定期選舉和代議政制在愈來愈多選民心目中，已不是能夠帶來真正改變的有效機制。

但現代抗爭者沒有意圖去探討如何改變世界，亦不企圖建立什麼新的社會、制度、政權、政黨或政策去取代舊的一套。他們實踐一種沒有領袖、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並在一個具體事件和情況中，以拒絕方式去行使人民的主權，所以是一種排斥性的民主（a democracy of rejection）。他們除了要求完全撤銷或推翻當權者的某項政策和決定，而排斥任何妥協和其他代替方案之外，還在抗爭過程中排斥領袖、排斥政黨的介入和領導、排斥法律制約和社會規範、排斥其他社會人士的感受和反對意見等等；抗爭因此可能會演變成為佔領、衝突與暴力。

排斥性的民主，違反了西方一向尊崇和實行的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中的包容、多元、法治等要素。政治學者Ivan Krastev稱之為「民主的分裂」（democracy disrupted）。

當權者的應有對策

以上是一些西方學者的概括分析，並非針對所有現代抗爭者而言。當權者為了維護社會安定與秩序，對違法的抗爭者當然應該及可以執法，以免社會逐步走向無政府狀態；但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盡力去協調和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能夠向前發展，而不是參與激化矛盾，令對立撕裂的社會掉入不斷向下滑落的漩渦裏。

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盡力去協調和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能夠向前發展，而不是參與激化矛盾，令對立撕裂的社會掉入不斷向下滑落的漩渦裏。

年輕一代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位高權重者尤其須要慎重考慮年輕人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性，而不應只是抓住及放大學生的個別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而漠視或全面否定他們抗爭的原因和理據。年輕抗爭者多數時候是基於道德憤怒而以身試法，當權者在維持社會秩序之外，還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觀分析，去審查及檢討原先的決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處。

年輕抗爭者多數時候是基於道德憤怒而以身試法，當權者在維持社會秩序之外，還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觀分析，去審查及檢討原先的決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處。

另方面，亦需要鼓勵社會人士以多元角度，就自由、民主、公義、法治、暴力等基本概念和理論，與年輕一代平心靜氣地交流、溝通和深入討論，盡力去拉近大家對這些基本概念和理論的理解，共同探討社會發展的方向。

（馮可強，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