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鄺健銘:中港關係想像與在地抗爭

現今港人的憂慮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1980年代的「一國兩制」所許諾的「中港區隔」──維持兩種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沒有兌現。
鄺健銘:香港人理應掌握人口政策、監管港中邊界的自主權。圖為香港(右)與深圳(左)的邊境。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客席教授Asit K. Biswas月前就香港的「毒水」風波在《南華早報》撰文,直指「香港的食水管理措施比哥斯達黎加等第三世界國家更落後」,並說「只要使用更有效益的供水方法,從大陸入口的食水亦可大幅減少」。

東江水與「命運共同體」

「東江水」所以值得議論,不只是因為現在港人依賴其食水供應,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為中港關係的一個重要符號──很多人常說,香港沒有中國大陸的東江水,就不能生存,因此進而推論中港「不能分割」、屬「命運共同體」。好些知識分子說香港社會置於中國天朝之下、愈趨強烈的「中港區隔」主張「不切實際」,大概部分理據正在於此。無獨有偶,這種從食水衍生的中港「從屬關係」思維,在北京對港的政治語言之中,亦非常常見。

學者李家翹有關東江水的研究值得更多港人重視,原因是他揭示了這種貌似「不能分割」與「親密」的中港關係想像,並非自有永有,很大程度上屬於地緣政治下的政治人為操作。誠如在其文章〈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所指,「沒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主。不錯,在殖民時期的政治地理處境中,香港無法完全隔斷中國大陸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脈,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自主供水權,不能輕易放棄。英國治下,會讓香港完全依賴於東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權拱手委以中國共產政府嗎?答案顯然易見。」主權獨立的新加坡,縱然當下仍有高達六成食水由鄰近的馬來西亞柔佛河(Johor River)供應,但在未來兩年新加坡新的食水處理設施落成之後,其食水自給率便可提高至七成。

李家翹以廣闊的地緣政治脈絡,探視香港管治演變的研究角度,啟發了我寫下近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歷史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形塑我們的世界觀──例如,我們如何理解世界需要怎樣一種政經社會文化秩序,以及這種秩序應該如何構建等。有了這種歷史觸覺,便能明白,當下好些人強調的「中港關係」想像,其實並非毫無商榷處。

與由「東江水」衍生的中港關係認知一樣,香港社會中,視我城為實現「中國」某種政治理想「工具」(means)的大中華情意結,背後亦有政治操弄的痕跡,這可見於香港學者羅永生文章〈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的歷史敘述。二戰後的香港,是冷戰場地,中共曾在香港積極統戰海外華人意識形態上的「人心回歸」,當時發行的《盤古》雜誌和《70年代》雜誌,便是重要平台。第10期《盤古》曾刊登包錯石所寫的文章〈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呼籲推動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這類政治文宣,曾在1969年的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引來了題為〈我是個「香港人」〉的文章回應,說“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不約而同地,這幾十年前中國與香港本土之間的論爭,與近年有關六四悼念意義的爭議,詭異地大同小異。

這意味先警惕現今香港對「中港關係」某種理解背後隱含的民族情感、先清楚香港各種歷史背景、先思考如何從「星馬關係」得到更多的啟發,始能冷靜理性地凝視中港之間的邊界問題。

還原基本步的期望

現今港人的憂慮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1980年代的「一國兩制」所許諾的「中港區隔」──維持兩種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沒有兌現,畢竟在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一國兩制」是當時安撫人心的制度安排;而在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這種「中港區隔」的寄望更強烈──精英紛紛移民、手持外國護照當買個保險,甚至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 (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今天大眾講「中港區隔」,其實只是在中國同化壓迫下,捍衛我城珍貴價值(例如法治精神)、要求履行當年承諾、要求中方機構緊守《基本法》第22條、保留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香港的一類本能反應而已;有論者動輒將這種還原基本步的期望扣上「港獨」帽子,是有意無意遺忘香港過去的一種表現。

如果道德的意義,是追求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幸福以及文化多元,那麼套在香港,香港人更理應掌握人口政策、監管港中邊界的自主權。按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看法,一個理想的共同體,成員數量不能太多,且成員間需要相互熟悉了解對方,這樣才能方便解決權利糾紛、讓成員生活美滿。當今香港的一大政治問題,是不如主權在民的新加坡那樣沒有「雙非」問題,單程證審批也無從過問。與此同時,香港學校教科書,向學童灌輸「我們都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這種真正「狹隘排外」、種下「仇恨」的民族主義思想,漠視如程沛在香港外籍人士訪問系列所示,香港作為大都會「香港人」包含不同族裔的「港式國族主義」。在這個脈絡下,陳健民撰文〈城邦自治與價值優先〉,不談香港如何像西藏新疆被中國再殖民傾向所壓的趨勢,卻大談「世界公民」與「開放本土」、批評力抗天朝而起的本土意識,這顯得極其捉錯用神。陳氏立場的一大模糊處,是事到如今信奉「世界主義」的他,如何看香港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 

於此背景,《革新論》的「新」,在於向每位香港人建議以我城為主場、集中精力「自己香港自己救」的行動路線圖,在「中港關係制度」、「香港政改」與「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三個領域裏,擴闊大家對前路的想像。誠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在其書評所說,《香港革新論》的貢獻,就是「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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