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之戰：為什麼溫州盛產教堂「釘子戶」？

8月16日晚，近百名基督教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長老聚集在一個村莊教堂的小集會室裏，他們都是來自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各牧區抗拆十字架的骨幹。平日在講壇上滔滔不絕的他們，今天靜靜地坐在講壇下，聽同為基督徒的北京新橋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凱的講座。

講座開始前，一位牧師帶領眾人祈禱上帝通過張凱將法律知識傳授給他們，幫助他們守護十字架。而張凱開講的第一句話就說：「今天我站在這裏，與其說是分享法律，不如說是分享策略和方法。」

從去年開始，浙江省當局推進了數波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動，據浙江省基督教協會統計，已被拆十字架的教堂有1200餘座。

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基督教的歷史有150年，基督徒人數佔總人口約10%，為全國之最。在19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這座城市曾多次遭遇「消滅宗教」的打壓，但教會活動仍然生生不息。2014年至今，拆除十字架的行動在這裏遭遇了最為堅決的抵抗，其中又以平陽和蒼南兩座縣城的抵抗最為激烈。除了「肉身守堂」的傳統招式，法律維權、輿論關注等新元素也成了溫州基督徒守護十字架的新武器。據教會長老鄭大同估計，抵抗至今，溫州僅有15%-20%的教堂被拔下十字架。

以法律手段「反守為攻」

「今天溫州面臨這樣的逼迫，我相信有神更大的旨意在裏面，完成了這場考試，溫州的教會才能承擔起帶領中國教會的使命，才能稱得上是中國的耶路撒冷。」講座中的張凱不時踮起腳跟，聲音高了一個八度。

張凱從事宗教維權案件已有十年，他鼓勵溫州教會採取法律手段「反守為攻」：「如果像你們這樣一個鎮有十幾個教會、一個村有三個教堂的地方，都抵抗不住一個拆十字架事件，那怎麼能指望那些大山裏的教會、那些一個城市只有一個教堂的地方能抵抗得住呢？」

張凱的演講結束後，組織活動的年輕傳道人王尋助（化名）在大螢幕上打出了自己擬定的供討論問題：「如何使十字架成為一場運動」、「如何看待/處理與『兩會』的關係」、「教會如何應對『五進五化』的侵入」等等。（注：基督教「兩會」即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會，為政府下轄的管理基督教的團體。「五進五化」即「宗教本地化」、「管理規範化」、「教義適應化」等，為「基督教中國化」的具體政策簡稱。）

會場喧鬧成一片。各個牧區圍成一圈商討策略，但他們都面臨種種掣肘：有的教會有多人曾被拘留，仍處於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狀態；有的教會，教堂在法律意義上確實沒有完備的手續；有的教會中企業家較多，政府以干擾廠房相脅，他們想退下抗爭火線；有的教會已經守堂逾一整年，身心俱疲……他們紛紛拉住張凱，要求出謀劃策。

討論和問答持續了近兩個小時，許多教會成員對法律維權的作用和方法仍不甚明瞭，但基本上都受到了積極抗爭的情緒感染。「對張凱律師的思路我是很認同的，我們已經跟他簽了代理。」參加聚會的高沙村聖愛堂的張崇助牧師說，「有沒有用就要看接下來的發展了，各種方法都要試試，我們現在也是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執行「反守為攻」思路最徹底的，大概是溫州鹿城區下嶺教堂。

2014年12月2日，下嶺教堂收到了最後通牒——立刻騰空教堂，即將強制拆除十字架。此前官方曾多次口頭明示，拆了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

「11點鐘接到公告，下午兩點鐘就看到張凱說來溫州了，」下嶺堂的傳道人陳宗義（化名）說，「我們晚上召集開會，大家說已經到這個形勢了，只能請律師商量商量看。」

張凱來了，聽完了下嶺堂的種種情況，他設計出一整套維權方案，向教會全體工作人員作了解釋說明，也明言整體執行需要30萬到50萬元人民幣費用。教會同意了他的方案，說即使借錢也要維權。

一周後，下嶺堂出現了11個律師，他們合作提起了四項訴訟——要求政府賠償因企圖強拆十字架損毀的教堂臺階；政府無故斷教堂水電行政違法；對政府的拆除違建公告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各政府部門對拆除行為進行資訊公開。

律師們的訴訟反擊引起了鹿城區政府的震撼，政府隨即與下嶺堂展開了長達數周的談判，最後雙方停滯在一種默契狀態：你別追着告我，我也不去拆你。相安無事已有半年。

下嶺堂的成功案例讓張凱在浙江一戰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教會與他確定了委託代理關係。

8月16日的聚會散去，已是夜裏11點多，張凱在長期定點駐紮的下嶺教堂，坐在高高的台階上喝八寶粥，守堂信徒們的鼾聲在他身邊此起彼伏。在溫州，教堂總是村鎮裏最高大堂皇的建築。這座村教堂有近50米高，旁邊的副樓也有五層，這僅是一個中型的教會，有七八百登記信徒。

9天後的深夜，張凱在下嶺堂被十多名警察翻牆帶走，同時被帶走的還有約十名與張凱有密切合作的神職人員，其中包括上述的聖愛堂張崇助牧師，到發稿時被帶走的人數仍在上升。

「我們既震驚但也在預料之中，既憤怒但也可憐那些無知之人。」傳道人王尋助說：「我們隨時做好準備，該來的總會來的，隨時恭候！」

截至發稿時，張凱的合夥人楊興權律師已通過溫州市公安局確認，張凱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實施「指定場所監視居住六個月」的強制措施，辦案部門為溫州市公安局。

以法律手段「反守為攻」的戰略，至此遭遇重創。

「把他們偷十字架的過程拍下來」

8月底的一天上午，烈日當空，數百信徒圍繞着平陽縣明裏（化名）教堂，一致地仰着頭，望向同一個焦點——兩片薄木板垂直釘起，刷上紅漆，正在被豎立在這座鄉村小教堂光禿禿的頂端——那就是他們第三次立起的新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不知道是誰的帶頭，信徒們一同唱起了這首名叫《十字架》的讚美歌，一遍又一遍。這首偏居讚美歌本一隅、過去很少被唱到的短歌，在最近一年成了各個抗拆教會每逢聚會必唱的歌。

明裏教堂五天前才剛剛重立過十字架，當晚就被偷偷拆除。教堂自己裝設的監控設備也被一併拆除帶走，拒絕歸還。

這座教堂是所在牧區幾乎最小的教堂，此次參加重立儀式的信徒並非都來自本堂，而多是由牧區的其他教會組織前來。就在前一天晚上，該牧區的十幾名各教會骨幹聚在一起，商議這次重立儀式：包車接送、時間流程、詩班獻詩、講道內容、拍攝後勤……他們還吸取上次的教訓，準備安排信徒守堂：不是為了保十字架，而是為了保監控設備。

「十字架拆了就再重立，但要把他們偷十字架的過程拍下來，拿去告他們。」明裏教會的長老說。

討論完明裏教堂的重立儀式，牧區骨幹們開始交流各教堂的抗拆進展：他們一同提起的行政復議，有的被接收有的被退回；監控設備要買什麼清晰度，裝在哪裏才不容易被拆走；某個教堂的樓披滿了抗議條幅，反而獲得周邊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各教堂是否守堂，守堂的氣氛和人力如何；人力不足時要支帳篷，讓當局難辨虛實；通往十字架的樓道門焊死，準備好遇到強拆時要怎樣敲鑼；遇到政府的探子怎麼應對……

這些教會在去年都還不願意接受採訪，而如今開策略會議都不避諱記者在場。這個牧區的多數教會都與張凱簽訂了委託代理協議。「這裏的抗爭需要外界的關注和支持。」一名牧區長老說。

8月中旬，一封《重立十架倡議書》在浙江基督教群體裏廣泛流傳，信中倡議：「浙江天主教會、基督教會都必須迅速、高效地重立十字架。秉持溫和、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則，為了神聖的信仰，實施這一行動……從即日起，至2015年9月14日（『聖十架日』）止，完成重立十字架工作。」對教會來說，「重立十字架」從宗教性和行動方式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據信徒估計，平陽縣目前約有四分之一被拆除十字架的教堂都完成了「重立」，其中有數個教堂重立了多次。多個教會骨幹都認為，溫州教會的抗爭將進入「重立階段」。

「釘子戶」教堂的聯動攻防戰

平陽縣的各教會之間的密切聯動，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多種抗拆手段的熟練使用和不斷完善，也不是一日之功。這樣的演練，已經進行了一年多。主要的演練場，是七座位處S230省道和G104國道沿線的教堂。

去年4月，平陽縣約有40座教堂接到了拆除違建的通知，一些教堂的十字架被陸續成功拆除，也有一些教堂堅決抵抗，成了「釘子戶」，他們包括：顯橋堂、曾山堂、救恩堂、桃源堂、上周堂、光明堂和垂楊堂。

這七座「釘子戶」教堂動員和吸引了所在牧區、周邊牧區甚至鄰縣蒼南的信徒，日夜守護十字架。蒼南縣牧師朱誇義（化名）回憶，當時牧區裏每天會安排哪幾個教會要出人去守哪一個教堂，並有中巴車接送。當時的聯動雖較為鬆散，亦基本保證了每座教堂每天至少有近百人守護。

然而政府方面也迅速出手遏制這種互助網路。多名骨幹都表示他們教會的信徒曾受到過基層官員壓力和威脅，要求不要參與守護。許多信徒，尤其是小工廠主、小商人和公務員背景的信徒，因此退出了聯動守護。與此同時，政府的拆除行動一次次變得更大規模、更出人意料、部署更嚴密，七教堂中的六個，在這樣一次次的攻防戰中陸續「失守」。

顯橋堂是這六個教堂中最後一個失守的。

2014年10月10日下午3、4點鐘，正是交班時間，教堂裏僅有三四十名守護信徒，警察從顯橋堂背靠的山丘繞進教堂，迅速將信徒們控制在教堂門外，動用消防雲梯拆除了教堂頂端的十字架。根據事後信徒拾獲的政府方面的現場布控圖，拆除行動由鎮政府一、二把手直接領導，分為七個大組共22個小組，布控在教堂周邊10餘個不同地點，不計拆除工人和交通管制人員，共動用官員、警察至少400餘人。

顯橋堂之後，曾山堂成了七教堂中僅存下十字架的一個。

「顯橋堂是10月10號被拆掉的，10月11日我們就叫了平陽全縣教會，凡是有參與守十字架的，我們都叫他們派代表來開會，我們把我們的危險向他們說明。」曾山堂長老方守愛（化名）說，當時曾山守堂已逾百天，本堂信徒的精力已難以為繼。

這次全縣抗拆代表的大會達成共識：他們要傾全縣之力守護曾山一堂。平陽七牧區分工一週七天守護教堂，輪到哪個牧區守護的日子，該牧區自行負責集合、接送、分工、現場管理、安排聚會和講道。曾山本牧區的信徒則可以回家修養。此方案從2014年10月12日一直運作到2015年2月16日（大年二十八），幾乎每天都有千人在曾山守堂。

這樣的流轉分工，使得各個牧區的抗拆信徒和骨幹都在曾山堂受到了「系統的」抗拆訓練，用方守愛的話是，「經歷了神的統戰」。

在曾山堂，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歷次攻防戰中積累出來的抗爭手法：大門外堆滿巨石，車輛不得靠近；大鐵門用黑布蒙住，謹防偷窺；鐵門後面建了兩個活動板房，青壯年值班人員就睡在裏面；整個教堂的圍牆都用鋸齒鐵絲網加高，以免翻牆；教堂各個角度都安裝了攝像頭，及時發現風吹草動；高音喇叭被安裝起來，緊急時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門被道道鎖死，危急時刻還有特別組將用肉身擋在十字架前；教堂配備200支強光電筒，強拆人員深夜來襲時就一起照射他們的眼睛；還有數個巡視小分隊，反向監視各個相關政府機關的活躍程度……

曾山堂的十字架就這樣被孤零零地守住了。

到了今年6月，拆除十字架工作在平陽全面鋪開，各個教會都自覺而且熟練地使用起這些早已習得的手段。只是再難有集中守護了，「現在個個堂自己都要守咯。」去年忙碌了大半年的曾山駐堂後勤人員梅阿姨說。

遍地開花的「戰場」，也使得各教會間的抗爭聯動進一步升級，積極參與抗拆的牧師朱誇義說，最多的時候，他手機裏有80多個各種功能的抗拆十字架群組。

抗爭的悲喜劇在各個教堂不斷發生。有守護的教堂每天清晨四五點即響徹信徒們集體歌唱禱告之聲，「已經很多年沒有過大家這麼團結仰望的情景了。」朱誇義牧師說。而在山區的一間小教堂楊美，兩名老年女信徒在守堂時被深夜爆發的山洪沖走，第二天才找到屍體，政府每人賠償了7萬元人民幣息事寧人。

溫州數次遭遇「滅教」重生

沿着曾山堂門前的路往村子深處走幾百米，就到了山腳下那片曾山村的古村落，當地人都叫它「福音村」，據說村民信仰基督教已有百年歷史。曾山堂的傳道人說，如果算上「福音村」，曾山村可能有7成以上的人是基督徒。

一座扁矮的老教堂被層層村舍蔭蔽在古村落最靠山的一側，那是文革後村裏重建的第一座教堂，約建成於1990年，如今已經租予私人，正堂成了倉庫，副堂裏紡紗機轟轟地響着。它簡易的兩層小樓與2002年落成、建築面積達3000平米的曾山堂形成鮮明對比。

老教堂貼山而立的低調姿態，似乎映照上一輩基督義工們的心態——他們在文革期間躲進山裏堅持聚會傳道，直到八九十年代宗教解禁後才逐漸回到平原，重整教會，但始終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深為不信任，若有風吹草動，便預備隱回山裏。

溫州是中國最早有基督教傳入的地區之一，通常認為可追溯至1860年代英國內地會傳教士進入溫州，至今已有150年歷史，經歷數波宗教打壓。最近的兩波發生在50年代末和文革期間：1958年，溫州市平陽縣（注：現在的平陽和蒼南兩縣）被劃為「消滅宗教」試點，教堂被沒收，教會被解散，部分神職人員被判刑；1959年，溫州被正式定為「無宗教區」；文革期間，大批基督教信徒被批鬥、遊街甚至坐牢。然而溫州的基督教並沒有就此被消滅，各種各樣的團契、聚會和教會以秘密的方式生長起來。

老一輩溫州基督義工的受難和堅持，為他們在本地贏得了極高的威望和崇敬，加上「三自教會」在打壓期間的無所作為，決定了宗教解禁後溫州的教會重建以老義工為主導，雖掛在「三自」名下，實質上「三自」難以插手。溫州教會的獨立基礎就此奠定。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溫州高度發展的民營經濟，使教會多了許多「企業家信徒」。教會僅靠信徒的奉獻，經濟上就自給自足有餘，不需要也不願意向「三自」伸手要錢要資源，只是每年繳納象徵性的會費。

人事上，溫州的許多中年神職人員由老義工們像帶門徒一樣帶出來，而青壯年神職人員大多數出身本地基督教家庭，從小受教會辦的「主日學校」教育，不少人還出過國學習神學，基本上不依靠官方神學系統的培養。人事任命由牧區決定後上報「三自」，「三自」通常只充當「橡皮圖章」。

長達30餘年的經濟與人事的雙獨立，使溫州教會幾成自治的「飛地」，以致教會內部有個調侃，說「三自」只管「兩個半」——全溫州只有兩個半教會會聽「三自」的話。

如果說溫州教會的獨立特徵使得抗爭發生的門檻較低，並不遙遠的宗教壓迫記憶，則或可解釋溫州，尤其是平陽蒼南信徒的抵抗意願之堅決。

「越逼迫越復興。」這是抗爭信徒們在談論拆十字架事件時使用得最頻繁的話語，這種信念一方面與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穌受難復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們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間，溫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抗拆十字架運動中的不少最堅定的參與者，都對那段歷史有過切身經歷。75歲的長老鄭大同曾兩度因信仰坐牢，在他看來，現在的打壓就是「小菜一碟」；溫州市五溪堂長老範良安曾在文革期間遭死亡威脅，如今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五溪堂三次重立十字架；文革期間還是小孩的方守愛記得，大人們在自己家裏聚會的時候，他和其他孩子就要在屋外分三個方向放哨；60年代生的牧師朱誇義在小時候帶過高帽，陪着基督徒父母遊街，他也在父母聚會時放過哨，通風報信的方法就是學貓叫或狗叫。

溫州教會中的青壯年神職人員，大多數家庭信教的歷史在兩代以上，因此即使不曾親歷，也聽過父母回憶那段往事。記者接觸到的多個七零、八零年代出生的神職人員，每個都能描述那段宗教壓迫歷史中的故事。然而與前輩不同之處在於，青壯年傳道人們一方面雖繼承了受難的記憶，但並沒有真正的對殘酷壓迫的恐懼，加上他們對媒體、網絡和法律更熟悉，往往可以迅速投入新式的抗爭方式。

「如果不是這次拆十字架，我都差點要忘記那段時間了。」方守愛坦言自己難以想像政府到現在會再搞宗教壓迫，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後，他自己辦起了小工廠，20多年來一直覺得政府會越來越開放。「現在在我看來這是件美事，如果教會長期過得很舒服就不正常了，是神要重新建造我們溫州教會，如果神不愛我們，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基督教中國化」的地方升級版？

「這麼大力地拆十字架就是要羞辱基督教，讓大家看清了這就是宗教壓迫，接下來還想要『五進五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平陽縣抗拆牧師李道會（化名）說。

2012年，宗教學界最初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概念，初衷是為了探討基督教何以融入中國文化以及當代中國社會。2013年9月，中國國家事務宗教局首次在政治領域提出「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期望。

2015年年中，浙江官方開始推廣基督教的「五進五化」：五進包括「政策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五化則是「宗教本地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財務公開化、教義適應化」。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浙江提出的「五進五化」與「基督教中國化」的論述大背景是否相關，但反抗者已經把兩者連在一起：「我們希望中國基督教化，他們卻希望基督教中國化。」李道會說。在不少溫州教會的神職人員看來，這就是政府要全面控制和管理教會的信號。

「五進五化」的具體實施方案並不明朗。但在8月24日，張凱等十餘名抗拆人士被拘的前一天，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公佈了《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徵求意見稿。根據該意見稿，民宗委將對宗教院校、場所、活動、資金、對外交往的「違規」行為都有「責令停止、罰款和沒收財物」的權力，而什麼是「違規」，幾乎沒有定義。

下嶺堂的陳宗義對溫州教會的前景感到悲觀：「他們如果問你要教堂還是要『五進五化』？大多數教會都是守不住的。」他說：「但這樣的教會就不再是神的教會了。」

如果被迫要做這樣的選擇，陳宗義甚至開玩笑地說：「如果他們真要拿教堂威脅我們，我們就請上海同濟的爆破學院直接定時來爆破（教堂），然後請弟兄姊妹和國內外的媒體一同來做見證。」

他說到這時笑了，儘管這是他們費盡心血守護了一年多的教堂。

注：出於受訪者的安全考慮，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及教堂名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