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之战：为什么温州盛产教堂“钉子户”？

8月16日晚，近百名基督教牧师丶传道人和教会长老聚集在一个村庄教堂的小集会室里，他们都是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各牧区抗拆十字架的骨干。平日在讲坛上滔滔不绝的他们，今天静静地坐在讲坛下，听同为基督徒的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凯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一位牧师带领众人祈祷上帝通过张凯将法律知识传授给他们，帮助他们守护十字架。而张凯开讲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其说是分享法律，不如说是分享策略和方法。”

从去年开始，浙江省当局推进了数波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据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统计，已被拆十字架的教堂有1200馀座。

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基督教的历史有150年，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约10%，为全国之最。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这座城市曾多次遭遇“消灭宗教”的打压，但教会活动仍然生生不息。2014年至今，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在这里遭遇了最为坚决的抵抗，其中又以平阳和苍南两座县城的抵抗最为激烈。除了“肉身守堂”的传统招式，法律维权丶舆论关注等新元素也成了温州基督徒守护十字架的新武器。据教会长老郑大同估计，抵抗至今，温州仅有15%-20%的教堂被拔下十字架。

以法律手段“反守为攻”

“今天温州面临这样的逼迫，我相信有神更大的旨意在里面，完成了这场考试，温州的教会才能承担起带领中国教会的使命，才能称得上是中国的耶路撒冷。”讲座中的张凯不时踮起脚跟，声音高了一个八度。

张凯从事宗教维权案件已有十年，他鼓励温州教会采取法律手段“反守为攻”：“如果像你们这样一个镇有十几个教会丶一个村有三个教堂的地方，都抵抗不住一个拆十字架事件，那怎麽能指望那些大山里的教会丶那些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堂的地方能抵抗得住呢？”

张凯的演讲结束後，组织活动的年轻传道人王寻助（化名）在大萤幕上打出了自己拟定的供讨论问题：“如何使十字架成为一场运动”丶“如何看待/处理与‘两会’的关系”丶“教会如何应对‘五进五化’的侵入”等等。（注：基督教“两会”即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会，为政府下辖的管理基督教的团体。“五进五化”即“宗教本地化”丶“管理规范化”丶“教义适应化”等，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政策简称。）

会场喧闹成一片。各个牧区围成一圈商讨策略，但他们都面临种种掣肘：有的教会有多人曾被拘留，仍处於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状态；有的教会，教堂在法律意义上确实没有完备的手续；有的教会中企业家较多，政府以干扰厂房相胁，他们想退下抗争火线；有的教会已经守堂逾一整年，身心俱疲……他们纷纷拉住张凯，要求出谋划策。

讨论和问答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许多教会成员对法律维权的作用和方法仍不甚明了，但基本上都受到了积极抗争的情绪感染。“对张凯律师的思路我是很认同的，我们已经跟他签了代理。”参加聚会的高沙村圣爱堂的张崇助牧师说，“有没有用就要看接下来的发展了，各种方法都要试试，我们现在也是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麽做。”

执行“反守为攻”思路最彻底的，大概是温州鹿城区下岭教堂。

2014年12月2日，下岭教堂收到了最後通牒——立刻腾空教堂，即将强制拆除十字架。此前官方曾多次口头明示，拆了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

“11点钟接到公告，下午两点钟就看到张凯说来温州了，”下岭堂的传道人陈宗义（化名）说，“我们晚上召集开会，大家说已经到这个形势了，只能请律师商量商量看。”

张凯来了，听完了下岭堂的种种情况，他设计出一整套维权方案，向教会全体工作人员作了解释说明，也明言整体执行需要30万到50万元人民币费用。教会同意了他的方案，说即使借钱也要维权。

一周後，下岭堂出现了11个律师，他们合作提起了四项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因企图强拆十字架损毁的教堂台阶；政府无故断教堂水电行政违法；对政府的拆除违建公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各政府部门对拆除行为进行资讯公开。

律师们的诉讼反击引起了鹿城区政府的震撼，政府随即与下岭堂展开了长达数周的谈判，最後双方停滞在一种默契状态：你别追着告我，我也不去拆你。相安无事已有半年。

下岭堂的成功案例让张凯在浙江一战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教会与他确定了委托代理关系。

8月16日的聚会散去，已是夜里11点多，张凯在长期定点驻扎的下岭教堂，坐在高高的台阶上喝八宝粥，守堂信徒们的鼾声在他身边此起彼伏。在温州，教堂总是村镇里最高大堂皇的建筑。这座村教堂有近50米高，旁边的副楼也有五层，这仅是一个中型的教会，有七八百登记信徒。

9天後的深夜，张凯在下岭堂被十多名警察翻墙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约十名与张凯有密切合作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上述的圣爱堂张崇助牧师，到发稿时被带走的人数仍在上升。

“我们既震惊但也在预料之中，既愤怒但也可怜那些无知之人。”传道人王寻助说：“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该来的总会来的，随时恭候！”

截至发稿时，张凯的合夥人杨兴权律师已通过温州市公安局确认，张凯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实施“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强制措施，办案部门为温州市公安局。

以法律手段“反守为攻”的战略，至此遭遇重创。

“把他们偷十字架的过程拍下来”

8月底的一天上午，烈日当空，数百信徒围绕着平阳县明里（化名）教堂，一致地仰着头，望向同一个焦点——两片薄木板垂直钉起，刷上红漆，正在被竖立在这座乡村小教堂光秃秃的顶端——那就是他们第三次立起的新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不知道是谁的带头，信徒们一同唱起了这首名叫《十字架》的赞美歌，一遍又一遍。这首偏居赞美歌本一隅丶过去很少被唱到的短歌，在最近一年成了各个抗拆教会每逢聚会必唱的歌。

明里教堂五天前才刚刚重立过十字架，当晚就被偷偷拆除。教堂自己装设的监控设备也被一并拆除带走，拒绝归还。

这座教堂是所在牧区几乎最小的教堂，此次参加重立仪式的信徒并非都来自本堂，而多是由牧区的其他教会组织前来。就在前一天晚上，该牧区的十几名各教会骨干聚在一起，商议这次重立仪式：包车接送丶时间流程丶诗班献诗丶讲道内容丶拍摄後勤……他们还吸取上次的教训，准备安排信徒守堂：不是为了保十字架，而是为了保监控设备。

“十字架拆了就再重立，但要把他们偷十字架的过程拍下来，拿去告他们。”明里教会的长老说。

讨论完明里教堂的重立仪式，牧区骨干们开始交流各教堂的抗拆进展：他们一同提起的行政复议，有的被接收有的被退回；监控设备要买什麽清晰度，装在哪里才不容易被拆走；某个教堂的楼披满了抗议条幅，反而获得周边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各教堂是否守堂，守堂的气氛和人力如何；人力不足时要支帐篷，让当局难辨虚实；通往十字架的楼道门焊死，准备好遇到强拆时要怎样敲锣；遇到政府的探子怎麽应对……

这些教会在去年都还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如今开策略会议都不避讳记者在场。这个牧区的多数教会都与张凯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这里的抗争需要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一名牧区长老说。

8月中旬，一封《重立十架倡议书》在浙江基督教群体里广泛流传，信中倡议：“浙江天主教会丶基督教会都必须迅速丶高效地重立十字架。秉持温和丶非暴力丶不合作的原则，为了神圣的信仰，实施这一行动……从即日起，至2015年9月14日（‘圣十架日’）止，完成重立十字架工作。”对教会来说，“重立十字架”从宗教性和行动方式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据信徒估计，平阳县目前约有四分之一被拆除十字架的教堂都完成了“重立”，其中有数个教堂重立了多次。多个教会骨干都认为，温州教会的抗争将进入“重立阶段”。

“钉子户”教堂的联动攻防战

平阳县的各教会之间的密切联动，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多种抗拆手段的熟练使用和不断完善，也不是一日之功。这样的演练，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主要的演练场，是七座位处S230省道和G104国道沿线的教堂。

去年4月，平阳县约有40座教堂接到了拆除违建的通知，一些教堂的十字架被陆续成功拆除，也有一些教堂坚决抵抗，成了“钉子户”，他们包括：显桥堂丶曾山堂丶救恩堂丶桃源堂丶上周堂丶光明堂和垂杨堂。

这七座“钉子户”教堂动员和吸引了所在牧区丶周边牧区甚至邻县苍南的信徒，日夜守护十字架。苍南县牧师朱夸义（化名）回忆，当时牧区里每天会安排哪几个教会要出人去守哪一个教堂，并有中巴车接送。当时的联动虽较为松散，亦基本保证了每座教堂每天至少有近百人守护。

然而政府方面也迅速出手遏制这种互助网路。多名骨干都表示他们教会的信徒曾受到过基层官员压力和威胁，要求不要参与守护。许多信徒，尤其是小工厂主丶小商人和公务员背景的信徒，因此退出了联动守护。与此同时，政府的拆除行动一次次变得更大规模丶更出人意料丶部署更严密，七教堂中的六个，在这样一次次的攻防战中陆续“失守”。

显桥堂是这六个教堂中最後一个失守的。

2014年10月10日下午3丶4点钟，正是交班时间，教堂里仅有三四十名守护信徒，警察从显桥堂背靠的山丘绕进教堂，迅速将信徒们控制在教堂门外，动用消防云梯拆除了教堂顶端的十字架。根据事後信徒拾获的政府方面的现场布控图，拆除行动由镇政府一丶二把手直接领导，分为七个大组共22个小组，布控在教堂周边10馀个不同地点，不计拆除工人和交通管制人员，共动用官员丶警察至少400馀人。

显桥堂之後，曾山堂成了七教堂中仅存下十字架的一个。

“显桥堂是10月10号被拆掉的，10月11日我们就叫了平阳全县教会，凡是有参与守十字架的，我们都叫他们派代表来开会，我们把我们的危险向他们说明。”曾山堂长老方守爱（化名）说，当时曾山守堂已逾百天，本堂信徒的精力已难以为继。

这次全县抗拆代表的大会达成共识：他们要倾全县之力守护曾山一堂。平阳七牧区分工一周七天守护教堂，轮到哪个牧区守护的日子，该牧区自行负责集合丶接送丶分工丶现场管理丶安排聚会和讲道。曾山本牧区的信徒则可以回家修养。此方案从2014年10月12日一直运作到2015年2月16日（大年二十八），几乎每天都有千人在曾山守堂。

这样的流转分工，使得各个牧区的抗拆信徒和骨干都在曾山堂受到了“系统的”抗拆训练，用方守爱的话是，“经历了神的统战”。

在曾山堂，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铁门後面建了两个活动板房，青壮年值班人员就睡在里面；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教堂配备200支强光电筒，强拆人员深夜来袭时就一起照射他们的眼睛；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

曾山堂的十字架就这样被孤零零地守住了。

到了今年6月，拆除十字架工作在平阳全面铺开，各个教会都自觉而且熟练地使用起这些早已习得的手段。只是再难有集中守护了，“现在个个堂自己都要守咯。”去年忙碌了大半年的曾山驻堂後勤人员梅阿姨说。

遍地开花的“战场”，也使得各教会间的抗争联动进一步升级，积极参与抗拆的牧师朱夸义说，最多的时候，他手机里有80多个各种功能的抗拆十字架群组。

抗争的悲喜剧在各个教堂不断发生。有守护的教堂每天清晨四五点即响彻信徒们集体歌唱祷告之声，“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大家这麽团结仰望的情景了。”朱夸义牧师说。而在山区的一间小教堂杨美，两名老年女信徒在守堂时被深夜爆发的山洪冲走，第二天才找到尸体，政府每人赔偿了7万元人民币息事宁人。

温州数次遭遇“灭教”重生

沿着曾山堂门前的路往村子深处走几百米，就到了山脚下那片曾山村的古村落，当地人都叫它“福音村”，据说村民信仰基督教已有百年历史。曾山堂的传道人说，如果算上“福音村”，曾山村可能有7成以上的人是基督徒。

一座扁矮的老教堂被层层村舍荫蔽在古村落最靠山的一侧，那是文革後村里重建的第一座教堂，约建成於1990年，如今已经租予私人，正堂成了仓库，副堂里纺纱机轰轰地响着。它简易的两层小楼与2002年落成丶建筑面积达3000平米的曾山堂形成鲜明对比。

老教堂贴山而立的低调姿态，似乎映照上一辈基督义工们的心态——他们在文革期间躲进山里坚持聚会传道，直到八九十年代宗教解禁後才逐渐回到平原，重整教会，但始终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深为不信任，若有风吹草动，便预备隐回山里。

温州是中国最早有基督教传入的地区之一，通常认为可追溯至1860年代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进入温州，至今已有150年历史，经历数波宗教打压。最近的两波发生在50年代末和文革期间：1958年，温州市平阳县（注：现在的平阳和苍南两县）被划为“消灭宗教”试点，教堂被没收，教会被解散，部分神职人员被判刑；1959年，温州被正式定为“无宗教区”；文革期间，大批基督教信徒被批斗丶游街甚至坐牢。然而温州的基督教并没有就此被消灭，各种各样的团契丶聚会和教会以秘密的方式生长起来。

老一辈温州基督义工的受难和坚持，为他们在本地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崇敬，加上“三自教会”在打压期间的无所作为，决定了宗教解禁後温州的教会重建以老义工为主导，虽挂在“三自”名下，实质上“三自”难以插手。温州教会的独立基础就此奠定。

上世纪90年代以後，温州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使教会多了许多“企业家信徒”。教会仅靠信徒的奉献，经济上就自给自足有馀，不需要也不愿意向“三自”伸手要钱要资源，只是每年缴纳象徵性的会费。

人事上，温州的许多中年神职人员由老义工们像带门徒一样带出来，而青壮年神职人员大多数出身本地基督教家庭，从小受教会办的“主日学校”教育，不少人还出过国学习神学，基本上不依靠官方神学系统的培养。人事任命由牧区决定後上报“三自”，“三自”通常只充当“橡皮图章”。

长达30馀年的经济与人事的双独立，使温州教会几成自治的“飞地”，以致教会内部有个调侃，说“三自”只管“两个半”——全温州只有两个半教会会听“三自”的话。

如果说温州教会的独立特徵使得抗争发生的门槛较低，并不遥远的宗教压迫记忆，则或可解释温州，尤其是平阳苍南信徒的抵抗意愿之坚决。

“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抗拆十字架运动中的不少最坚定的参与者，都对那段历史有过切身经历。75岁的长老郑大同曾两度因信仰坐牢，在他看来，现在的打压就是“小菜一碟”；温州市五溪堂长老范良安曾在文革期间遭死亡威胁，如今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五溪堂三次重立十字架；文革期间还是小孩的方守爱记得，大人们在自己家里聚会的时候，他和其他孩子就要在屋外分三个方向放哨；60年代生的牧师朱夸义在小时候带过高帽，陪着基督徒父母游街，他也在父母聚会时放过哨，通风报信的方法就是学猫叫或狗叫。

温州教会中的青壮年神职人员，大多数家庭信教的历史在两代以上，因此即使不曾亲历，也听过父母回忆那段往事。记者接触到的多个七零丶八零年代出生的神职人员，每个都能描述那段宗教压迫历史中的故事。然而与前辈不同之处在於，青壮年传道人们一方面虽继承了受难的记忆，但并没有真正的对残酷压迫的恐惧，加上他们对媒体丶网络和法律更熟悉，往往可以迅速投入新式的抗争方式。

“如果不是这次拆十字架，我都差点要忘记那段时间了。”方守爱坦言自己难以想像政府到现在会再搞宗教压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後，他自己办起了小工厂，20多年来一直觉得政府会越来越开放。“现在在我看来这是件美事，如果教会长期过得很舒服就不正常了，是神要重新建造我们温州教会，如果神不爱我们，就不会发生这件事。”

“基督教中国化”的地方升级版？

“这麽大力地拆十字架就是要羞辱基督教，让大家看清了这就是宗教压迫，接下来还想要‘五进五化’，就没有那麽容易了。”平阳县抗拆牧师李道会（化名）说。

2012年，宗教学界最初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初衷是为了探讨基督教何以融入中国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社会。2013年9月，中国国家事务宗教局首次在政治领域提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期望。

2015年年中，浙江官方开始推广基督教的“五进五化”：五进包括“政策法规进教堂丶健康医疗进教堂丶科普文化进教堂丶扶持帮困进教堂丶和谐创建进教堂”；五化则是“宗教本地化丶管理规范化丶神学本土化丶财务公开化丶教义适应化”。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浙江提出的“五进五化”与“基督教中国化”的论述大背景是否相关，但反抗者已经把两者连在一起：“我们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们却希望基督教中国化。”李道会说。在不少温州教会的神职人员看来，这就是政府要全面控制和管理教会的信号。

“五进五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不明朗。但在8月24日，张凯等十馀名抗拆人士被拘的前一天，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公布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徵求意见稿。根据该意见稿，民宗委将对宗教院校丶场所丶活动丶资金丶对外交往的“违规”行为都有“责令停止丶罚款和没收财物”的权力，而什麽是“违规”，几乎没有定义。

下岭堂的陈宗义对温州教会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如果问你要教堂还是要‘五进五化’？大多数教会都是守不住的。”他说：“但这样的教会就不再是神的教会了。”

如果被迫要做这样的选择，陈宗义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真要拿教堂威胁我们，我们就请上海同济的爆破学院直接定时来爆破（教堂），然後请弟兄姊妹和国内外的媒体一同来做见证。”

他说到这时笑了，尽管这是他们费尽心血守护了一年多的教堂。

注：出於受访者的安全考虑，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及教堂名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