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選期間，新加坡最大反對黨工人黨新星、社會學教授吳佩松（Daniel Goh）回應為現行國家寬鬆人口政策護航的總理李顯龍，指新加坡當下人口政策的重點，應以本地人為基礎──如鼓勵他們生育、提升他們的技能等，但重申這不等於反移民；換句話說，按其觀點，人口移入必須在重視本土的某些條件下進行。
按日前新加坡報章Today的報導，近年愈來愈多的外來人口，是繼樓價與生活成本不斷高漲之後，新加坡人的三大生活焦慮來源之一，這正是雙方聚焦人口議題的背景。閱讀工人黨的人口政策建議，不單能夠進一步了解普遍新加坡人對外地人口太多的焦慮與不滿，更能為關心香港人口政策的論者，提供更多經驗實踐借鏡，令各種討論變得有意義、不只流於空想空談。
新加坡現在關於人口政策的種種爭議，主要是圍繞於新加坡政府發表於2013年1月的人口政策白皮書。白皮書指出，新加坡長期出生率低，令人口老化問題惡化，人口萎縮將會危及國家經濟發展。為保持人口增長與競爭力，白皮書建議：未來17年內增加30%人口，目標在2020年將國家人口提升至600萬，並於2030年達到650萬至690萬水平。其間每年將輸入1.5萬至2.5萬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萬名「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令外來人口比例在2030年增至近五成，本地人口則由目前62%降至55%。
這份人口白皮書，觸發了當時新加坡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有數千人在芳林公園集會，形同社會對「國家應往何處去」史無前例的大型公開辯論會。
國會內外、精英圈中，對白皮書的議論同樣激烈。幾位經濟學家撰文，指出白皮書裏政府依賴廉價勞力以推動經濟發展的迷思。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議員殷吉星（Inderjit Singh），也質疑政策的必要，其國會發言被形容「比反對黨更反對黨」。最後國會表決白皮書時，殷吉星缺席投票。
對外地人口太多的兩大質疑
質疑的聲音，主要聚焦兩點：一是外地人口太多，會令「新加坡人」身份認同不鮮明，破壞國家凝聚力。當時國會議員許優美（Janice Koh）正是以外來人口已令新加坡社會分成三塊（住在工人宿舍的廉價外勞，各區平民與居住中心地區的外地有錢人）、令國家建立共同價值觀與身份認同變得艱難這個理據，來反對白皮書；二是外地勞工會加劇新加坡的在職貧窮問題。直到大選期間的這幾天，這個觀點仍然被提起──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前經濟師楊南強（音譯, Yeoh Lam Keong）受訪時說，大量廉價外勞壓低了工資，令新加坡基層的就業選擇減少，加上生活成本高漲、生活壓力明顯加重，因此認為政府現時的寬鬆人口政策必須逆轉。
吳佩松述說的人口政策立場，細節見於工人黨在2013年2月發表的政策建議書A Dynamic Population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整份建議書的要點，是以本地人口（Singaporean Core）作為國家發展重心、外來人口為次要手段，方法包括鼓勵本地生育、減慢外地人口增速以促進融合、令國民的非新加坡配偶更易成為新公民、重整經濟結構以減少對外勞的依賴等。
如何維持「核心新加坡人」？
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工人黨與人民行動黨的分野，不如外界想像中大──兩者皆認同維持「核心新加坡人」的重要性。執政黨政府的人口白皮書，第一頁便說，「新加坡人」是社會的核心、國家的靈魂（Singaporeans form the core of our society and the heart of our nation），因此，要維繫一個強大與具凝聚力的社會，有必要維持強大的「核心新加坡人」（To be a strong and cohesive society, we must have a strong Singaporean core.），這亦是政府人口白皮書的主要目標之一。大選前，官員還再次保證，在中至長期，新加坡經濟體內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會是新加坡本地人。可以說，至少在言辭上，新加坡政府極着重「新加坡人」與「外地人」的身份邊界維持；其一大原因，是國民歸屬感，屬國家之靈魂所在；但如李光耀2011年所說，新加坡還未算是「真正國家」，而該年《海峽時報》隨即進行的調查，發現只有近三成人「願意為保護同胞而死」。如何成為「真正國家」，也是新加坡人口政策的一大挑戰。
工人黨反對白皮書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執政黨的人口政策主張，無法維繫「新加坡核心」；他們在建議書引用數據，指過去25年，新加坡有約25萬新公民；而政府的建議，是至2030年前，會新增27至45萬名新公民，增長速度比過去還高。現時新加坡每年約有三萬個嬰兒出生，只是略高於白皮書建議的每年最高增幅、約25000個新公民。
工人黨指要維繫「新加坡核心」、國家身份認同清晰與否，人口數字是關鍵。因此他們認為，首要重策，是從幾方面着手，專注推高本地出生率、作為減少依賴外來人口的長遠政策：其一，縮減新加坡工時、促進民眾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其二，減低住屋成本；其三，解決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問題（註）；其四，增加父親產假，以分擔母親的家庭職責；其五，減低學童讀書壓力；其六，取消歧視單親媽媽的政策，如35歲以前不能購買組屋、享有較少福利等；其七，鼓勵生育政策不能傾向富戶。內文亦引用韓國在2005年至2012年的7年內，透過政策，將總和生育率（TFR）從1.08增至1.3的成功例子。
工人黨還有三個建議：第一，增加企業的生產力、令他們減少依賴廉價外勞；第二，增加本地勞動力的參與率（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以在短期內消減對外來工作人口的需求。建議書列出數字，指2012年，待業的本地人達16萬多，當中有51%為25至59歲人士、64%為女性。此外，工人黨認為退休老人並非社會包袱，政府應致力消除僱主歧視，令老人仍然能夠在社會貢獻、生活得到更多支持。工人黨的目標，是本地勞動人口每年能有1%增長；第三，促進融合。工人黨指現存新加坡新公民融入社會的三個平台，主要問題在於協調的基層組織人民協會（People’s Association），與執政黨關係太密切，其政治意識形態會阻礙國民之間的凝聚，因此需要改善這個組織問題。
工人黨亦有探討空間與人口的問題，甚至指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其實比香港還高，且提到香港有大量綠化帶供休憩之用。建議書指過去新加坡政府規劃的空間人口容量，飽和速度遠比預期快。例如2001年政府規劃未來40至50年的土地運用與交通，所假設的人口基數是550萬人；但到了2010年，新加坡的人口便已接近此水平。
控制外地人口增速也是道德舉措
近日閒聊，新加坡學者朋友提出了一個觀點，解釋何以工人黨的立場並非反移民，相當具啟發性──控制外地人口增速，其實也是照顧外勞的道德舉措。例如，人數減少，空間上更容易改善他們現於新加坡的惡劣待遇。的確，2013年小印度爆發騷亂之前，新加坡媒體已曾報導過，外勞的居住環境如何擠擁不堪（見Hidden Slums of Singapore revealed）。
對香港的三點啟示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討論，對香港起碼有三點啟示：
新加坡不論是執政還是在野黨，都能有共識，認同維持鮮明的「本土身份認同」，是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國家未來健全發展之基石。每日都有人憂慮社會變得撕裂、呼籲團結的香港，卻連這點認知與共識都缺乏，終日停留在「本土意識」等於「狹隘排外」的理念空想空談之中；
工人黨的思維，表現出人口政策的一大關鍵，在於地方資源有限、吸納新成員時，分清優次之必要，例如，其建議書帶出了新加坡人的外地人配偶、與其他外地人口移居新加坡的優次問題。香港的人口政策爭論，多只聚焦是否「排外」、應吸納多少新成員這類議題，卻少從不同實例探討如何篩選外來人口的問題。例如在香港脈絡、外地人口之中，論遷移資格，因各種原因在世界漂泊無家可歸的國際難民，其實不乏道德條件在港居留，且也一直有難民來港，而2014年港媒亦曾報導過，有多哥難民在港艱苦生活9年、形容「在港生活比地獄更差」，但過去香港爭論有關居港、「社會大愛」議題之時，卻少有人認真注視過這些國際難民、思考應當如何處理他們的個案；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議題之一，是有何政策與平台，能令新成員更快融入本地社會，香港卻不重視相關討論與政策。2012年，香港學者沈旭暉曾撰文〈致煲呔書：我們需要符合核心價值的本土人口政策〉，內有不少值得深思的觀點；直到今天，香港民間與政府不時議論人口政策的種種，卻甚少見到有建基於那些觀點的延伸討論。
歸根究柢，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大問題，在於「主義」談得太多，問題細節卻研究不多。
註：2012年，前國家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 Yah）就曾提出「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建議，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改善基層人士處境；在今次大選，工人黨亦建議增設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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