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景輝:轉向,或在時間之急流中逆行

當知識分子或政治家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竟站在跟他們信念的對立面時,這就構成了轉向的有力條件。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作者: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

譯者:邱靜

出版時間:2015年6月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一書的開首,回憶到10歲時,那段迎接戰敗的童年經歷。老師以往還說着美國是怪獸、壞蛋,天皇就如神,突然一天大人都改了口,毫不在意地說,現在天皇是人,美國是朋友。有一天,同學們更在自己出生的村莊,夾道歡迎美軍的到來。當時,10歲的他,聽見“hello”的叫聲之際,淚就突然流下來了。

這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畫面,不只一次重現在這位日本作家筆下。但不要誤會,大江健三郎是支持戰後民主的,在這書的同一段落,他不忘說「我也很清楚,與其讓神來支配着現實社會,還不如施行民主」。事實上,從1960年代,以至最近,他都是反安保示威的一分子。只是,日本投降時,對於當年那些跟大江健三郎差不多年輕的孩子來說,這同時可能構成了世代間不信任的一道裂痕。而這一畫面頗能說明,所謂戰爭結束,或戰時經歷,對於身處其中的人,時間並不如機械時鐘那般,撥前一下就會過去。

正值戰後70年,於2015年7月20日去世不久的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他2004年出版的對談集,也在今年6月翻譯成中文,書名正是《戰爭留下了什麼》。正如策劃這次對談的思想史學者小熊英二說,戰後的日本,不論就社會面抑或國際面來說,很多事情,其實是在戰爭的餘波中前行,戰爭的效應因而並未消逝。或如另一位對談人兼性別研究學者上野千鶴子所言,戰時經歷有太多值得反思和學習的地方。這說明了何以反安保運動在今天復活,正如60年代的反安保鬥爭,當時人們高呼着不要送孩子去死,這同時是提防軍國日本之復活。

轉向的軌跡

戰後日本思想界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關於轉向的問題。鶴見俊輔,正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所謂轉向,即在壓力或權力底下,個人在思想上的方向轉換。而鶴見俊輔想要批判的,並非文首那種庶民的轉向,而是主要針對戰時日本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階層,思考他們的集體性見風使舵,以及背後的權力及文化條件。

這不是單純發生在1945年的日本,而是更早,最著名的是1933年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佐野學(他也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精英)跟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的共同轉向聲明。他們從此撤回「廢除天皇制、賦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內所有民族的自治權」的主張,轉而支持天皇及其代表的文化和國策。換句話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轉向軍國法西斯主義。

鶴見俊輔另一本名為《日本戰爭時期精神史》的著作中(已譯成中文),鶴見指出轉向現象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國家權力的強迫作用,以及知識分子或政治精英不想遭群眾孤立,如日本民眾對滿州事變的熱烈頌揚,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或政治家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竟站在跟他們信念的對立面。這構成了轉向的有力條件。

然而有趣是,在這部《戰爭留下了什麼》中,鶴見俊輔進一步提出了所謂「第一病」來解釋轉向:精英追求第一的優等生心態,在學校時期已經開始,他們是很懂得學習的人格類型,懂得靈活而又彈性的寫下能取高分的各式標準答案。於是,抱着這種精神,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說出自由主義的道理,在法西斯時期就追隨法西斯的步伐,戰後即成為美國佔領下的民主主義者,餘此類推(在對談中他常以自己的政治家父親的轉向做例子)。

因而,在這一優等生邏輯的精神狀態下,很難有思想主體這回事。另一位日本思想家竹內好,於1948年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形容:轉向證明了優等生具有不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轉向是達至第一,獲得進步的明證,不轉向就是失敗和反動。如果法西斯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新、更符合時髦答案,那拋棄後者才算是切合優等生的自我感覺意識。

第一病也好,優等生意識也識,若放在香港,其變種,當數地道的smart-ass。他們自命不凡,充斥在香港政經社各領域,擅於摸索市場動向、主子心意、政治潮流走向,也是在搖晃不定追逐新潮和成功的無脊椎人士,隨時勢變回立場。他們貫穿左中右,媚俗或媚一切大勢之所趨,甚而趨附權勢(包括媚共),只想當醒目的人,但最怕呆在輸的一方;對錯及思想信念也都不是最重要,輸贏才是最緊要。

「毫無妥協的對談」

戰爭留下的問題非常之多,轉向只是這本對談集涉及的話題之一,而在此之外,內容其實非常豐富,從鶴見俊輔一生的知識分子軌跡貫穿了戰後日本的重要問題,包括慰安婦、戰後和平憲法、戰後日本思想界的諸種努力(從根本上反思日本的精神面貌,辦民間學術刊物發掘民間的知性),以及如何評價六七十年代新左翼的激進反對運動等等。以上種種,正是日本知識圈針對戰時經歷及戰後民主秩序,所展開的內在批判。其思想和經歷之深刻,令筆者每每無法釋卷,而且經常發現許多能跟當下香港對應的問題和思考。

當然,那絕不會有簡單的答案,而這亦是這個對談引人入勝之處。正如本書中另外兩位十分出色的訪問及對談者所形容,這不是本偶像崇拜,或你好我好的訪問對談,而是在不時滲出刀光劍影的問答來往間,往往使讀者感受到一股無間隙的窒息,所成就出的三天三夜「毫無妥協的對談」(訪談進行了三天)。同樣很有意思的是,1948年生的上野千鶴子和1965年生的小熊英二,兩者都是沒有戰爭經歷的世代,而且在年歲上又比這次對談的主角鶴見俊輔年輕許多。無疑,這種世代間的差距、批判和傳承所構成的對話,成了這本對談的最大力量。

(陳景輝,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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