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作者：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
译者：邱静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一书的开首，回忆到10岁时，那段迎接战败的童年经历。老师以往还说着美国是怪兽、坏蛋，天皇就如神，突然一天大人都改了口，毫不在意地说，现在天皇是人，美国是朋友。有一天，同学们更在自己出生的村庄，夹道欢迎美军的到来。当时，10岁的他，听见“hello”的叫声之际，泪就突然流下来了。
这个不可磨灭的记忆画面，不只一次重现在这位日本作家笔下。但不要误会，大江健三郎是支持战后民主的，在这书的同一段落，他不忘说“我也很清楚，与其让神来支配着现实社会，还不如施行民主”。事实上，从1960年代，以至最近，他都是反安保示威的一分子。只是，日本投降时，对于当年那些跟大江健三郎差不多年轻的孩子来说，这同时可能构成了世代间不信任的一道裂痕。而这一画面颇能说明，所谓战争结束，或战时经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时间并不如机械时钟那般，拨前一下就会过去。
正值战后70年，于2015年7月20日去世不久的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他2004年出版的对谈集，也在今年6月翻译成中文，书名正是《战争留下了什么》。正如策划这次对谈的思想史学者小熊英二说，战后的日本，不论就社会面抑或国际面来说，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战争的余波中前行，战争的效应因而并未消逝。或如另一位对谈人兼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言，战时经历有太多值得反思和学习的地方。这说明了何以反安保运动在今天复活，正如60年代的反安保斗争，当时人们高呼着不要送孩子去死，这同时是提防军国日本之复活。
转向的轨迹
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即是关于转向的问题。鹤见俊辅，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所谓转向，即在压力或权力底下，个人在思想上的方向转换。而鹤见俊辅想要批判的，并非文首那种庶民的转向，而是主要针对战时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阶层，思考他们的集体性见风使舵，以及背后的权力及文化条件。
这不是单纯发生在1945年的日本，而是更早，最著名的是1933年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他也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精英）跟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的共同转向声明。他们从此撤回“废除天皇制、赋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内所有民族的自治权”的主张，转而支持天皇及其代表的文化和国策。换句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转向军国法西斯主义。
鹤见俊辅另一本名为《日本战争时期精神史》的著作中（已译成中文），鹤见指出转向现象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国家权力的强迫作用，以及知识分子或政治精英不想遭群众孤立，如日本民众对满州事变的热烈颂扬，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全心奉献的对象──人民，竟站在跟他们信念的对立面。这构成了转向的有力条件。
然而有趣是，在这部《战争留下了什么》中，鹤见俊辅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第一病”来解释转向：精英追求第一的优等生心态，在学校时期已经开始，他们是很懂得学习的人格类型，懂得灵活而又弹性的写下能取高分的各式标准答案。于是，抱着这种精神，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说出自由主义的道理，在法西斯时期就追随法西斯的步伐，战后即成为美国占领下的民主主义者，余此类推（在对谈中他常以自己的政治家父亲的转向做例子）。
因而，在这一优等生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很难有思想主体这回事。另一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于1948年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形容：转向证明了优等生具有不断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转向是达至第一，获得进步的明证，不转向就是失败和反动。如果法西斯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新、更符合时髦答案，那抛弃后者才算是切合优等生的自我感觉意识。
第一病也好，优等生意识也识，若放在香港，其变种，当数地道的smart-ass。他们自命不凡，充斥在香港政经社各领域，擅于摸索市场动向、主子心意、政治潮流走向，也是在摇晃不定追逐新潮和成功的无脊椎人士，随时势变回立场。他们贯穿左中右，媚俗或媚一切大势之所趋，甚而趋附权势（包括媚共），只想当醒目的人，但最怕呆在输的一方；对错及思想信念也都不是最重要，输赢才是最紧要。
“毫无妥协的对谈”
战争留下的问题非常之多，转向只是这本对谈集涉及的话题之一，而在此之外，内容其实非常丰富，从鹤见俊辅一生的知识分子轨迹贯穿了战后日本的重要问题，包括慰安妇、战后和平宪法、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诸种努力（从根本上反思日本的精神面貌，办民间学术刊物发掘民间的知性），以及如何评价六七十年代新左翼的激进反对运动等等。以上种种，正是日本知识圈针对战时经历及战后民主秩序，所展开的内在批判。其思想和经历之深刻，令笔者每每无法释卷，而且经常发现许多能跟当下香港对应的问题和思考。
当然，那绝不会有简单的答案，而这亦是这个对谈引人入胜之处。正如本书中另外两位十分出色的访问及对谈者所形容，这不是本偶像崇拜，或你好我好的访问对谈，而是在不时渗出刀光剑影的问答来往间，往往使读者感受到一股无间隙的窒息，所成就出的三天三夜“毫无妥协的对谈”（访谈进行了三天）。同样很有意思的是，1948年生的上野千鹤子和1965年生的小熊英二，两者都是没有战争经历的世代，而且在年岁上又比这次对谈的主角鹤见俊辅年轻许多。无疑，这种世代间的差距、批判和传承所构成的对话，成了这本对谈的最大力量。
（陈景辉，政治及文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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