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鄒崇銘:非人性化的城市更替

城市空間除了預留給利潤最高的行業,又能否兼容更加多元開放的都會想像?
米蘭世博會變成大品牌的營銷場。

筆者之前到意大利米蘭參加國際會議,順道參觀剛於5月開幕的世博會,兩者均涉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議題。發覺米蘭這個城市和香港有不少相同之處:假如用三個同心圓作為比喻的話,則內核便是早期發展的市中心舊區,中間的一層則是過往紡織業興盛時期的工業區,至於外圍尤其是靠近阿爾卑斯山區的地方,則是廣闊的田野和鄉郊度假區。

我通過網上預訂民宿的服務,住進世博不遠的米蘭理工大學分校的區域,這一帶除了有大量學生和年輕人進出,此外就是少數三、四層高的古舊民居。顯而易見,民宿的主人正是趁着世博的機會,將這些舊宅翻新然後在網上出租。我即時聯想到,香港大量舊樓近年也被改裝為精品酒店,不過民宿的最大分別,在於它規格遠較酒店靈活和彈性得多,能在短期內大大增加接待能力,遊客高峰期過後又可轉回住宅用途。不用像香港般建成了大量酒店,一旦跌市便無法調節房間供應量,甚至出現割喉式的減價潮。

不過當我入住這些舊宅裏的民宿,最深刻的感受卻是區內居民的目光。雖然他們大概都知道世博會場就在附近,但一時三刻,卻無法適應遊客「入侵」的事實。鄰家意大利阿嬤的眼神依然慈祥,但卻充滿疑惑,彷彿在質問我為何會在她家門口出現。教科書上告訴我們,這就是都市更替中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在香港尤其是鐵路發展所到之處,例如土瓜灣和西環一帶,不但大量舊樓會被推倒式的重建,其他舊店老舖也迅速面臨淘汰。對於那些在區內居住了數十年的老街坊,就算沒有遭到逼遷的厄運,原有熟悉的社區網絡也早已瓦解了一大半。

米蘭世博會變成大品牌的營銷場。照片由鄒崇銘提供
米蘭世博會變成大品牌的營銷場。

另一邊廂,米蘭世博以食物和農業為主題,但感覺就更像工展會或農展會,淪為大集團在推銷工業化食品的營銷場,不堪入目。在我參與的國際會議中,便有不少當地團體長期進行民間倡議,要求世博會能更真實反映當地農業況,並探討更生態友善和更具可持續性的農模式。此外,亦有講者對當地小農經濟的前景表示憂慮,皆因黑手黨的土地兼併活動日益活躍。天下烏鴉一樣黑,我聽了之後亦禁不住苦笑起來。

在現實之中,米蘭位處的倫巴底地區,正是意大利北部最著名的農業區之一,至今仍擅長於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專攻產量少但高增值的農產品,並通過合作社直銷方式與城市結合。不少產品更冠以受保護原產地(designation of origin products, DOP)的標籤,與鄉郊度假產業互相配合,皆屬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回想香港政府雖名為推動農業發展,實質上卻一味大談高科技,完全罔顧現存香港農業的處境;與意大利產業的均衡和多元化,注重長遠和可持續發展,恰好形成兩極化的鮮明對比。

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除了訴諸所謂市場力量的解釋,我們能否以更人性化的方式看待問題?城市空間除了預留給利潤最高的行業,又能否兼容更加多元開放的都會想像?畢竟無論是米蘭或香港,顯然都是唯利是圖的商業都會,過往農業或工業時代「殘餘」的景觀,彷彿早就應該「盡快」加以淘汰──但問題是,那些傳統行業、舊區街坊以至生態系統,那些陪伴着整個城市成長的人和事,我們是否就應該棄之如敝屣?

恰巧最近參與農業政策、活化中環街市和土瓜灣重建等討論,有機會重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抗爭城市》(2012)一書。他近年喜歡採用「城市共同體」(urban commons)的概念,來形容五光十色的大都會生活模式,乃是世世代代市民集體創造和擁有的成果。但和工業革命早期的圈地運動一樣,城市空間卻往往被大財團「圈定」(enclosed)和私有化,從而謀取私人利益的最大,但如此一來,城市原有的多元開放性便不復存在。

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會以「共同體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為由,指出城市空間乃是稀缺資源,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雜」和「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因此必須藉着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方能達至資源的更好維護和有效運用。問題是經濟學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看到「擠塞」帶來的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和「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亦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鄒祟銘,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著有《以銀為本:7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用消費改變世界》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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