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事件，一石觸起千重浪。校委會依然龜縮在「程序合法」、「保密原則」等藉口背後，拒絕向公眾全面交代決定理據，令人氣憤。港大師生必然會對梁智鴻等人追究到底，繼續會有理有節地去據理力爭，以匡扶公義。這次風波，既激起公眾對政治介入校園的憂慮，但同時也令我們對大學管治與角色重新反思。
政府從來有多種手段管理大學
不管特首是否繼續出任校監，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減少，大學也不可能成為「獨立王國」，「無王管」的機會絕不存在。
關於大學管治體制的改革討論，主流意見認為特首不應繼續擔任大學校監，並要大幅削減由他委任的校委或校董數目。但箇中難題，是如何處理由公帑支持的公立大學的問責問題。就是說，假如真的落實上述改革，又如何避免大學不會變成「獨立王國」，又如何保證公帑不會被濫用？這些憂慮，當然有其道理，但公眾必須明白，政府從來都有多種手段，去對各間大學作有效的宏觀管理。第一，各間大學均由相關的大學條例所管理，當中對大學的行政體制設置、管理層權限、決策流程、運作方向，以至成立宗旨等，均有明確的規定，大學任何決定均不能與條例有任何牴觸。其次，透過教資會，政府可以以這個法定組織的財政資源調撥和相關的優次排序，完全控制各間大學的發展方向。例如，大學能否獲得資助開辦新課程、可否設立新學院、收生增多還是減少，教資會均有生殺大權，絕對可以一鎚定音。此外，政府亦可透過研究資助局，訂定評估大學表現的準則，並以此去決定研究經費的調撥方向。假如院校表現以發表國際學術文章為主，輕視大學對公共政策討論的責任，學院自然會以發表能力作為招聘教授的主要考慮。反之，假如考核最終強調學生的學習過程，院校便會用更多資源鼓勵老師要因材施教，着眼師生互動。所以，不管特首是否繼續出任校監，又或者由他直接委任的校委是否減少，大學也不可能成為「獨立王國」，「無王管」的機會絕不存在。
大學提名特首任命產生校監
回到校監的問題上，我同意不應繼續由特首出任，但理由並不是因為梁振英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因為他並非由普選產生。而是由特首出任大學校監，即使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他始終是一個政治人物，就算他是行事公允受人愛戴的領袖，他始終不能擺脫所有政治糾紛，總會有反對者對頭人。所以，以行政長官作為校監，總會令人把他的政治關係、利益網絡、政見取態與大學糾纏在一起，這對大學來說並非好事，特別是大學的校監絕非只是象徵性的虛銜，而是有相當實權的職位。所以，當他行使這些權力時，外界難免會以政治角度去分析理解這些舉動的因由和意義。這對他本人和大學，都並不是理想的情況。作為一個折衷，一個較為理想的安排是可以由大學提名，特首任命去產生校監人選。這既可以體現院校自主精神，又可合乎向公權問責的原則。
商界聯繫成大學發展重要資產
商界的聯繫，已成為了大學發展的重要資產。與其說大學被外人侵佔，倒不如說雙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
至於委任校委數目的問題，箇中要考慮的，是所謂校外人士的角色。近年各大學大量委任校外人士，特別是具有商界背景的朋友，使這些人士成為各大院校校委的多數派。這種情況既是要提高大學運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也與近年大學所處的生態環境改變有關。大學財政固然主要由公帑支持，但大學總期望多一點自主空間，不想事事乞求於政府。故此，能否成功向外籌款，可否有一個自由調動的「小金庫」，是近年各間大學管理層重點工作之一。更多的商界聯繫，自然有利於爭取捐助。此外，1990年代以來，本地大學的數目激增，彼此之間的競爭有增無減，院校地位既取決於各自學術成就，也關乎學生的市場競爭力。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專業資格認可、能否滿足僱主需求等環節，成為了大學的新挑戰。各校校長也因此要各出奇謀，以提高學生的市場價值。學長計劃、實習機會、與專業學會搞協作、與商界擴展社交網絡已成為了指定動作。換言之，商界的聯繫，已成為了大學發展的重要資產。與其說大學被外人侵佔，倒不如說雙方各取所需，共生共存。所以，假如要求大學完全由師生共治，拒絕外人參與，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學利益。校外人士與師生代表的比例自然要合理，但這裏其實還有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就是這些校外人士如何去理解自身角色的問題。這些人士究竟是以公眾利益「信託人」角色去輔助大學管理層，抑或是以「董事局」自居以監管下屬的心態去差遣大學校長，情況便大有不同。他們能否明白教育機構獨特角色、使命、文化和運作邏輯，知道不能簡單地以商業機構的衡工量值、企業管理辦法去看待學院，也會得出不一樣的結果。又或者，他們是以「老闆」的心態去事事質疑過問、自以為是地去微觀介入大學事務，抑或本着尊重大學管理層的專業經驗、以配合校方需要的角度出發去履行責任，也是決定大學能否維持自主的關鍵。所以，校外人士缺乏對教育本質的理解，又肆無忌憚地硬生生把一套商界模式引入大學，才是今天大學管理失輿的病因。
建設有人文關懷、關心社會的教研氛圍
李輝之流開口埋口「影響因子」的人物，在校園內其實隨處可見。這不只是關乎個人修養，而是這種只求發表、只重排名的生態，也正蠶食侵害大學的應有功能。
但有關大學治理的反思，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想清楚究竟需要怎樣的大學教育。大學要追上科技潮流，競逐國際排名，不一定是壞事。大學教授把心思都放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工作上，也是無可厚非。假如教授完全無興趣從事研究，他們倒要撫心自問為什麼還要留在學院。在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不單是為了「交數」，而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創造過程，因為當中要求千錘百鍊、反覆論證的治學態度，這也是與個別專業範疇的頂尖專家磋商較技、互相討論的機會。可以獲得重點國際學刊垂青得以出版，也意味可與更多海外同行切磋互動思想碰撞，有緣參與當前最為人關注的重要思潮討論。換言之，這是一個知識為本、破舊立新的平台，是所有大學教授珍惜嚮往的思想盛宴。所以，我們沒有必要矯枉過正去全面否定學術發表，甚至無知地去把這些期刊譏諷為世界上只有三數個人看的刊物，毫無價值。問題只在於眼前的大學，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李輝之流開口埋口「影響因子」的人物，在校園內其實隨處可見。這不只是關乎個人修養，而是這種只求發表、只重排名的生態，也正蠶食侵害大學的應有功能。今天，大學教授還會重視教導學生，願意花心思去與學生仔細討論，循循善誘嗎？縱使各大學有種種堂而皇之的口號，口口聲聲強調教研並重，但行內人心知肚明，個人事業與教學表現並無太大關係，只要教書工序不要差到一個地步鬧到學生抗議、寫大字報投訴，便大致可以過關。能否取得長約，可否再升一級，說到底只看文章發表數目。至於所謂培養學生有社會關懷支持公義平等價值觀念，恐怕是有心無力，無睱兼顧。但大學教授必須有一個空間去思量一些不着邊際，甚至是看似無用的概念性、原則性問題。這不單關乎知識的創造，更重要的是每個社會也必須有人去思考這些深層次、前瞻性的問題。而大學這種相對超然於利益考慮、政治因素的淨土，正好為這些思辯論爭提供一個理想空間。但假如連大學師生對本地社群福祉、倫理價值都不聞不問，我們還可以期望什麼人去為大眾思考這些問題呢？缺乏這些想像，我們的社會還可以空轉多久？如何去創造一個環境改變這種生態，怎樣去建設一個有人文關懷、關心社會的教研氛圍，是改革大學管治體制以外的另一場重要抗爭。
假如連大學師生對本地社群福祉、倫理價值都不聞不問，我們還可以期望什麼人去為大眾思考這些問題呢？缺乏這些想像，我們的社會還可以空轉多久？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兼助理系主任、智庫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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