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的前景，會否變得愈來愈各走極端，使北京／建制和反對派的對立，變得難以收拾？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如果我們花些時間想想政治在理念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將會有助我們更好地把握好這個問題的關鍵，然後提出一些有參考價值的回應。
人類社群之所以會出現政治的行為，我認為是和以下三個條件分不開的。第一，一班因為不同原因（例如選擇、歷史偶然、出生、甚至是非自願）走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個集體，這個集體擁有一定的共同規則或習慣，但其中一些部分又存在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見和利益等等。
第二，這個群體不時需要訴諸一個決策權威，為群體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的決定，並將之付諸實行。
第三，就上述第二項相關的活動和行為而言，群體的成員有理由相信那是人力所能及的。這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和行為說到底是可以和宗教信仰和自然規律區分出來的。
人類如果缺少了以上三個條件的任何一項，便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行為。例如在孤島上獨居的魯賓遜、一個完全沒有不同意見的社群、缺乏決策權威的群體，以及大家認定某些決定是命定而非人定的，這些情況都不會產生政治。
為什麼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呢？這除了是說政治所處理的，乃是大家認為是人力所能及的這一點之外，也代表了在一個存在意見分歧的社群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的決定，是一門和而不同的藝術，做得不好既會失去了「可能」，也難保會丟失了「政治」。因此，當政治退場時，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或內戰。當政治權威在上述的人類社群確立不起來時，在政治哲學上我們稱之為「自然狀態」，當中是弱肉強食，人經常生存於恐懼之中。
各走極端是放棄政治
人是會各走極端的。但如果人還得要合群生活，群體中又總有分歧矛盾和要作出具約束性的決定，假若很多人都各走極端，推到最後便是放棄政治。我這種對政治的理解，本質上可以說是溫和的，如果溫和的意思是要在人類社群中避免各走極端的話。
避免各走極端，就不能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視不同意見者為糟粕。這對在位者和在野者同樣適用。在一個存有分歧的群體作出集體和有約束力決定的政治權威，除了必須公正地對待不同的意見外，也得視在群體中的異議者是享有同等權利和應受到尊重的持份者。同樣道理，在野的異議者並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在尊重共同的體制程序規則下據理力爭，尋求變革。
香港政治發展到了今天，「可能的藝術」變得愈縮愈窄。北京把香港的普選安排說成為與國家安全攸關的問題。激進本土派如果不是主張香港獨立，也是鼓吹和中國大陸切割。這些都是把政治推向邊緣化的論述。退一步而言，對特區行政機關進行全面不合作的運動，以及把反對派視作為潛在敵人，連踏足大陸的權利都要褫奪，那就是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視異議者為糟粕。同樣道理，要尊重共同的體制規則，在野在朝者都得共同遵守《基本法》，而不是把基本法作為鬥爭的工具。因此，去年政改第二部曲的人大常委會「8．31」決議，以及佔中運動在商討後經篩選提出的公民提名的方案，是弱化了我們對共同規則的尊重，因為前者差不多等同人大在五部曲的第二部已作了決定，把社會上提出的溫和方案都摒諸門外，後者則是衝着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而來，面對分歧堅持寸步不讓。
承認對方的政治位置
現在回過頭來看文首的提問，我們顯然是愈來愈各走極端，對立面愈來愈難以收拾。政治也好，溫和也好，前景並不樂觀。
該怎麼辦？
對這個問題，一些有心人在努力找尋出路。不才如我者，認為有兩點是很確定的。第一，如果我們繼續把政治推往不可能，其後果是災難性的。第二，北京以及特區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必須承認，對方在今天香港這個共同體中都佔有不能被取代的政治位置，因此大家都有需要發展和尊重相關的共同規範，這樣才能擴展政治這可能藝術的空間。能否把握住這兩點，將決定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未來。
（張楚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電視和電台政論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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