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50屆金馬獎，五部獲提名「最佳劇情片」的電影中，以蔡明亮的《郊遊》及王家衞的《一代宗師》為熱門，結果卻由新加坡新進導演陳哲藝所執導的小本製作《爸媽不在家》跑出，後者亦同時奪得「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女配角獎」三個大獎。月前這電影在香港的「新加坡節」再度上映，但全院觀眾頗為零落，有點可惜。畢竟《爸媽不在家》除了標誌着一種新加坡獨特的電影類型，作為「軟實力」輸出東南亞以至國際，對香港這類東方大城市同樣有共鳴，從中正好觀察兩地文化之異同，這比老是專注純政治或純娛樂問題，更有思考空間。
《爸媽不在家》以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背景，講述一個「雙薪中產核心家庭」，父母雙雙外出工作，於是僱用菲律賓女傭打理家務及照顧孩子。在父母眼中，女傭不過是寄住在家裏的外人、勞工，第一件事就是沒收她的護照，防止其「偷走」，反而孩子由抗拒到依賴，在日常生活中與女傭比與父母更親近，逐漸培養出「一家人」的感情。最精彩的反而是女傭心路歷程的轉變，由寄人籬下的無奈，轉變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卻又每天都知道這家庭早晚會出現風暴，能預感這種感情不可能長久。這些日常生活常見的人物，偏偏催生了劇情張力，讓觀眾產生了濃重的無力感。對難以控制自己命運的人而言，這感覺尤為貼身。
這樣的背景，放在新加坡身上，尤其不容易。從早年由梁智強執導的「小孩系列」（包括《小孩不笨》及其續集、《孩子不壞》等作品），到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標誌着近年新加坡一種趨於典型的、且能在國際成功的電影類型：前者諷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會的「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透過孩子與外傭、父母的親疏關係，反思新加坡中產家庭的隔閡。兩者均圍繞新加坡的典型社會、生活議題，並且通過一種清新、在地的小品敘事方式呈現，示範了如何毋須觸及“high politics”議題，也能解釋何謂社會發展帶來的“alienation”（異化）。在傳統賣座的特技、武打電影壟斷下（尤其在3D電影技術普及之下），這一類別的新加坡電影得以在東南亞以至國際不少影展獲得好評，正反映了全球觀眾也對這現象心生共鳴。
金馬獎決審委員之一、台灣導演李安後來向媒體透露，「喜歡它（《爸媽不在家》）的評委最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這個片子，有一組人極端喜歡，它總是排在第一、二名，沒跌過第三名，經過四輪下來就是它了」。李安還對媒體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一選擇雖然是蔡明亮的《郊遊》，但亦肯定《爸媽不在家》「比較起其他幾部，能感覺到它最不用力，就把你的心從頭揪到尾」，「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不過在中國內地，頗有記者、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為「僅僅一部可看的平庸之作」；在台灣，雖然《爸媽不在家》在金馬獎跑出，但也常被指為「爆冷結果」。 這反而顯示了新加坡找尋自己的電影模式期間，正正走對了路：難道還能期望與天價投資的「中外合拍電影」比併成本和場景麼？又難道能期望和西方獨立電影正面比併社運式抗爭精神麼？
為什麼香港沒有掀起熱潮
比較令人遺憾的，反而是電影沒有在香港掀起熱潮，甚至連話題也未能帶動。《爸媽不在家》基本上是香港的小圈子知識，觀乎新港兩地的高度同質性，以及電影可以帶來的共鳴，這反映是值得探討的。
表面上，新港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相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在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2010年的金融海嘯底下面臨衝擊。兩地均以中產核心家庭為社會主要結構，引入東南亞外籍傭工也是家庭模式的主流習慣，甚至對菲傭的潛在歧視心態，也是異曲同工。在更廣的政治環境上，新港兩地的「家長式管治」雖然有不同淵源，但香港自回歸以後，相關管治模式進一步體現，尤其近年「八十後」、「九十後」躋身反對運動的中堅分子，年前又經歷過反國教科等事件，建制亦同樣以「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予以抗衡。因此，香港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時，對其觸碰的各種議題，例如新式、港式中產核心家庭關係（即父母子女，加上外籍傭工組成的「家庭」）、經濟高度發展下的人際隔閡，以至國際移工等問題，都能心靈感應。
然而原來在不知不覺間，香港和新加坡的社會距離，卻越拉越遠，令《爸媽不在家》的共鳴成分不經意的被大大降低。新加坡小孩可以和菲傭發展真摯感情，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語言：新加坡畢竟以英語為母語，就是在華人家庭當中，英語水平也普遍比香港優勝，而且習慣了中華、馬拉、印度、伊斯蘭等不同文化並存。單是電影小主角願意欣賞菲傭的菲律賓歌曲，已極難在香港出現。
而且新加坡的政治氣氛是逐步步向寬鬆，而且有一人一票的普選，縱然有種種操作，但民主成分似乎已勝過香港。這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實質的問題：在近年選舉，人口問題成為新加坡重要爭議，反對派正是靠這題目大有斬獲，執政黨不得不迅速回應，製定所謂“Singaporean First”政策。因此《爸媽不在家》暗中觸及的族群融合問題、新移民問題，其實是有條件促成社會變革的。相反香港反對派幾乎永遠無望執政，近年要化社會戾氣為新政的例子絕無僅有，令社會性電影通常落入不是政府工具、就是抗爭文宣的二元狀況，而對市場而言，兩者都是趕客的。
《爸媽不在家》並非沒有批判性，也不完全政治正確。但它揚威金馬獎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高調在其Facebook專頁祝賀，指希望今次收獲能推動新加坡電影工作者繼續努力，「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小孩系列」、《爸媽不在家》等作品，已經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一種標誌，或謂新加坡的「軟實力」。與此同時，香港電影迅速被中國的龐大市場消化，卻逐漸失去了從前只此一家的韻味。舉一反三，餘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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