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談論中國企業家，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一方面，他們推動中國社會財富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們也是互聯網上仇富浪潮的對象。一方面，他們甚至被寄予用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改革、法治實現的期望；另一方面，他們被普遍認為具有商業的「原罪」，和體制關係曖昧不明，甚至助紂為虐。
而最近兩年來，由於中國政治收緊，前路更加撲朔迷離，中國企業家的地位則更顯尷尬：
去年末，復星集團掌門人郭廣昌的「失聯」引發中國企業家一片哀鳴，幾篇網文極具衝擊力——
《中國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途中》，內容一望便知；
《徐明的羞處》，作者是著名企業家馮侖，說的是與薄熙來的企業家「密友」徐明秘而不宣、絕對不透明的被捕、關押和死亡，讓企業家們一面哀歎着自身的「軟骨病」，一面止不住地心驚膽寒、人人自危；
《郭廣昌學了半輩子的巴菲特，最後還是成了胡雪岩》，說郭廣昌信誓旦旦學巴菲特絕不行賄，並對中國改革給予高度評價，最終還是隻能走官商勾結的胡雪岩之路；
《徐明、郭廣昌、馮侖患了同一種病》，直指中國企業家們怨婦式的軟骨病應由他們自己負責。
對最後這篇文章，我曾發了幾句評論：
三年前一次餐後，我對企業家王瑛說，「走遍全世界，也看不見像中國企業家這樣沒有骨氣的群體」。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王瑛憤而退出「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並且差點和既談政治又幹政治，結果進了監獄（2013年）的企業家王功權同樣下場。
此後，中國企業家更加不談政治，也更加怨婦遍地。「忍」或「反」無疑都不是路，那麼路究竟在哪裏？
正路當然是推動法治，但不要「中國特色」的法治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後，法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大致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各界精英的共識；要解決當前積重難返的種種亂象——包括前述企業家們的「軟骨病」、氾濫全社會的普遍腐敗，以及人人沒有安全感的社會恐懼症在內——非大力推行法治不可，這已經無需爭辯。
「人人沒有安全感」並非誇大之詞，不行賄就辦不成事的社會生態不但腐蝕了官場，更敗壞了整個社會，讓幾乎每個人都有罪案在身，「反腐」隨時可以反到每個人頭上——包括退休官員及其子女在內。可以說，「安全需求」已經成為解決了温飽問題之後，國人最殷切的需求。法治為什麼會應運而生？不是什麼人忽然大發慈悲了，是人的需求層次提升了，新需求在呼喚新公共產品的供給。
問題是，什麼是法治？如何達到法治（有需求不等於必定有供給，得有人去生產、會生產才行）？這兩個核心問題，一個都沒解決。
什麼是法治，原本並不複雜，各個法治先行國家早有成熟的先例可循，那無非就是rule of law，正義良法高於每個人，高於無論是一個人、少數人、多數人，高於一切組織機構包括政黨（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正義良法高於多數人」也就意味着法治高於民主、先於民主）。
法治就是自由憲政、議會政治、權力制衡、人權保障。這些成功先例逐漸普及到全世界，就成為認同其價值的那些民族的共識，有人有點誇大地把這些局部共識稱之為「普世價值」，意思不過是說，只要有了足夠的知識和自由選擇權，凡正常人早晚都會選擇這些價值。
教條主義知識分子喜歡執着於字眼，專門在概念上兜圈子，他們抓住「普世價值不普世」的事實大做文章，質疑明明有幾乎半個世界不認同這些價值，談何「普世」？其實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反對的是這些價值本身。他們鍾情於和這些價值正相反、和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價值正相反的，「極左」舊意識形態所宣揚的價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國有經濟、等級特權，等等。
時至今日，除了極少數極端守舊分子之外，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其實知道，這些舊價值已經千瘡百孔，甚至臭名昭著，於是不得不步步後退，祭出一面新旗幟叫作「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源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共十三大前後，黨內改革派為了抵禦極左守舊勢力的進攻，而發明出來的權宜之計。它在理論迷霧底下，傳達出的真實信息有兩條：
第一，黨內改革派絕不會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只要保證了這一條就是社會主義；第二，和公認的社會主義理論明顯不符的所有東西，都是「中國特色」，是中共的獨特創新，無損於社會主義的實質。
這套說辭當然不能服人，於是鄧小平發話了：不爭論，把經濟搞上去再說，「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
時過境遷，六四之後，改革派潰散，保守派奪位，現在集合在「中國特色」旗幟下的隊伍早已發生質變，「黃鐘譭棄，瓦釜雷鳴」，變成了三股勢力的合流：
反對改革開放的極左派；「緊跟」官方陳腐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和既得利益權貴分子；以及——千萬別忘記了——在「標準答案」教育體系下養育成的，「黨說啥就信啥」的平庸多數。
這支隊伍充分利用了「中國特色」的主要特色——自相矛盾、含糊不清，加上「辯證法」歷來鼓吹矛盾是大好事，於是，原本按照「普世」標準一清二楚的不管什麼問題，一遇到「中國特色」，就變得複雜無比、混沌一團，是非難分真偽莫辨。
比如法治，全地球人都知道它和憲政是一碼事，在「中國模式」裏卻變成荒誕之極的「不講憲政」；這還不算，更有等而下之的「堅持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輸理」——也確實不輸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文規定了「人民民主專政」麼？
於是有人說，見過精神分裂的，沒見過把精神分裂寫在黨綱和憲法裏的。這話也許說得過分一點，但也不是毫無理由。
這個精神分裂症不治療，難免令人質問：官方所謂的「法治」，會不會根本是「依法治國」（rule by law） ,有權有勢者專門拿法律管制老百姓，而自己不受約束任意橫行。看看浦志強案，以及不時冒出來的其它政治案件，這種擔心顯然不是多餘。
改革的內在邏輯就是非驢非馬，「精神分裂」
什麼是中國的「精神分裂」，這需要合理解釋。
首先——對不起了，中國改革的「精神分裂」確有其存在的理由。本人歷來不憚於為改革開放辯護，今天依然辯護一次：
「精神分裂」或者說自相矛盾、非驢非馬、新舊夾雜，原本就是改革的內在邏輯。要想堅持演繹邏輯式的純粹理性就不會有什麼改革，只能去迅速革命。睜大雙眼，看看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哪一條改革開放措施不是精神分裂式的？
概而言之，所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無非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這是讓全世界每一個理性人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的一具怪胎，沒有任何科學理性可言。然而，它居然不但生下來、活下來並且看樣子還會繼續活下去。
沒錯，所謂「中國模式」是當今全世界的頭號大謎，誰都看不懂。
於是，整個世界隨之精神分裂，有人說中國模式將超越西方模式；有人說中國模式是劇毒病毒，早晚會害死全世界；有人說中國模式長久不了，終究要崩潰。這也就罷了，還有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歐盟和希臘問題，尤其是中東和恐怖主義問題，……等等等等，全世界現在處處着火，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眼見得維持不住了。
確實，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如果不是過於健忘的話，不會認為如今的中國是最壞的時代。任何人耳聞目睹中國當前的無數亂象，如果還有起碼認知力的話，也絕不會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最好的時代——
去北京逛逛，往肺裏灌幾天pm2.5濃度超過1000甚至2000的霧霾，誰要是還能為「中國模式」大唱讚歌，那簡直就是喪盡天良。
「精神分裂」應往何處去？
但精神分裂終究是種病，和健康人的「糾結」、「兩難選擇」不能等量齊觀；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法治水火不容，有如「方的圓、圓的方」，和現實最優的多元混合制度不能等量齊觀；價值衝突和邏輯矛盾也不能等量齊觀（詳細說明恕本文不能提供了）。
是病就該想辦法治，不應該把楊梅瘡自我美化成豔若桃李；當年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現在已經惡變成繼續深化改革的絆腳石，很難再這麼繼續敷衍下去。
以下兩項基本認知是治病之始：
第一，如果「中國模式」如其鼓吹者所說，是一種成熟的樣板，已經定型、無需大改，甚至達到了制度優越頂峰的話，那麼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自我誇大狂的舊病復發，一種降格縮水了的「共產主義宏偉理想」的廉價替代品。
幸好，中共最高決策層仍然認定，必須繼續改革開放才有生路，並且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敢啃硬骨頭」式的、「傷筋動骨」的、不怕觸犯既得利益的改革。這已經足夠說明，「中國模式」的鼓吹者，確實是站在要改革的中共黨中央對立面的極左保守勢力。
第二，改革往哪裏改？當然是往現代社會改，這也就意味着，中國的前途命運繫於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之上，其中當然包括政治現代化。而政治現代化通稱為「民主化」，這民主是自由民主，是法治在先、以法治為基礎和前提的民主，不是什麼「推翻專制制度，然後一人一票投票普選」式的激進民粹民主——
道理非常簡單，自由憲政、議會政治、權力制衡、人權保障等等政治制度和法律至上的文化習慣，都不可能從這種民粹民主當中產生——只需要想想司法獨立需要具備多少苛刻的前提條件就夠了。
這就回到了本文開頭的主題：法治是當務之急，第一是法治、第二是法治、第三還是法治！問題是，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治，1949年之後（1978年以前）乾脆就是和法治對着幹，我們如何才能有法治？
這個問題太大，本文無法完全討論，那麼我們首先應該問問自己：靠誰來推進法治？
英國歷史的啟示：財產、組織和權利意識
歷史啟示我們，法治、自由憲政是英國出品，是不存在毫無監督約束的最高權力的封建分封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自由自治城市市民（所謂「資產階級」）等有財產、有組織、有權利意識的社會政治力量，多元博弈的結果。它既不是革命締造的，也和民主（多數決定民主）無關，和無財產的底層民眾（無產階級）無關。
因此，有財產、有組織、有權利意識這三大要件必不可少 。
「有財產」很重要，「有恆產者有恆心」，「恆心」是指會期待穩定可預期的秩序、制度，會需要安全和社會誠信。這些需求得到滿足，才能做出個人和社會的長遠規劃，才能防止無序的革命動盪。「有組織」，才能產生有序、可協調的利益訴求和交換，才能避免暴力無序的利益衝突。「有權利意識」，才能催生有效保障人權自由權的制度，避免落入專制秩序的陷阱。
至於具體是哪些政治社會力量，在推動這一進程並不重要——可能是政治家，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是企業家，是法律界人士，也可能是普通市民或工人農民。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最大的成績，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了有產者，第一項條件具備了；現在仍然缺乏的是第二、第三項。
第二項是社會條件，也就是所謂「公民社會培育」，各種民間自組織自願團體的發育；第三項是主觀條件，亦即「公民教育」的普及、「公民文化」的養成。在這兩項當中，第二項也有明顯的進步，企業傢俱樂部「正和島」，不就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嗎？最落後的是第三項，應該承認，「不談政治」在其中起了很壞的作用。
企業家應該如何「談政治」？
我們首先要體諒中國企業家的苦處、難處。媒體上，企業家們被作為「當代英雄」、成功人士大肆吹捧，無數少男少女像追星一樣追捧他們，然而私下裏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一位企業家朋友告訴我，一次他們幾個企業家請幾位官員吃飯，一言不合，一位科長級官員惡狠狠地對他說，「我一句話就可以讓你死，你信不信？」——請注意，不過是「蒼蠅大」的區區科長而已，就敢如此猖狂放肆，而企業家們除了低頭服軟、打掉牙和血吞之外別無選擇。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們身處的典型社會生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不過是權力砧板上，任人宰割的廚料罷了。久而久之，企業家們見怪不怪，其中還有點血性的企業家也不過是敢怒而不敢言，大多數恐怕連怒都沒有了，只剩下怨，私下裏抱怨抱怨，過過嘴癮而已，王功權、王瑛之輩誠屬鳳毛麟角。可悲嗎？可憐嗎？可恥嗎？可怕嗎？隨你怎麼想，總而言之，這就是目前中國「鐵一般」的現實。
中國企業家夠倒黴了，可還有數不清的「極左」知識分子，鼓動蠢蠢欲動的毛粉民粹勢力大肆醜化他們，揪住他們的所謂「原罪」大做文章。其中的潛台詞無非是：再來一次共產革命，重新「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官方意識形態至今還在大吹大擂的「共產主義信仰」，並非其真實意思（想必不是），那就應該及早徹底澄清，否則就不要責怪中國企業家以及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用腳投票」，移民國外了。
論及「原罪」，什麼是原罪？是強姦犯有罪，還是被強姦的女性有罪？
以此可見，我們這個了不起的「中國模式」已經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到什麼地步，而企業家還準備沉默到何時、「不談政治」到何時？「不談政治」似乎很有正當理由：政治是政治家的事，企業家把企業辦好就是盡到了社會責任，不應該越俎代庖，去犁他人之田。
這種說法混淆了職業政治和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多重社會角色：在家是父母子女，在職場是教師、企業家、工人農民，在劇場裏是演員或觀眾……但在現代社會裏，每個人都是公民，都享有公民權利同時要履行公民義務——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也是白紙黑字寫明瞭的；這也是政治，非常重要的政治。
我們那些被萬眾追捧的偉大企業家，難道不懂這些最起碼的現代文明常識，思想意識還停留在只有臣民，沒有公民的皇權專制時代不成？
自由不是什麼「天賦人權」，天並不如此偏愛我們人類；自由是一代又一代的自由先驅先烈艱苦卓絕、犧牲奮鬥才得來的寶貴文明財富。如果你不去爭取自由，那你要麼是專制的幫兇，要麼是搭便車的庸眾。
做庸眾也許沒什麼可譴責的——畢竟任何時代庸眾都是大多數，但也確實不值得上光榮榜。我們許多「精英」們的道德標準實在是太低了一點。
毋庸諱言，在官員權力肆意橫行的體制下談政治是有風險的，然而這風險有那麼恐怖嗎？十八大之後秉政的新領導人真有那麼危險嗎？企業家當真除了繼續當軟體動物，就別無選擇嗎？不可以推選一位會議主席，給他權力叫停過線的、可能惹大麻煩的激進政治言論嗎？中國企業家這麼欠缺政治智慧嗎？也許只不過是自我約束過了頭，「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比如，中國企業家為什麼就不能發公開宣言，如「中國企業家堅決不行賄誓言」，首先從自己做起，然後互相監督，大家齊心合力阻斷貪腐的源頭，對索賄的官員堅決說「不」；進而，告發每一個索賄的官員，讓他們都知道索賄的悲慘下場？無疑，指望所有的企業家都這麼做是不現實的，但是，做就比不做好，只要有足夠多的企業家帶頭，中國的官場和商場一定會變得乾淨得多！我一直在擔心，沒有社會力量的配合，中共的強力反腐遲早難以為繼，企業家就這樣隔岸觀火，等着腐敗捲土重來嗎？
「原罪」是這樣獲得救贖的，道歉和懺悔都沒有用。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以寬恕見長的民族。
務必不要誤會，我並非提倡對抗、鬥爭、仇視、敵我二分的激進「政治」，絕希望企業家們去談這樣的政治；我一貫倡導的漸進民主「公民文化」，恰恰是這種激進革命黨文化的對立面。
我冒昧地說一句吧，包括企業家在內，中國各界精英亟需補兩門至今幾乎還是空白的大課：「政治文化」這門課，以及，清晰區分好民主與壞民主這門課。進而言之，也許這麼說並不過分：以目前情況而論，中國各界精英、當然也包括企業家在內，對於現代政治文明不但沒多少知識，相反，還灌滿了一腦子的胡說八道——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是精神分裂的官方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受害者，難道不是嗎？
因此，中國企業家們不但不能再「不談政治」，正相反，我們亟需大談特談這些政治，這些極為關鍵的政治常識！
結論是：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不需要當先烈，不需要去坐牢，不需要當聖人，甚至不需要再糾結於什麼「原罪」，尤其是，決不要再去鼓吹革命、造反、「推翻」。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以各種方法（方法簡直無窮無盡，不需要任何人費心指點）盡力做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主力軍——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國企業家的自我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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