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5年8月，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成立「民主思路」智庫，在政改否決後的對峙氛圍中，鼓吹回歸溫和溝通路線、促使各方重建互信，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國強勢管治、香港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不少人都質疑：「溫和政治」在現實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線，是香港當前核心問題。《端傳媒》將在本週連續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論，提供各界討論的參照。前兩篇文章，將從理論面上討論何謂「溫和」、何謂「民主」；後三篇將回到現實面，闡述溫和派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利益與代價。
「一帶一路」作為國家的中長期戰略，即使現在處於非常初步的階段，但綜合地緣政治、歷史、貿易、科技等各方面的觀點，歐亞大陸的建設及整合可說是地緣政治的大趨勢，甚至是歷史的必然──一種新的歐亞大陸主義（New Eurasian Continentalism）正在形成，而一帶一路只是扮演着催化劑的角色而已。
儘管如此，一帶一路的出台，令中國有望躋身為掌握「心臟地帶」（Heartland）的關鍵國家，繼而主宰歐亞大陸命運。同時，一帶一路的實行及成功，將推動傳統中華文明轉型，為中國文明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從中找出新出路。本文旨在探討目前中國所面對的重大歷史機遇，以及此機遇將為國家、為香港帶來的種種可能。
首先，我們須了解歐亞大陸對中國的重要性，才可認識到一帶一路對中國的重要性。顧名思義，歐亞大陸是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的合稱，面積5473.8萬平方公里，乃地球表面面積最大的洲，蘊含世界上大部分人口、資源與財富──包括世界人口的75%，全球GDP的60%，以及全球能源資源的四分之三。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
列強對歐亞大陸的爭逐與征服由來已久，以前匈奴人和蒙古人均有此企圖，可是他們缺乏足夠的人力與組織來征服整個歐亞大陸。但時移世易，20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發現，現代化及科技進步帶來兩大發展：大幅的人口增長及橫跨大陸的運輸系統（如鐵路），令有效組織及整合歐亞大陸變得可能。這將大幅強化歐亞大陸上陸上強權的實力，繼而影響陸上強權（陸權）與海洋強權（海權）的既有權力平衡，形成重大的改變。
麥金德認為，能最有效運用這發展趨勢的，是能夠控制「心臟地帶」（Heartland）的陸上強權。「心臟地帶」指的是位於歐亞大陸中央與北方，範圍從伏爾加河到長江，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北極，面積約900萬平方英里的廣闊區域。一方面，心臟地帶資源豐富，海權勢力無法介入；另一方面，其大型低地平原很適合具高交通運輸能力的陸權勢力，從而令心臟地帶成為歐亞大陸，以至「世界島」（歐、亞、非三大陸的統稱）上最有戰略意義的地理特徵。
麥金德甚至預言，掌握心臟地帶的國家將會不斷強盛，逐步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之後就能動員豐富的大陸資源來建造艦隊，擊敗海洋強權，最後成為一個海陸皆強的世界強權。
面對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麥金德就他的「心臟地帶論」提出了著名的「麥金德格言」：
誰掌握了東歐，就等於控制了心臟地帶；
誰掌握了心臟地帶，就等於控制了世界島；
誰掌握了世界島，就等於控制了全世界。（《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
麥金德在這裏強調東歐，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幾乎成功征服東歐與心臟地帶，但實際上麥金德亦認為不論是俄德聯盟，抑或是中日聯盟，只要征服俄國領域，控制心臟地帶，均有可能成為世界強權。因此，麥金德理論上並不排除中國自身或俄中聯盟控制心臟地帶的可能性。
英美海洋霸權忌憚歐亞大陸
麥金德的理論讓海權勢力重新認識到，一個不受海權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的大陸強權，對全球的權力平衡而言是一大危險，甚至足以擊敗海洋強權。因此，海洋強權非常忌憚一個可有效組織歐亞大陸資源的陸權勢力。而歷史上的世界戰略形勢，亦反映出海權與陸權在歐亞大陸上的對抗格局，直接令歐亞大陸成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
故此幾乎無可避免地，英美海洋霸權一直要靠干涉、挑撥、佔據和分裂的做法，來阻止歐亞大陸整合，以避免被排除在歐亞大陸這世界中心舞台之外，並在與歐亞大陸強權的競爭中輸掉。
美國荷蘭裔地緣戰略學家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則指出，歷史上多場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而且邊緣地帶在經濟、人口上都超越心臟地帶。這意味着真正歐亞大陸的爭逐是在邊緣地帶發生的，而歷史也主要是在北半球的溫帶地區形成，因此世界政治的關鍵區域應該是邊緣地帶，而非心臟地帶。
斯皮克曼指出，歷史上有條件爭逐歐亞大陸的都是邊緣地帶強權，包括法國（拿破崙）、德國（德皇及希特拉（台譯希特勒）），以至中國。這對於中國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儘管麥金德在1919年已將其心臟地帶的範圍推進至長江流域以南，但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則進一步闡明中國完全具備逐鹿歐亞大陸的條件。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及記者Robert Kaplan所言，中國是歐亞大陸中同時擁有熱帶和溫帶海岸線的國家之中，最大的大陸國家，佔據着全球最有利的位置。
然而亦因為這樣，斯皮克曼深信歐亞大陸的爭逐，不該是海權力量對心臟地帶的圍堵，而是須防止任何勢力控制邊緣地帶，這使他對「麥金德格言」加以改造：
控制了邊緣地帶就等於控制了歐亞大陸，
控制了歐亞大陸就等於控制了世界的命運。
該主張令他成為了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教父」。最初該政策是為了遏制及圍堵蘇聯，不過在蘇聯解體後，目標已轉至位處邊緣地帶有利位置的中國。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西方殖民主義對歐亞大陸的影響：傳統全球化與西方殖民主義的關係密不可分，撇開西方的侵略不說，其主要結果就是讓沿海地區、海洋國家先發展起來，陸上國家、內地則較落後，形成巨大貧富差距，這差距到今天亦未得到平衡或扭轉。同時間，針對中國歷史而言，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興衰，與人類歷史進程緊密聯繫：遊牧民族西遷、帝國的興衰、海權的統治、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與這兩條通道息息相關。兩條絲綢之路也隨着西方殖民者向東方的擴張而逐漸消亡，揭開了西方海洋霸權支配世界500年的序幕。
整合歐亞大陸越趨容易
誠然，麥金德於20世紀初便提出「心臟地帶論」，指出控制心臟地帶的陸上強權可透過鐵路等新技術整合歐亞大陸，最終成為世界強權，實在早了一點。不過到了20世紀50年代，一種由能源性的相互依賴關係，終於在歐亞大陸形成。其背後是由各國的經濟增長、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能源互補所帶動的，但一開始基本上是海洋性為主。
這種海洋性的相互依賴，建基於50年代起的石油運輸，主要是連接中東的石油產出國及東北亞的石油消費國（日本及南韓），並於2000年代中期達到最高峰。後來隨着中國崛起及成為石油進口國，一種陸地性的依存關係亦隨之在冷戰結束後開始形成，並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獲得發展的動力。箇中主要原因，是中國對於嚴重依賴由美國控制的海路來運輸石油感到不安，於是轉而從中亞和俄羅斯洽購石油與天然氣，同時大舉興建石油與天然氣的陸上管道。石油與天然氣的管道，再加上鐵路與公路網，造就了所謂的「新絲綢之路」。
這種陸地性依存關係的形成，令本來的海洋性依存逐漸轉型為海陸混合性的依存，很大程度已超越了麥金德當初的想像，成為新歐亞大陸主義（New Eurasian Continentalism）的重心與基礎。而這種海陸混合性的依存關係及新歐亞大陸主義，實質上亦構成了一帶一路的雛型。
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以外，今天中國還可以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以近似聯盟的形式來控制歐亞大陸，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立，亦令中國可以同時以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的手段和方式雙管齊下，增加對歐亞大陸國家的影響力，並輻射到其他大洲。
最重要的是，這些新手段與方式，以至新歐亞大陸主義及一帶一路本身，均令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勢力毋須再靠戰爭來征服或侵略歐亞大陸，反而可以藉油氣管道、鐵路和公路，直接組織及整合歐亞大陸。同時上海合作組織和一帶一路等組織，亦令幾個強國共同控制歐亞大陸變得可能。
換言之，掌握心臟地帶和歐亞大陸已沒有像麥金德當初想像般困難，各方面對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勢力越加有利，並正逐漸改變陸權和海權的平衡。
同時間，新歐亞大陸主義的形成，意味着歐亞大陸正邁向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由北京到德黑蘭之間的每一個國家，現在都比以前更富裕，且不說中國已在區域的政治經濟中佔着中心地位──而最令西方擔憂的是，西方事實上缺乏從外部約束歐亞大陸國家的板斧。
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
因應這新情況新環境，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對外合作的總綱領，更充當着區域國家的共同戰略，希望一方面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與沿線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同時從陸上和海上走出去，打造新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則利用外部的資源和市場，來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一帶一路的核心乃一個合作戰略，提倡開放、合作與可持續，主動化競爭為合作，並以「互聯互通」來作具體展現，最終達到建設及整合「大歐亞」的目的，實現歐亞大陸復興。
為了針對過往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完全由海路主導世界政經格局的弊端，令那些原本處於世界經濟體系邊緣的地區變得繁榮穩定，中國堅持不走西方列強擴張、衝突、殖民的舊路。習近平甚至主張「先予後取、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索性讓亞歐非搭中國的便車、互利共贏。從這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實質上是一個全球管治公共產品（global governance public good），旨在在制度上解決一些超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建立新的全球管治制度。
一帶一路專門針對位處全球管治真空地帶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內陸國家）。它們通常在基礎設施建設滯後、聯通性較差的瓶頸地區，以致私人金融機構投資意願不強，令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非常困難，導致建設滯後，發展的綜合環境改善緩慢。故此，一帶一路須通過基建以至制度對接整合，改變經濟要素流向，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從農業進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塑造出有利中國長遠發展的空間，如此將能更有效運用歐亞大陸的資源與潛力。
我們可預見，在不久將來，一個有效整合的歐亞大陸將會出現。這將重構世界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版圖，有望打破長期以來陸權和海權分立的格局，推動形成一個歐亞大陸，並與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連接、陸海一體的地緣空間新格局。這格局將扭轉海洋霸權獨大的局面，終止海洋霸權多個世紀以來干涉、挑撥、佔據和分裂歐亞大陸上的國家，以阻止歐亞大陸整合的做法。整合過程亦將帶動內陸發展中國家的開發，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推動歐亞大陸回歸人類文明中心。
中國未足應付一帶一路文明層面
一帶一路充當着全球管治公共產品的角色，當中與沿線各國的合作戰略及「互聯互通」，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客觀而言，以國家改革開放至今所建立的一套發展模式，即所謂的「中國模式」（這裏稱之為中國模式1.0），目前實在不足以應付一帶一路中有關全球管治方面的需要。其主要不足在於：
一、不夠「軟」，難以達到「五通」中「貨幣通」、「政策通」、「民心通」等屬於「軟聯通」的需要（其餘兩者為「貿易通」和「道路通」，屬「硬聯通」）；
二、缺乏開放性和包容性；
三、中國文明仍停留在地域性文明；
四、中國文明仍停留在陸上文明；
五、中國文明仍停留在農耕文明。
只要一天這些不足之處沒有得到正視與相應的改變，國家將難以在亞歐非實現「五通」及與世界接軌，令整個一帶一路的開展面臨障礙。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包含着一個對其成敗極具關鍵性的文明層面，但由於中國文明嚴重滯後，以致對一帶一路和國家統一均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內地不少分析人士對一帶一路寄予深切期望，希望能夠藉此為中國文明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並從中找出新出路，例如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系教授王義桅便明確指出「一帶一路肩負推動中華文明轉型的歷史責任」──要做到具真正意義的「互聯互通」，中國必須先改變自身文明。
而一帶一路對於推動傳統中華文明轉型，逐步形成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具以下積極作用：
一、一帶一路見證中國從農耕文明到工業─商業─資訊文明的轉型；
二、一帶一路讓中國同時從陸上和海上走出去，既發揮傳統陸上文明優勢，又推動海洋文明發展，使中國真正成為陸海兼備的文明型國家；
三、一帶一路標誌着中國從地域性文明邁向全球性文明 。
中國必須經過這幾方面的發展，才有望實現與世界「互聯互通」，成就中國夢。
香港已為中國提供答案
事實上，上述幾方面基本上無一不與香港一直以來所擔當的歷史角色息息相關：
一、香港從以前一個小漁港逐步發展成目前的金融中心，正見證了從農耕文明到工業─商業─資訊文明的轉型，足以為國家提供重要參考；
二、香港的普通法與其他制度是帶有海洋性特質的，歷年來行之有效，這對國家發展海洋文明，成為陸海兼備的文明型國家至關重要；
三、香港更傾向屬於全球性文明的一部分，一直以來擔當着重要角色，幫助中國與世界接軌，協助中國突破相對狹隘的「天下」 觀念，而邁向比較開放的「世界」意識。
因此，中國無論是要從地域性文明進化至全球性文明，抑或要補完其海洋文明發展，成為陸海兼備的文明型國家，最直接快捷和有把握的途徑，莫過於經由香港吸收及學習，基本上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香港對推動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及中華文明轉型的獨特作用，可謂十分廣泛。首先，香港的西化角色能夠促成中國形成「中西互化，以中為主」的大環境，有條件為國家創造出具開放性和相容性的新文明，繼而以此富有活力的文明進出西方，實現「互聯互通」。同時，這有助中國文明從地域性文明提升為全球性文明，開創一個新時代。
此外，無論是香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抑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大舉將香港的資金、技術與人才引進到內地，在制度上學習香港，均顯示中國需要借助香港達成它在經貿金融方面的全球合縱連橫，而其成敗亦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能否利用並吸收香港的制度及金融基礎，促成自身的發展與進化，令自己進化成中國模式2.0、3.0。
一直以來，香港的歷史角色就是為國家作好準備，踏上與世界接軌之路，這一點到了今天也沒有改變。筆者堅信香港在過程中所累積的歷史經驗與智慧不會白費，也不會徒勞。而未來的中國模式2.0、3.0，亦必將包含香港模式及其寶貴經驗。
一帶一路打開兩岸三地想像
一直以來，大陸強權都受到它們的地理及環境性限制，令它們不期然走上一條與海權勢力對抗，但最後被擊敗並衰落的歷史道路。歷史上的大陸強權如法國（拿破崙）、德國（德皇及希特拉）及蘇聯，都逃不過這歷史宿命與輪迴。
中國雖是一個沿海國家，但卻只能在明代鄭和下西洋等少數時期進出海洋，其他時期都是以陸權國家自居，所以自鴉片戰爭以來亦同樣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及海洋霸權的蹂躪，幾乎亡國。即使共產黨上台也還沒有改變這局面，以致直至今天中國文明仍停留在農耕、陸上和地域性文明。
然而如上文所言，「一帶一路肩負推動中華文明轉型的歷史責任」，推動傳統中華文明轉型，這不僅可幫助中國逃過被海洋霸權擊敗的宿命，亦能夠根本地改變中國的一些大陸強權「習性」，為國家、為香港、為歐亞大陸帶來新的啟示與希望。
歷史顯示，陸權大國要不是須與財力和海軍力量均更為優越的海權大國周旋（如法國），要不是就由於沒有海洋阻隔，無可避免與其他國家接壤，以致強敵環伺（如德國），因此陸權大國不得不經常處於備戰狀態，這對它們經濟、貿易、外交軍事及對內政策均構成重大影響，令它們更難逃過被擊敗的宿命。
陸權大國為追趕海權大國，並應付龐大的國防開支，通常都要採行一種趕超型經濟，經濟和貿易上則多實行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指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這種零和遊戲式的做法很容易招致其他國家的反彈，亦難以令周邊國家歸心。
同樣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陸權大國亦大多採用自給自足政策或方針，透過侵略與征服來達到資源和原料等的自給自足，代價非常巨大之餘，亦難以持續。如此一來，這些陸權大國亦幾乎無可選擇地必須成為威權或專制國家，對國內民眾施行不同程度的控制，邁向真正的民主自由遙遙無期，為此受到外界詬病。
我們可發現，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國際金融中心是從來不會在陸權大國出現的，箇中原因顯而易見──國際金融中心基本上只能在長期受海洋性、商業性及全球性文明影響的地方（如紐約、倫敦、香港）出現。它幾乎是海權國家的獨有產物，甚至是「法寶」，使海權國家能夠取得源源不絕的資金，令海權大國對陸權大國的財力優勢更形明顯。
我們也知道，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尚未擺脫陸權大國的一貫模式，不過一帶一路的確可為中國扭轉這些現象和歷史宿命帶來希望。透過一帶一路，首先中國再毋須考慮以侵略或征服來達到資源和原料等的自給自足──一帶一路正是這種做法的反題（antithesis），專門針對這做法的流弊，現在中國反過來主動提供全球管治公共產品，並提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互利共贏。
此外，一帶一路的出台幫助中國一方面逐漸擺脫重商主義，進一步擁抱自由貿易，這有助改善與各國的商貿關係。同時間一帶一路亦促成中國的政策，從只重視地緣政治角度，到現在已發展成一種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兼備的視野及政策──一帶一路再加上亞投行、金磚五國等倡議及建設，已讓中國進化成一種新型的地緣經濟大國，開始具備與美國爭雄的條件。
由此我們可以預期，如果中國能夠貫徹一帶一路的構想，振興歐亞大陸，促成傳統中華文明轉型，逐步邁向工業─商業─資訊文明、陸海兼備的文明，以及全球性文明的話，將有望真正打破長久以來大陸性國家的專權問題──這樣不就可解決目前香港及台灣人對中國最為不滿的地方嗎？
而國家形成了一種具開放性和相容性的新文明，亦會為歐亞大陸的整合，帶來新的可能：一個由歐亞大陸國家所組成的聯盟、聯邦或邦聯將可能應運而生，令歐亞大陸回歸人類文明中心之餘，亦將為中國帶來新一次台海統一的機遇──屆時台灣除了可選擇以一個省份回歸中國之外，亦將出現以聯邦形式與大陸結合的新可能性，為兩岸統一帶來新的轉機。
至於香港，除了繼續擔當一帶一路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外，香港的角色亦將日益吃重，成為比現在更具重要性的世界級「超級聯繫人」：隨着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亞洲將逐步成為世界經濟以至政治中心，香港在地理上實際上不僅處於亞洲及世界的中心，在連接中國與西方之餘，更同時是兩條絲綢之路（「一帶」和「一路」）的交匯點，海洋亞洲（Oceanic Asia）與大陸亞洲（Continental Asia）的交熨點，以至海洋世界與大陸世界的交匯點。
人們應該開始發現，香港的命運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與「中國夢」、「亞洲夢」以及「歐亞夢」緊扣在一起──這是香港的機遇， 也是中國、亞洲及歐亞大陸的機遇。
（袁彌昌，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民主思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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