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宇韶:抗戰史觀的爭議中,自處邊緣的台灣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強者解釋歷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近日,北京當局強化「十四年抗戰史」論述的大動作,台灣方面除了郝柏村有所批評外,輿論反應居然出奇冷淡。回想2015年,當連戰、秦金生與郁慕明等人參加中共所舉行「慶祝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時,總統府、國防部、藍綠政治人物與媒體幾乎口徑一致的大加撻伐。對比於目前輿論的冷漠,所謂「中華民國領導對日抗戰」的話語權正在快速崩解中,最終恐將走向邊緣。

何以北京選擇此刻出手?為什麼台灣各界反應如此疲乏與蒼白?其後的政治效應為何?這值得深思。

國共抗日的「雙核心」史觀

平心而論,中共對於國府抗戰史觀的修正一直不遺餘力,只是策略上隨着國際情勢、兩岸關係與內部政治發展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如果以歷史制度主義的概念切入,北京的政治作為,鑲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的政經情境中,其將兩岸關係的本質,設想為國共內戰的延續。隨着國共關係的變化,這不免最終造成某種「路徑依賴」的後果。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陸續端出《告台灣同胞書》與《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之類的文本,其目的在於「經濟現代化」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經需要下,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能改變「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或接受「三通四流」。然而在中共長期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傳下,國民黨已經徹底被貼上階級敵人符號,為了達成前述的政治目標,國軍在對日抗戰中的「角色再現」,成為北京的重要任務。

重建國民黨軍形象的邏輯在於:高舉民族聖戰與衛國戰爭的大旗,將對日抗戰進行「戰爭型態」(正規/游擊)與「戰場空間」(正面/敵後)的區別。這樣的歷史詮釋有其複雜的政治意義;其在不挑戰中共傳統的官定合法性外,同時也能賦予「他者」(國民黨軍)存在的空間場域,同時也讓本身欠缺史料的敵後游擊武裝型態,得到了與正規部隊比肩而立的地位,也稀釋了史學界對於中共在戰爭中「不在場」的疑慮。

這意味國軍所主導的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雲南遠征軍等正規野戰,與共產黨所宣傳的平型關或百團大戰的游擊戰,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輝映。重慶與延安,儼然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雙核心」,暗示了國共合作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無形之間也為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埋下伏筆。

抗戰影視作品中的「歷史讓利」

前述「雙核心」史觀,可從官方所主導的抗日劇中看出線索。八十、九十年代所拍攝的《血戰台兒莊》(1986) 與《喋血崑崙關》(1995),雖然貶抑蔣介石及其嫡系將領湯恩伯與邱清泉,相對肯定日後陣亡的張自忠、投共的李宗仁,以及被俘的杜聿明,但該片對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角色已有積極的詮釋。類似概念,也反映在近年許多關於抗戰的影視作品──例如以遠征軍為背景的《我的團長我的兵》(2009)與《中國遠征軍》(2011)、重現常德會戰的《喋血孤城》(2010),以及《遠去的飛鷹》(2011)中的孫立人、余程萬與高志航的角色與劇情。

但必須理解的是,這種詮釋具有強烈的「去蔣介石中心」與「英雄主義」的性質,甚至只是以此作為客體作為證成「延安—毛澤東正核心」的動機。因為,中共也在敵後戰場的抗日劇中,深描且強化中共正統的意識──例如劇情必然內化與鑲嵌毛澤東思想中,對「統一戰線、持久抗戰、群眾路線、矛盾論與階級鬥爭」的精髓,並且對於八路與新四軍的軍事貢獻,有着戲劇化與不成比例的歌頌。《亮劍》(2005)、《雪豹》(2010)、《我的兄弟叫順溜》(2009)、《我的故鄉晉察冀》(2013) 都是這類題材中的經典。

深入觀察,有着「後設敘事」性質的歷史詮釋,顯然與兩岸關係有着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至少在2005年國共開啟第三次合作,以及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出現了大量反映前述史觀的影視作品。只要國共合作與九二共識下所引領的兩岸關係,發展方向符合北京的預期,在一個中國邏輯與民族主義的號召下,這種「歷史讓利」其實也讓北京巧妙迴避處理「中華民國」的尷尬。

後太陽花:從歷史讓利到掏空中華民國

然而這一切的和諧,終於出現了裂痕與危機。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的政經情勢與社會意識的轉變,讓中共驚覺既有的統戰方式有了巨大的斷裂。這也促使北京亟欲回收過去「歷史讓利」的統戰思維,取而代之的,則是釜底抽薪與二元對立的作法,直接從歷史論述中,掏空中華民國的政治合法性地基。

北京赫然發現,台灣在民主化以來,中華民國的內涵已經經歷了典範轉移。直言之,從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到陳水扁時期的「中華民國是台灣」,國家認同的本土化與在地化,已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中國連結。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認同,是建立在具體的空間體驗與實際生命感受中,而非抽象的歷史脈絡或是感性的民族關聯;這必然與國共合作下的歷史觀或民族動員,產生劇烈的矛盾。

對於民進黨精英與天然獨世代而言,面對中日戰爭,必然只有理性或冷漠的兩種認知──理性者將回歸歷史研究的情境,以中性的觀察者身份看待這場戰爭或衝突;冷漠者則以「不在場」或「缺席」的態度回應。簡單說,「對日抗戰與我何干,因為這並不是我的記憶與責任,何必參或涉入這個政治動員?」

當「台灣—中華民國—中國」這條政治主軸已逐漸被解構,而在美國重返亞洲、民進黨又執政之後,台日關係有了更敏感的性質。對北京而言,維繫那種「國共合作—空間抗日—兩岸關係」的論述,似乎失去統戰功能與現實感。既然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時間軸線」的回溯與壟斷性詮釋。這不僅有助於強化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更有將民進黨版本的中華民國邊緣化與孤立化的戰略意義。

八年抗戰 vs 十四年抗戰

所謂「八年抗戰」,乃是從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蔣介石的廬山講話作為起點,這自然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詮釋。這個論述本身存在一個局限:若就嚴謹的國家戰爭角度而言,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是在1941年珍珠港偷襲後兩日的12月9日。這意味着,在1941年之前的中日關係僅是局部的軍事衝突──即便,1937年可視為衝突的全面擴大。

彼時,中國處於一種國民黨與地方軍閥並存的政權形式,因此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也延續着以嫡系中央軍為主,聯合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川軍、桂軍、滇軍等地方軍系作戰的型態。此外,為了扶持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日本甚一度提出「不與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的說法,使得國府領導抗戰的權威深受挑戰。各路人馬軍系投入抗戰、中日斷續的衝突卻未正式宣戰,加以國民黨先前「先安內後攘外」策略的歷史背景,構成中共在歷史論述上見縫插針與廣義解釋的條件。

所謂「十四年抗戰」之說,是將中日衝突的起點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件。中共的用意在於將1933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1934年長征北上抗日、1936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所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三個獨立事件,裁縫剪輯成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論述。

其實,這些人為加工的歷史材料,充斥着許多混淆與倒因為果的矛盾。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導權掌握在共黨第三國際手中,其目標仍是「保衛蘇聯」,與中共自行發展的蘇區革命根據地豈有關聯?北上抗日之說則是穿鑿附會;對於長征的最終目標,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一直都有路線鬥爭,若非劉志丹與習仲勛在陝北的經營發展,長征最終是否落腳延安仍有爭議。最後,若非西安事變的發生,又怎麼會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台灣在抗戰史的自處邊緣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強者解釋歷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由於台灣的國家認同嚴重分裂,使得綠營在執政後,刻意選擇缺席那段歷史爭議;在統派方面,前有連戰等人參加閱兵並接受兩岸共同修補抗日史料,後有退休將領參加中共主導的孫中山紀念活動,其言行形同繳械;對於國民黨其他精英而言,目前正值黨主席選舉的權力鬥爭高峰,在緬懷蔣經國的美好年代外,已無暇回應如此深刻複雜的歷史問題;對於時代力量與太陽花世代而言,其正在經歷一場「去蔣化」或「去中華民國化」的社會運動,北京若想拿走話語權,就請自便。

在台灣朝野各政黨或立場缺席,或態度繳械、無暇他顧,或而漠不關心下,難道台灣在抗戰史上只能逐漸自我邊緣化?近代史學的知識界,還能繼續沉默嗎?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政大東亞所博士)

編輯推薦

讀者評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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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belus 问题是即使是台湾有本土化趋势,也不代表所有台湾人都想本土化。台湾也有一些对中国有情感,认为自己与中国有联系,尤其是一些外省人及其后裔。虽然这一部分数量可能在衰减,然而仍有可观数目,也因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台湾目前并没有完全遗弃中华民国的遗产,即使有很多人已经想抛弃这个中华民国,所以客观地说即使站在本土角度去理解也是不全面的。

  2. 感觉作者还是存在着把“中华民国”和“台湾”搞混的问题:纪念中日战争的应是中华民国,台湾根本找不到理由去纪念。因为在二战时期台湾人从国籍上就是日本帝国国民(与满洲国不同,因为日本承认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所以满洲国人有自己的国籍),且台湾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时曾与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同盟国为敌,所以“抗日”这个话题从台湾的角度根本无从谈起,这就跟奥地利纪念二战时“对德作战“一样荒唐。
    至于中华民国在45年接收台湾,49年政权迁台后纪念对日作战,的确没有什么错,但个人观点是若中华民国政权进行本土化,就应该从台湾本土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还站在一个外来的,“临时驻台”的政府来看二战史。

  3. 例如以遠征軍為背景的《我的團長我的兵》(2009)
    应该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吧。

  4. tommyl 你以為臺灣人不想改國號修憲法?那些不就是國民黨強加在臺灣人身上的東西?難道臺灣人那麼神通廣大去南京偷了幾千箱故宮文物到臺灣喔。要不是中國跟美國壓迫,臺灣早就修憲自決。這篇說到底還在為國民黨擦脂抹粉,根本不是因為黨主席選舉才無力回應,是因為國民黨早就被中共給收編了,怎麼可能去抵抗中國的言論,沒有幫搖旗吶喊已經不錯了。

  5. 無論八年還是十四年,都是中國人在抗戰,關你台灣什麼事,以為強佔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國號,偷中國文物,還能偷中國歷史?建議作者再好好學習中文,的,地,得都分不清楚,

  6. 你看,現在就不宣傳甚麼「日本改史書」轉而攻擊APA酒店了。宣傳手段讓人doublethink簡直容易得很哪。LMAO

  7. 不管是幾年臺灣都是戰敗的那個

  8. 其實這些年來,從台北大轟炸、台籍日本兵、灣生等議題的浮現,台灣逐漸浮現各種有別於昔日「中國對日抗戰」框架的二戰敘事,並在交互辯證逐漸建立起具有台灣主體視角的史觀。
    台灣民眾越益清楚認知:不管是八年還是十四年,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台灣從來不是那個「抗戰」的主體,只是戰爭結束後,被易手的客體,以及在戰後,成為一大群戰爭難民的載體。
    這種從昔日抗戰敘事的遠離,並不會直接倒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從中油然而生的,更可能是一種自己命運被強權擺佈的無奈感。
    在這種脈絡下,從台灣社會角度出發,還有什麼介入抗戰史爭議的理由?近代史學界可以介入,為了求真--當然更可能選擇不屑起舞。而至於政治界的介入,如果沒有跟民心連結的價值,那將只剩下非情感的、務實的象徵政治理由--那就像為什麼還要穿著中華民國這個外衣一樣。

  9. 历史随意更改,只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不是1984么

  10.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因為唯一有資格在這議題上大聲說話反駁的中國國民黨沉默了…但不覺得是因為正值黨主席改選或是黨產風波 而是這個黨早已腐爛 向老共俯首 這個連接兩岸歷史的百年政黨已經進入彌留

  11. 现在的台湾不想抗 即使几百万先人抗过 有过这样的历史 可是着眼于现在的政治环境 根本不可能跟日本唱反调 或是变相抬高国民党的地位 国民党自己也不会高举抗日大旗作宣传 这个议题只能任由共产党讲述 中流砥柱等等

  12. 千古罪人张学良!

  13. 即使是之前的“八年抗戰”概念,在教材上也不重點提蔣的廬山講話,而是更多地與1936年的西安事變國共和解聯係在一起,談不上“以國民黨為核心”;歷史教材(之前的)的角度是1937標誌“全國人民統一戰線”成立(同時也是全面抗戰的開端),而淡化了是以哪個黨為核心這個問題。不論十四年抗戰要怎樣解讀,將內地教材之前所講的“八年抗戰”理解為承認或者默認以國民黨為核心是一種曲解。

  14. 抗戰幾年,嚴格來說不過是中共當局塑造日小粉紅意識形態的一股推力,臺灣本該脫離這場無聊的抗日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