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莊嘉穎：戰車扣留爭議，新加坡離中國的想法有多遠？

最近新加坡戰車被香港海關扣留一事，受各界關切；甚至有人懷疑，這是否代表新國對中關係惡化。而昨天（1月24日）下午，香港政府宣布將把戰車歸還新加坡，中新兩國是否進行私下交易，也讓多方猜測。

新加坡與中國，近年摩擦頻傳

近兩年，可見中新兩國屢次發生摩擦。例如，在南海仲裁案前後，北京堅持仲裁過程無效，而新國不僅強調國際法的重要，又有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及後，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新國政府在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高峰會議的發言暗指南海仲裁，大表不滿；該報總編輯胡錫進與新國駐中國大使羅家良（Stanley Loh）更展開筆戰。

接着，有中國網媒和網友，公開批評新加坡和現任總理李顯龍，也有幾個雙邊官方合作的例行會談被延期。又傳新加坡商人，以及赴中旅遊、探親的新加坡人，在中國遭受批評和遊說等事。新加坡戰車在港被扣押事件，似乎只是兩國關係惡化的最新例證。

筆者以為，這兩三年新加坡與中國間的的一系列摩擦，其實代表的是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

中新關係由於許多原因，被中國大眾視為「應該額外友好」。其中較常見的解釋包括：新加坡是「以華人為多數」的社會，所以與中國有文化傳統、歷史、親情，甚至血緣上的淵源；新加坡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與中國發展深厚的商業、經濟、官方往來，提供中國學習的技術和機會；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與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交情良好，奠定雙邊官方互動的穩定基礎；新加坡在中國是最大的外來投資著等等。

同時，中國長期對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鄰國標榜着「擱置爭議」、「尋求連任雙贏」，甚至「讓利」的政策。此類觀點臆斷中新之間不會有嚴重分歧、摩擦或者利益衝突，即使有，也是易於處理的事情。

前述諸多案例，加上新國戰車在港遭扣留一事，提醒了雙方：假設中新關係必然友好不變，相當不切實際。

中新兩國，利益與思維的分歧

新加坡的利益與中國有極大不同。作為小國，新國比中國更需要開放經濟和區域政治穩定，也更依賴國際法來牽制大國……

新中關係與其他國際往來一樣，離不開雙方各種利益考量。新國戰車在港被扣留，正凸顯了兩國利害關係在近期的變化。

經歷二三十年發展，中國已成為一個經濟、政治、軍事上的世界強權。如何在中收入國家轉型成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改革經濟和政治結構，以及怎樣重新定義國際體系和規則，則是當前兩大挑戰。現有的政經模式和國際體制，有利於中國以往的快速發展，不過未必能夠提供中國接下來的需要。上述挑戰難免使中國政府承受額外壓力，當它回應這種局勢時，便可能與其他國家在政策上擦撞。

北京在這一兩年內，因為南韓部署戰區高空防空系統，與首爾關係惡化；與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台／尖閣列島的領土糾紛，造成雙方海軍、空軍互相攔截事件增加；因為南海主權和航行爭議，與越南、印尼、美國發生爭端——直到2016下半年，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關係才開始好轉。另外，台灣2016大選，民進黨掌握行政和立法部門，也讓中國政府相當不安。

新加坡的利益則與中國有極大不同。作為小國，新國比中國更需要開放經濟和區域政治穩定，也更依賴國際法來牽制大國，以彌補在實力上的不對等。建國以來，新國外交、安全戰略的一個主軸，就是如何拿捏國際法空間。新國政府對現有國際體制和法規有數十年經驗，熟悉這種環境下的操作。也因此，新國政府對改變國際和區域的法理現狀，往往趨於保守。

作為小國，新加坡在面對外來壓力時，一般會更堅持自己的立場。這違反「小國會屈服」直覺的反應，源於其相信：軟弱或屈服只會鼓勵更多強權施壓。另外，新國政府一般更強調法理依據、誠信和行為的一致性，以贏取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提升合作價值。

因此，新國政府即便戰車遭扣留，也不可能因為中國壓力，公開在對台關係上有明顯讓步。何況，新台關係與新中關係一樣，不建立在單一議題上。要為了一件事（特別是，只是幾百萬的戰車）全面改變方向，也相當困難。

之前曾傳出，中國提供海南島作為新加坡部隊的訓練據點，取代在台灣的軍事演習。其實北京在1990年代，就已向新方提過這樣的方案；新國向來沒有接受。除了台灣特殊地理條件，背後還有其他考量：

新國軍用配備，尤其是最先進的科技，大多來自北美和西歐。而美歐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對軍事科技和配備流入中國進行管制至今。因此，新國要是希望繼續採購美國、歐洲軍事科技，以及與這些國家在軍事、安全方面合作，就無法在中國領土進行大型軍演。

新加坡認同，抗拒「華人文化」意識

新加坡是位置於東南亞的多元種族國家，而不是華人社會。因此，既使族群融合不少有待進步的地方，多數新加坡人對「以華人社會或文化價值主導政策」的做法，感到生疏不安。

在中國常聽到一種輿論，認為新加坡華族佔人口絕大多數，應該更能理解和同情中國的政治立場。因此當新加坡在政治上意見與中國利益不符，就會見到中國民間，甚至學界對新國的失望和批評——時不時還會責怪新加坡「忘本」。在最近新中摩擦頻傳，網上也充斥這類看法。

相對的，包括華族在內的新加坡人，則對這些看法不解。新加坡人在1965年獨立以來，更明顯的身份認同是「新加坡人」或「新加坡公民」。這種意識在年輕世代的新加坡人中更為明顯。

早期在新加坡華人學校，接觸到中華國族主義教科書的新加坡華人，已是年事已高的少數。1970年代，新加坡教育制度轉向英語教學後，「新加坡人」的身份更獲鞏固。如果要論親情關係，新加坡華人與同樣以早期閩粵地區移民為主的台灣人，其實更為親近。

很多新加坡人認為，新加坡是位置於東南亞的多元種族國家，而不是華人社會。因此，既使族群融合不少有待進步的地方，多數新加坡人對「以華人社會或文化價值主導政策」的做法，感到生疏不安。

前一陣子由於大量中國移工和資金流入新國，產生的社會反彈，讓不少新加坡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產生戒心。新加坡人再怎麼樣埋怨自己國防部出包，也不可能讓他們認同中國政府的做法。

新加坡人同時也認識到，鄰國政治人物有時會挑撥族群、宗教關係，對新國外交、安全造成風險，所以總會強調新加坡人能「跨越族群」。在這樣的環境，以「華人文化意識」為主的訴求難獲認同，還可能有損新中關係。

戰車扣留，與香港自由港地位

人大當時決定外國政府在港的財產是否享有豁免權，屬中國政府外交行為，香港政府和法院無權干涉、沒收或收押。由於在過去一系列案件中，中國堅持絕對豁免權立場，若港府繼續扣留新國戰車，則行為很可能違法。

新國戰車被扣留，直接承受壓力的是香港政府。若之前的報導正確，香港海關是因中國官員通知，才扣留新國戰車，那背後的含義應該是：中國官方不想此時與新國政府正面衝突，反而希望通過香港間接施壓。

同時，新加坡外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幾次提到戰車被扣事件，包括在國會詢問時，一再強調新中的全面合作關係，不應被單一事件狹持；而新國也會與以往一樣，繼續遵守自己的「一中政策」。國防部長黃永宏（Ng Eng Hen）在與媒體見面和今年1月份回應國會詢問時，也堅持新國政府不會放棄戰車，也會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處理合作關係，包括加強風險管理措施。

這次港方歸還戰車的決策過程，還未完全明瞭，不過有兩個比較可能的理由：一、新加坡和中國雙方不願為此事撕破臉，破壞兩國其他合作。二、香港政府可能發現在處理這個事件上，缺乏法理依據。

新國防長黃永宏和外長維文，在今年1月國會詢問時，多次強調各方應該遵守香港法律和國際法，也提出香港海關扣留戰車不符合香港法律。兩位閣員的發言，或許在影射中國人大2011年，在香港終審法庭的呈請下，對剛果案的釋法結果。人大當時決定外國政府在港的財產是否享有豁免權，屬中國政府外交行為，香港政府和法院無權干涉、沒收或收押。由於在過去一系列案件中，中國堅持絕對豁免權立場，若港府繼續扣留新國戰車，則行為很可能違法。港方宣稱在這個事件上不排除檢控，可能是港府在必須歸還戰車的情況下，維持尊嚴的台階。

最後，新方是否有所妥協、中方是否讓利的可能，現在當然無法排除。不過這類諒解應該是以私下協議的方式進行，不會放在枱面。

簡單疏忽，勾動複雜的想像

新國戰車在港被扣這宗事件本身，重要性其實不大，也看不出與任何陰謀、手段、政策有特別的關係。其只不過是在一個敏感的時間點，牽涉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想像。

從已公開的報導可見，事件源於新加坡國家基金淡馬錫控股，將旗下的航運公司 NOL 轉售給其他商業機構；而買主看起來基於商業考量，重新劃定航線來提升利潤、降低成本，並沒有多加考慮 NOL 之前與新加坡國防部簽署的運輸合約。新國政府的負責單位，也沒有多追問或者要求調整。

事情如此受到關注，一方面因為中國正在與一些亞太鄰國和美國關係較為緊張，另一方面又涉及正在變化的兩岸關係，以及中國對華人文化圈的政治想像。

事件正好牽連到四個以華人為多數的社會和政治實體：新加坡、台灣、香港和中國。一些對「華人文化」有政治期望的人，以為這次事件可能有利於帶動幾個地方，在政治上邁向外交的一致。也有觀察者認為，新加坡向來與北京和台北雙邊有多層面的深入接觸，所以應該代表新中、新台「特殊關係」的變化。

但從另一角度看來，新國戰車在香港遭扣留，也反映這類「基於文化本位，期待特殊政治關係」的觀點，對外交所帶來的包袱。這些因素有時造成錯誤期待，使某些包括權威人士的觀察者，有一些很難落實的希望，反而造成更大的刺激和失落感。文化和人脈雖然重要，也不至於會在決策過程上，每次都取代其他考量。認清外交政策和區域政治多層面的影響，會減少認知落差造成的誤會，更有助於穩定的合作發展，令國與國關係邁向正常化。

新中關係經過戰車扣留案的經驗，走向正常化，可能對雙方往後的長期交流反而有正面幫助。在一定的氛圍下，危機和摩擦可以是學習和進步的好機會。

（莊嘉穎，新加坡政治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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