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黃國鉅：因國際化之名——哲學系是重災區

很多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利弊的文章，都集中在本土研究、香港研究是否受到重視的問題。這篇文章卻想談談一個可能更迫切的問題：過分的國際化，大學的教席大部分由外國人佔據，本土學者沒有就業出路，學術思想的命脈斷裂、枯萎，大學失去地方特色，學術承傳也無法說起，這才是最「攞命」。

而這種事情正在香港的哲學界發生，而且存在已久，行內人都很清楚，只是沒有人公開拿出來講而已！

海外學者佔據教席

香港有十所大學，但有哲學系的只有三個半，即港大、中大、嶺南，和浸大的宗教哲學系。（城大、科大、理大雖然沒有哲學系，但有哲學課程分布在不同學系。由於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哲學系，所以先不論這些大學。）早在1980年代，我讀大學的時候，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大學作為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大學，哲學系教授幾乎清一色是英國人，沒有半個本地人。到九七問題逼近，一些學系紛紛本地化，連最精英的法律系也招聘了好幾個本地人，此時哲學系才招聘了第一位本地人，之後再聘任一位內地學者，就此兩人而已，直到今天。到了97年後，香港人「當家作主」了，情況卻沒有改變，只是英國人換了美國人而已。90年代，嶺南學院升格為大學，並成立哲學系，本來給與本地哲學學者一線希望。但今天實際情況如何，不用我多講，讀者去嶺南哲學系的網站看看他們的教職員、研究生名單就一清二楚。

有一次有一位菲律賓訪問學人去本地某大學哲學系訪問，好生奇怪，問系主任：”Why are there so many foreigners in your department?” 系主任無言以對。我想，這位學者一定是看到香港這種全球特有的情況，才這樣冒昧直問。

一些新成立的大學，會採取所謂「學術嫁妝」的方法，短時間提高自己的排名：高薪從海外聘請一個有一百幾十多篇論文的大牌教授，數字上這個系的研究成果就突然飆升，排名也連帶跳幾級。這些大牌教授來到香港，當然也帶着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題目來，而且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冷僻的分析哲學題目，但以後的人才招聘、招收研究生，也自然順着這個方向去，學系漸漸變成這些大牌教授的學術殖民地。而一些本地學生有興趣的哲學題目，如中國哲學、歐陸哲學，往往被忽視、排斥。如果大學高層不懂得考慮本地學術的承傳，重量不重質，只顧「整靚盤數」，追逐排名，這些學系就會變成海外學者的天堂。

我這樣說好像政治非常不正確，什麼「排外」、「種族主義」的罪名也會接踵而來。要澄清的是，我不反對招聘外國教授，如果一個學系有部分外國人，也可以讓本地學者開拓眼界，讓中西哲學交流激蕩，也是好事。而如果這些海外教授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學習本地語言有興趣，那就更好。但如果過度國際化，學系的教席都被海外學者佔據，本地畢業生在自己的地方竟然永遠找不到工作，那又是不是另一種歧視？

國際化與大學排名

當然，要證明這些哲學系故意排斥本地人，是十分困難的事，他們大可以說：「我們按照平等機會的原則，用人唯才，不會考慮種族、國籍，只考慮申請人的 publication，而評審 publication 的考慮，除了數量之外，就是能否登上國際一流的期刊。」說得好，但問題就在這裏。

就像美國要打開別國的市場，都會用一些漂亮的口號，如「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反對保護主義」、「打破貿易壁壘」等。同樣，英語國家要打開別國的學術市場，也有一套漂亮的語言，和一些看似公平，實際上對自己有利的標準，叫做「國際化」和「大學排名」。

首先，所謂國際期刊，其實大部分是英語期刊，由英美大學或出版社所辦，問題來了：第一，對這些來自英語國家的學者，英語是他們的母語，已經有天然的優勢；第二，中文在中、港、台、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流通，日本和南韓人都看懂漢字，為什麼中文不算是國際學術語言？第三，一個在美國讀大學、碩士、博士的學者，對美國哲學的行頭已經摸得很清楚，甚至可以借地利之便，建立人脈，認識期刊的編輯，投稿時可以投其所好，已經「贏在起跑線」，比起一個在香港讀大學和碩士，博士才在海外讀幾年，回香港才慢慢開始摸索期刊，甚至要不斷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認識一些期刊的編輯，才摸出一個門路來的學者，前者當然有很大的優勢。從來學術期刊，無論怎樣國際性，總會有多少地域性，而我們隔岸追逐，是在玩一個永遠追不上的遊戲。

或舉另一個例子：如果有一位本地學者，用中文寫作了很多重要的哲學著作，在華語學術界頗有地位，現在他來申請香港某大學哲學系的工作，但因為系主任或其他遴選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外國人，看不懂中文，完全無法評審他的學術水平，這對他公平嗎？比起一個完全用英文寫作的申請人，誰有優勢，答案還用我說嗎？人們常說，香港的大學如果不用英文教學，是歧視外國學生，試問這個例子，是否另一種歧視？我曾經有一次跟香港某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聊天，他也是外國人，我問他會否請人教中國哲學，他說：「我們也有壓力這樣做，但一般搞中國哲學的學者，都會在某個範圍裏出版著作。」我說：「你意思是中文期刊？」他高興地說：”exactly!”（以上對話其實是用英文進行） 言下之意，他有很好的理由推掉這要求。其露骨的程度，讓我咋舌。

與當地文化、社會連結

哲學不是自然科學，也不只是講一些抽象離地的東西，哲學是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必須與當地文化、社會、人文關懷連結上，能夠從當地文化吸取養分，才有生命力，否則很容易淪為 IQ 題。如果要問香港歷史上有哪位出名的哲學家，一般人都會舉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當年也是出於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關懷，再吸收西方哲學，重新思考，成一家之言。他們的著作都沒有登上什麼國際一級期刊，卻有外國學者以 Mou Zong San’s 或 Tang Junyi’s thought 作為題目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倘若唐牟二位今天尚在人間，以他們的 publication，恐怕也只能望大學之門輕嘆。

今日香港的哲學界，也需要像關子尹、周保松這類學者，能吸收西方哲學的方法，揉合本地文化和社會議題，開創出獨有的研究題目。同樣，如果你要去一所南韓、日本、意大利大學的哲學系訪問，當然有興趣知道，當地學者如何研究傳統南韓、日本哲學，如何跟西方哲學對話，或意大利學者最近如何研究 Croce、Agamben，這叫做地方特色！但如果你去香港一些大學的哲學系訪問，你會以為自己去了美國某大學的哲學系。以國際化之名，剷除地方哲學系的特色，就等於香港政府不斷拆掉有特色、有歷史的街道、大排檔、小店、古老建築物，然後建一些全世界都一樣的商場酒店來吸引遊客；或如領匯的商場，居然說冬菇亭的魚蛋粉沒有特色，用貴租逼走，然後換上全香港都一樣的飲食大集團。所謂國際化，實際就是單一化，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所有的大學，結果大學就變成機場的麥當勞，哪裏都一樣。

又或許作一個橫向比較，看看台灣的情況。台灣哲學界「國際化」的程度可能不及香港，台灣學者一般多用中文寫作，在台灣的期刊發表，而他們的著作刊登在國際期刊的比率，或許也比不上香港，但台灣有好幾份水準頗高的哲學學術期刊，有成熟的審稿制度；比起香港連一份被大學評為 A 等的哲學期刊也是鳳毛麟角、哲學系之間各自為政，台灣哲學系之間交流之頻繁，令人羨慕。而且台灣還有一道「天然屏障」，就是大學用中文授課，所以能在台灣找到教席的外國學者，一般都能操流利，甚至帶點台語腔的國語，對中國哲學和文化也有興趣，甚至是讀漢學出身的。反觀香港，因為曾經是殖民地，加上所謂的國際化，沒有這道天然屏障，中門大開，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學院民間分離

另一個後果是學院和民間分離，互不相關。造成這情況，當然有語言的原因，也有學派的原因。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在香港教哲學的外國學者都不懂中文，更不會廣東話，自然難以跟民間有交流。另一個原因是這些英語國家來的學者比較着重分析哲學，未能滿足民間對中國哲學和歐陸哲學的興趣。學院與民間之間的隔閡，於是社會上出現大量以中文或廣東話辦活動的哲學學會、哲學演講，甚至最近出現好幾個哲學網站，來滿足民間的需要。這個奇怪現象，恐怕是香港獨有。這正正是上面所說，哲學活動若果無法從民間的互動和社會關懷吸收生命力，就會變成只是象牙塔裏的離地遊戲。

筆者在這行十幾年，見盡多少同輩、後輩、青年學生，意興闌珊。他們或許都在歐洲一流的大學讀完博士回來，也有不錯的研究和出版，但因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要去美國、台灣或中國大陸謀生，也有一些在社區學院教副學士。另一些則在城大、理大、科大等找到教席，但都不是正式哲學系。一些年輕學生本來有志讀研究院，但眼看這種前景，都離開了這個行業。說是花果飄零或許有點誇張，但年輕哲學學者就業前途不樂觀，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市場原因，學生沒興趣讀哲學，那就無話可說，但眼白白看着珍貴的哲學系教席如此運用，怎能不扼腕？

以上這些問題，或許跟現在的國際化沒有直接關係，有些甚至早就在殖民地時代已經存在，但現在這一波的國際化，卻令人擔心情況只會更糟。香港曾經是殖民地，筆者不想看到香港的學術界以國際化之名，再自甘當別人的殖民地！

（黃國鉅，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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