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国钜：因国际化之名──哲学系是重灾区

很多探讨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利弊的文章，都集中在本土研究、香港研究是否受到重视的问题。这篇文章却想谈谈一个可能更迫切的问题：过分的国际化，大学的教席大部分由外国人占据，本土学者没有就业出路，学术思想的命脉断裂、枯萎，大学失去地方特色，学术承传也无法说起，这才是最“攞命”。

而这种事情正在香港的哲学界发生，而且存在已久，行内人都很清楚，只是没有人公开拿出来讲而已！

海外学者占据教席

香港有十所大学，但有哲学系的只有三个半，即港大、中大、岭南，和浸大的宗教哲学系。（城大、科大、理大虽然没有哲学系，但有哲学课程分布在不同学系。由于这篇文章要谈的是哲学系，所以先不论这些大学。）早在1980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香港只有两所大学；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大学作为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大学，哲学系教授几乎清一色是英国人，没有半个本地人。到九七问题逼近，一些学系纷纷本地化，连最精英的法律系也招聘了好几个本地人，此时哲学系才招聘了第一位本地人，之后再聘任一位内地学者，就此两人而已，直到今天。到了97年后，香港人“当家作主”了，情况却没有改变，只是英国人换了美国人而已。90年代，岭南学院升格为大学，并成立哲学系，本来给与本地哲学学者一线希望。但今天实际情况如何，不用我多讲，读者去岭南哲学系的网站看看他们的教职员、研究生名单就一清二楚。

有一次有一位菲律宾访问学人去本地某大学哲学系访问，好生奇怪，问系主任：”Why are there so many foreigners in your department?” 系主任无言以对。我想，这位学者一定是看到香港这种全球特有的情况，才这样冒昧直问。

一些新成立的大学，会采取所谓“学术嫁妆”的方法，短时间提高自己的排名：高薪从海外聘请一个有一百几十多篇论文的大牌教授，数字上这个系的研究成果就突然飙升，排名也连带跳几级。这些大牌教授来到香港，当然也带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来，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冷僻的分析哲学题目，但以后的人才招聘、招收研究生，也自然顺着这个方向去，学系渐渐变成这些大牌教授的学术殖民地。而一些本地学生有兴趣的哲学题目，如中国哲学、欧陆哲学，往往被忽视、排斥。如果大学高层不懂得考虑本地学术的承传，重量不重质，只顾“整靓盘数”，追逐排名，这些学系就会变成海外学者的天堂。

我这样说好像政治非常不正确，什么“排外”、“种族主义”的罪名也会接踵而来。要澄清的是，我不反对招聘外国教授，如果一个学系有部分外国人，也可以让本地学者开拓眼界，让中西哲学交流激荡，也是好事。而如果这些海外教授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学习本地语言有兴趣，那就更好。但如果过度国际化，学系的教席都被海外学者占据，本地毕业生在自己的地方竟然永远找不到工作，那又是不是另一种歧视？

国际化与大学排名

当然，要证明这些哲学系故意排斥本地人，是十分困难的事，他们大可以说：“我们按照平等机会的原则，用人唯才，不会考虑种族、国籍，只考虑申请人的 publication，而评审 publication 的考虑，除了数量之外，就是能否登上国际一流的期刊。”说得好，但问题就在这里。

就像美国要打开别国的市场，都会用一些漂亮的口号，如“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打破贸易壁垒”等。同样，英语国家要打开别国的学术市场，也有一套漂亮的语言，和一些看似公平，实际上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叫做“国际化”和“大学排名”。

首先，所谓国际期刊，其实大部分是英语期刊，由英美大学或出版社所办，问题来了：第一，对这些来自英语国家的学者，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已经有天然的优势；第二，中文在中、港、台、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流通，日本和韩国人都看懂汉字，为什么中文不算是国际学术语言？第三，一个在美国读大学、硕士、博士的学者，对美国哲学的行头已经摸得很清楚，甚至可以借地利之便，建立人脉，认识期刊的编辑，投稿时可以投其所好，已经“赢在起跑线”，比起一个在香港读大学和硕士，博士才在海外读几年，回香港才慢慢开始摸索期刊，甚至要不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认识一些期刊的编辑，才摸出一个门路来的学者，前者当然有很大的优势。从来学术期刊，无论怎样国际性，总会有多少地域性，而我们隔岸追逐，是在玩一个永远追不上的游戏。

或举另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位本地学者，用中文写作了很多重要的哲学著作，在华语学术界颇有地位，现在他来申请香港某大学哲学系的工作，但因为系主任或其他遴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外国人，看不懂中文，完全无法评审他的学术水平，这对他公平吗？比起一个完全用英文写作的申请人，谁有优势，答案还用我说吗？人们常说，香港的大学如果不用英文教学，是歧视外国学生，试问这个例子，是否另一种歧视？我曾经有一次跟香港某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聊天，他也是外国人，我问他会否请人教中国哲学，他说：“我们也有压力这样做，但一般搞中国哲学的学者，都会在某个范围里出版著作。”我说：“你意思是中文期刊？”他高兴地说：”exactly!”（以上对话其实是用英文进行） 言下之意，他有很好的理由推掉这要求。其露骨的程度，让我咋舌。

与当地文化、社会连结

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只是讲一些抽象离地的东西，哲学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必须与当地文化、社会、人文关怀连结上，能够从当地文化吸取养分，才有生命力，否则很容易沦为 IQ 题。如果要问香港历史上有哪位出名的哲学家，一般人都会举牟宗三、唐君毅，他们当年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关怀，再吸收西方哲学，重新思考，成一家之言。他们的著作都没有登上什么国际一级期刊，却有外国学者以 Mou Zong San’s 或 Tang Junyi’s thought 作为题目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倘若唐牟二位今天尚在人间，以他们的 publication，恐怕也只能望大学之门轻叹。

今日香港的哲学界，也需要像关子尹、周保松这类学者，能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揉合本地文化和社会议题，开创出独有的研究题目。同样，如果你要去一所韩国、日本、意大利大学的哲学系访问，当然有兴趣知道，当地学者如何研究传统韩国、日本哲学，如何跟西方哲学对话，或意大利学者最近如何研究 Croce、Agamben，这叫做地方特色！但如果你去香港一些大学的哲学系访问，你会以为自己去了美国某大学的哲学系。以国际化之名，铲除地方哲学系的特色，就等于香港政府不断拆掉有特色、有历史的街道、大排档、小店、古老建筑物，然后建一些全世界都一样的商场酒店来吸引游客；或如领汇的商场，居然说冬菇亭的鱼蛋粉没有特色，用贵租逼走，然后换上全香港都一样的饮食大集团。所谓国际化，实际就是单一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大学，结果大学就变成机场的麦当劳，哪里都一样。

又或许作一个横向比较，看看台湾的情况。台湾哲学界“国际化”的程度可能不及香港，台湾学者一般多用中文写作，在台湾的期刊发表，而他们的著作刊登在国际期刊的比率，或许也比不上香港，但台湾有好几份水准颇高的哲学学术期刊，有成熟的审稿制度；比起香港连一份被大学评为 A 等的哲学期刊也是凤毛麟角、哲学系之间各自为政，台湾哲学系之间交流之频繁，令人羡慕。而且台湾还有一道“天然屏障”，就是大学用中文授课，所以能在台湾找到教席的外国学者，一般都能操流利，甚至带点台语腔的国语，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有兴趣，甚至是读汉学出身的。反观香港，因为曾经是殖民地，加上所谓的国际化，没有这道天然屏障，中门大开，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学院民间分离

另一个后果是学院和民间分离，互不相关。造成这情况，当然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学派的原因。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在香港教哲学的外国学者都不懂中文，更不会广东话，自然难以跟民间有交流。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英语国家来的学者比较着重分析哲学，未能满足民间对中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兴趣。学院与民间之间的隔阂，于是社会上出现大量以中文或广东话办活动的哲学学会、哲学演讲，甚至最近出现好几个哲学网站，来满足民间的需要。这个奇怪现象，恐怕是香港独有。这正正是上面所说，哲学活动若果无法从民间的互动和社会关怀吸收生命力，就会变成只是象牙塔里的离地游戏。

笔者在这行十几年，见尽多少同辈、后辈、青年学生，意兴阑珊。他们或许都在欧洲一流的大学读完博士回来，也有不错的研究和出版，但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要去美国、台湾或中国大陆谋生，也有一些在社区学院教副学士。另一些则在城大、理大、科大等找到教席，但都不是正式哲学系。一些年轻学生本来有志读研究院，但眼看这种前景，都离开了这个行业。说是花果飘零或许有点夸张，但年轻哲学学者就业前途不乐观，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市场原因，学生没兴趣读哲学，那就无话可说，但眼白白看着珍贵的哲学系教席如此运用，怎能不扼腕？

以上这些问题，或许跟现在的国际化没有直接关系，有些甚至早就在殖民地时代已经存在，但现在这一波的国际化，却令人担心情况只会更糟。香港曾经是殖民地，笔者不想看到香港的学术界以国际化之名，再自甘当别人的殖民地！

（黄国钜，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通识及文化研究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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