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強：回望兩個「三年」，鄧小平時代如何締造與破壞極權？

如果一個人身後二十年還難以蓋棺論定，大概是因為這樣的人物超出了歷史的理解，如神一般進了廟堂，或者如伏地魔一般不可言說，或者是因為人們對他的評價存在巨大矛盾、不可調和，儼然埋藏着社會衝突的導火索。20年前逝世的鄧小平，可能就屬於此類人物，並未進入歷史，而是仍然生活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映射着當下的社會分裂是如此之深。

在身後，鄧的骨灰被撒進大海，沒有留下墓地、墓碑和紀念堂。他的形象沒有如毛像一般被許多家庭供放或者作為吉祥物掛在汽車風擋後，但是整個8、90年代，《鄧小平文選》都是大多數官員和黨員的案頭書，高中和高校的「鄧小平理論」課程一直繼續，對轉型道路存在分歧的保守官僚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可能都信奉鄧氏的「改革開放」路線。

對鄧的這種複雜情結，或許反映着今天中國公眾和知識分子對 1949 年以來毛、鄧路線的認知衝突，也妨礙着公眾和知識分子對 1979 年「前後三十年」演變關係的認知。

近年來，一些重量級學者或政客試圖為鄧畫像，如美國傅高義窮三十年時間、遍訪中國體制內外專家和當事人寫出《鄧小平時代》，但也流於膚淺描述。倒是基辛格的《論中國》對鄧的70、80年代有着相當精準的觀察，只是他過於側重區分鄧的實用主義路線與毛的革命路線，未能進一步思考毛、鄧兩者間可能更復雜的關聯，很大程度上影響，或者代表了世人對鄧的主流評價。

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上任伊始的「兩個不可否定」，提醒着前後三十年鄧與毛的繼承性和一致性，而不僅只是習為強調自身的法統連續性或為了意識形態平衡。

今年是鄧小平逝世20週年，透過他的兩個「三年」，即 1974 到 1976 和1989 到 1992 ，才可能真正理解改革開放 30 年與毛主義 30 年的關係，真正認識鄧的政治遺產和今天習的政治企圖。

1974-76：極權主義國家的形成

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鄧小平都被毛本人以及他的戰友們當作一個忠誠的毛主義者，可惜這一點常常被有意忽略。例如，從法國－蘇聯歸來後，他最先跟隨毛澤東，因此被早早戴上「毛派頭子」的帽子，在 1930-31 年間被撤銷會昌縣委書記一職，這是他的「三起三落」生涯的第一落；在 1950 年代毛發起的歷次運動中，鄧也緊跟毛的路線，包括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親手組織了「反右」運動。以至於毛雖然在文革中打倒了他，卻未開除黨籍，而是留作後備管理者，為他 1974 年復出埋下了伏筆。

鄧的復出，仍然是毛主義的繼續，只是在毛本人親手結束了「小文革」的暴民與精英的短暫同盟，也結束了 1949 年至 1971 年以來的極權主義運動，走向「否定之否定」，共同開始了極權主義的國家化進程。而黨內原有的毛派，即主張繼續革命的「四人幫」，則將運動力量轉化為這一進程中的派系鬥爭。在這三年，關鍵的，鄧扮演着複雜的三重角色：

一、作為毛所信任的代理人，鄧取代王洪文，凌駕在派系鬥爭之上，雖然最終因批林批孔（周）運動而在1976年初被華國鋒短暫取代，但也得以倖存在政變後復出；

二、作為毛路線調整的執行人，鄧以第一副總理的身份全面主持工作，外交上執行與赫爾辛基會議同步的緩和政策，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國出席聯大會議、闡述毛的「三個世界」理論，頻繁出訪西方世界，逐漸結束輸出革命；

三、內政上，除了整頓軍隊，1975 年以「工業20條」實行「安定團結」的社會經濟秩序調整，以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為目標，在1979年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這三重角色錯綜複雜，也是對鄧難以蓋棺認定的關鍵。就政治性格而言，毛自己有着實用主義和不斷革命的雙重性，而非一味的革命浪漫主義。歷史上，毛以實用主義路線區別了中國革命道路與斯大林主義教條，甚至在「四清」時期採取相對劉少奇極左路線的務實態度，他發起一場針對官僚主義極權國家化的文革，而最終在1970年代初做出實用主義的自我修正。

鄧亦然，其政治性格的複雜性遠超出人們想像。從瑞金開始，鄧就是毛最忠誠的跟隨者之一，在 1949 年後歷次派系鬥爭中幾乎每次都能平安着陸，這與他只忠於毛的超然地位密切相關，似乎也按照毛主義的自我否定，不斷否定着自己。例如，他作為幾乎終生的政工工作者，卻在 1970 年代復出後繼續追隨毛的實用主義路線調整，在 1979 年後否定文革，卻堅持對毛評價的「三七開」；他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是關鍵的組織者，卻在 1974-76 年間扮演了「解放幹部」的角色；1974-75 年間與周恩來密切合作，而表現上卻刻意保持距離，如基辛格的回憶錄所說，在 1974 到 1975 年的幾次會談裏，鄧絕口不提周。

從此出發，重新審視 1974-76 年間導致文革結束的所謂派系鬥爭的關鍵階段，便會發現，其動力是在毛轉向中美緩和路線（對外）及安定團結路線（對內）的派系，與張春橋所代表的激進派之間的衝突，也就是極權主義國家與極權主義運動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這一對動力之間，在資源動員維度上有着相對於國家主義和群眾運動的不同指向，在國際關係維度上也有着尋求合作和輸出革命的不同指向，很可能構成 1949 年後革命時代中國政治的張力。如沈志華在《冷戰中的夢魘》一書所指出的，在 1956 年匈牙利危機爆發時刻，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對干涉匈牙利的立場驚人一致，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赫魯曉夫的立場，從此標誌着「中國開始介入歐洲事務」，發揮某種程度的世界影響力，70 年代之後「三個世界」理論標誌的國際戰略調整才有其意義。然而，當「七千人大會」上公開了毛、劉的分歧後，這一對動力之間的緊張繼續在「四清」運動中顯露，終於引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並貫穿了毛的整個晚年。

如基辛格在 1975 年的觀察，1974 到 1976 年間中美關係的停滯，也為中國內部派系鬥爭所累，或如 1974 年「風慶輪」這樣的偶發事件所折射的。當極權主義國家力量最終在 1976 年政變後佔了上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便真正形成，並延續到 1980 年代冷戰結束，而不是一般想像的導向改革開放的寬鬆時代。而且，如果從激進派所代表的極權主義運動和緩和派所代表的極權主義國家派競爭的角度來理解 1976 年的這場政變，這一政變的發生與阿倫特聲稱的「極權主義專政完全沒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宮廷政變」的斷言並無衝突。

美國年輕學者蘇利（Jeremi Suri）2003 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的著作《權力與抗議》（Power and Protest），指出 1960 年代初核均勢出現之後，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後，核威懾成為美、蘇、法等強權的約束，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緩和開始形成。不過，對各大國領袖來說，尤其 1960 年代末期之後，對內部反抗尤其是年輕一代異議者的擔心，超過了核威脅，對秩序平衡（balance of order）而不是強權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追求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也就是內部政治穩定成為國際各強權壓倒一切的政治使命。各強權內部的保守應對措施成為主流，併合流為所謂緩和政策（detente），即所謂東西方的緩和，如勃蘭特在華沙的驚人一跪、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面和中美交好等都分別意在防範內部官僚的干預或者內部極端主義者，並在兩大陣營間達成 1975 年歷史性的赫爾辛基協定。

鄧的貢獻，在於代表毛澤東，在聯大會議上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開闢了冷戰後期中國與美、歐緩和的空間，也為中國在第三世界爭取領導權贏得了制高點，1970 年代之後的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中國以「發展中大國」自居，一方面自視為超級大國，同時拒絕承擔超級大國相應的內部與國際責任，也很大程度上源於尚未根本放棄冷戰時期的「三個世界」理論。而鄧對毛的外交路線的忠實繼承，也就是以蘇聯為最大敵人、與美建立名義上不是盟國的事實盟國關係，一直延續到整個1980年代。其中標誌性的事件有 1975 年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內戰爆發後的中美合作、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中美合作，以及中國允許美國在中蘇邊境中國靠近哈薩克一側建立監聽站代替原先伊朗境內的監聽站，更關鍵的是，美國為中國 1979 年初「教訓」越南提供情報幫助，以及從1980年起陸續停止對馬共、泰共、菲共的援助。在毛身後，鄧堅定地執行了毛晚年做出的緩和戰略決策。很大程度上，我們因此可以把鄧 1974 年上台至 1990 年冷戰結束的連續16年，看作鄧與西方世界的「緩和時代」，與 1975 年赫爾辛基條約所標誌的東西方緩和同步。改革開放正是在這個緩和背景下發生的，也可稱作中國及早調整路線，從「一條線」到「聯美抗蘇」，而享有的「冷戰紅利」。

另一方面，與國際緩和、對美「蜜月」的同時，卻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形成。

對應着蘇利冷戰理論的另一面：一個表面上國際性的緩和政策卻同時代表着粉碎異議的內部築壘機制（mechanism of domestic fortification）。這一內部築壘機制在中國體現為：自50年代末以來依託單位的堡壘式社會控制模式同時趨於成熟。尤其單位制集體戶口、人事檔案、內部保衞、福利和人身依附的「牧人關係」與「社會主義大家庭式」的大院集體生活空間為一體，形成中國城市生活、也是社會控制的基本結構。經歷了 1960 年代末運動激情後的人們，在這種全能主義的單位制庇護下，終於感受到些許放鬆，各種讀書熱、打毛衣熱、打傢俱熱、打雞血熱等等自發民間生活浪潮，也發生在這段時期，理論上與極權主義並不矛盾，倒更貼近 1930 年代納粹德國時期工人享受到的休假生活。按澳洲學者薄大偉（David Bray）的考察，這種單位制的定型並非毛主義激進政治的產物，而是相反，更多地來自與行政和經濟的考慮，也就是鄧小平主導的經濟調整和安定團結名義下的社會秩序重建。

1971 年林彪出走後毛在開啟對美緩和的同時，1949 年以來不斷進行的極權主義運動以「九大」為高潮而告結束，而轉向內部的極權主義建設，即單位制所代表的「單位極權主義」的極權國家或準極權國家的形成。鄧小平稍後的復出，從 1974 到 1976 年的三年間，主導着對外緩和和對內控制的雙重任務。他在聯大宣講「三個世界」理論的同時，在國內「抓革命、促生產」、制定「工業20條」，強調的都是增加火車運行班次、實行碼頭工人計件工資等等實用主義的管理政策，也包括在公安、民族問題上的強硬措施。這些接近德國納粹統治時期的統制經濟政策和社會控制，從 1970 年代貫穿到幾乎整個 1980 年代，尤其後者，無論是 1975 年處理沙甸回族問題，還是 1983 年發動全國「嚴打」，直至 1989 年動員 30 萬軍隊平息學生運動，貫穿其中的築壘化「維穩」思維，都是清晰可見且一致的。結果便是在從 1949 年到 1970 年代初連續的極權主義運動結束後，開始了制度化的極權主義建設，一個以單位極權主義為特徵的極權主義國家的形成。這或許是他 1980 年代反覆講告別政治運動的真正指向，也讓同時代的黨內自由派最大的誤解所在。

對鄧的更大誤解還在於，無論鄧在 1975 年的密集整頓措施，如解救被下放的官僚，並重建科層體制、恢復高等教育、整頓軍隊、科研和生產體系等等，還是 1978 年後的大多數改革，都是圍繞着去運動化而着手加強的國家化建設，包括實用主義地沿襲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取消人民公社和革委會、提倡幹部年輕化、設立中顧委、啟動法制進程、推動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等。這和汪暉從派系鬥爭終結文革假說衍生出的「去國家化」趨勢、 1980 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來解釋冷戰後中國主動融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去政治化和去國家化的全球化經濟體，正好相反。鄧小平主導的 1970 到 80 年代的極權主義國家趨勢，不僅在運動浪潮退去後利用「革委會」從下而上地建立起了一個單位極權主義體制，而且，這一極權主義的國家化還直接繼承了文革遺產——毛的個人專制，形成鄧的領導方式。

一方面，鄧繼承了毛擅長的利用對立派系間的鬥爭進行統治的手法，維持着與鄧力群和陳雲等「八老」卻代表不同派系的私人交往和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如傅高義所記錄的，整個 1980 年代，鄧雖然只有有限幾個頭銜，名義上不掌握所有最高權力，卻習慣居於幕後，作為重大決策的最後拍板人，而且，這一拍板通常只是經由文件圈閲過程，而非協商過程。近年來致力於記錄 80 年代中國政壇的前《炎黃春秋》主編徐慶全，也跟筆者證實，鄧的領導風格是在家辦公，通常自行決定，或者只和極其有限的幾個「老朋友」商議，最多將胡、趙等召至家中。政治局會議則派秘書王瑞林列席、傳達。這一做法與毛晚年極其相似，且有過之，包括在他 1979 年前後圍繞對越戰爭進行了一圈國際遊說後再未出訪。只是，鄧在 1980 年代的這一個人專斷的統治方式，不僅可以比擬毛，也可追溯到他在 1974-76 年間的領導風格。那一時期，他短暫復出，在 1975 年 1 月全國人大會議上被毛正式授予黨政軍頭銜，全面主持工作，已經在毛的餘暉下預演着個人專制。

於是，在表面平靜但高層緊繃、對外緩和、對內築壘化的 1970 年代，一個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最接近極權主義的國家形成了，而且在鄧的領導下一直延續到 1980 年代，直至 1989 年的學生運動如 1968 的布拉格之春一般改變了這個極權主義體制，進入了後極權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毋寧說他更是極權主義國家的總設計師。

1989-92：後極權主義的快速終結

然而，今天人們判斷中國社會的政治性質，總是糾結在從「後極權主義」到新近「晚期極權主義」的各種極權主義想像之中，既缺乏對極權主義的經驗比較和理論認知，也缺乏對鄧小平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認知：他如何主導設計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又如何親手終結了它。

20世紀作為極權主義的世紀，提供了豐富的極權主義樣本、和極權主義轉型的經驗。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建立和鞏固，作為革命的反動，總是依賴一個更大的極權主義陣營。米塞斯對此倒是看得很清楚，斷言「它只能是一種國際現象，不只是某個民族的歷史的一個階段，而是全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換言之，一個單獨、封閉的極權主義政權註定是短命的、不可持續的，如 1943 年建立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或者冷戰後如孤島般存在的朝鮮和古巴。而蘇聯或者納粹德國的存在，總是依賴着通過侵略或者「輸出革命」的方式維繫自身的極權統治。匈牙利經濟學家瑪麗亞.喬納森則將極權主義歸納為自身掠奪的經濟形態，以此解釋極權主義政權對一個共同陣營或者有限開放的依賴、以及自我耗竭的演進模式。

中國在 1971 年和 1989 年便面臨着兩次暫時性崩潰。鄧在 1973 年的復出、在 1992 年的南巡，先後以執行和親自發動的模式繼承了毛主義的「自我否定」，兩次挽救政權於崩潰。所不同的，1974-76 年的短暫三年，鄧全力執行了毛的外交路線的調整，終結了極權主義運動，利用冷戰緩和開始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制度建設；而 1989 年觸發了極權主義陣營內部最後一波內部反抗之後，再次經過 1989 到 1992 年的三年調整，挽救了政權崩潰，也促成了從極權主義的轉型。

更多的人只是關注其後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引入，可能多大程度上幫助形成了所謂中國模式，或者根本改變了中國的極權主義性質，轉向一個深深嵌入全球化的威權主義政權，甚而在全球化危機之後的 2017 年的達沃斯峰會上，成為全球化的吹鼓手。但是 1989-92 年間的三年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鄧小平在其中的角色，以及對鄧身後的江、胡政府乃至習近平到底發揮了何種影響，卻始終模糊，語焉不詳。所以，當我們評價鄧小平在其中的關鍵角色，恐怕應當前溯至南巡前的三年，考察其中相對 1970-80 年代的極權主義有那些不變和變化，以及這些不變與變化與 1990 年代至今的關聯。

美國政治學家林茨和斯泰潘在他們著名的《民主轉型和鞏固的問題》一書中解釋了這一轉變，特別指出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並不存在一個連續體，而是可能經歷着各種形態的後極權主義階段作為過渡，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之後的漫長「凍結」，匈牙利 1980 年代卡達爾執政期間有限改革和寬鬆的「成熟」的後極權主義，以及匈牙利從 1988 到 89 年短暫、早期的後極權主義。相比之下，中國從 1989 到 1992 年間的三年變化，倒像是這三個東歐國家後極權主義形態的合體：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之後的演變，如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一樣根本改變了極權主義，鎮壓本身即意味着意識形態和合法性的崩潰，開始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衰敗過程，也就是後極權主義。但這一後極權主義過渡並未導向民主化轉型，而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強人的誘引下轉向一個集體領導－寡頭制的威權主義，結束了繼續衰敗的過程，而以近乎波蘭的威權共產主義模式，代天主教以市場經濟，建立了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市場經濟威權主義模式，儘管最近四年來這一寡頭制正在面臨着重新個人集權化的壓力，也面臨着來自公民社會的空前挑戰。

其中，能夠聯結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要素並不多，冷戰已經結束，新的時代再也無法維持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存續，反倒是那些前共產黨官僚們正在快速學習建立起一個高效的資本主義；毛主義和意識形態都受到摒棄，市場拜物教成為人民的新宗教；傳統的內部築壘和社會控制也遭遇解體。鄧小平 1970 年代以來一手打造的極權主義遺產，在社會體制層面僅存單位制。相對同期的農村公社，或者城市未納入單位體制的人群也即城市底層階級來說，單位制儼然形成了一個「單位階級」，也是一個空前龐大的特權統治集團。如此才能理解 1976 年「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的人們是如何突破單位禁錮的抗議，而到1989年，對學生運動的廣場聲援者已經演變成這一集團內部的造反者。時至今日，經過了二十餘年市場經濟的衝擊，這一單位極權主義並未如預期解體，面臨新興市場社會衝擊的、以政府機構和國有企事業為主的、保持人身控制的單位體制仍然存在，維繫了黨國的統治集團，新興的城市社區則代之以「網格化」的控制模式；而且，1970 年代的單位極權主義生活景觀，還繼續以「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集體記憶，成為今天「毛左」們的懷舊源泉。

而與單位極權主義平行的，作為阿倫特意義上極權主義標誌的秘密警察以及準軍事警察，在中國晚到 1983 年才正式成立，分別為國家安全部和武裝警察部隊。1983 年，鄧小平實施了全國範圍的「嚴打」，發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北約組織也在這一年發起了「優秀射手」大規模演習，東西方一度處於最接近核大戰爆發的邊緣，極權主義國家暴力機器的制度化在各個方面被強化、動員和檢驗，從另一個維度標誌着極權主義國家的形成。只是，他們沒有能夠阻止 1989 年的廣場運動，在鄧小平身後 1990 年代至今的維穩時代，其「維穩」功用似乎也讓位於另一支秘密警察——國家保衞警察，和政府僱傭卻較非制度化的保安、協警、政府人員和街道「志願者」組成的維穩力量。

另一方面，就如「維穩」概念源於 1989 年政權面臨短暫崩潰之際，系鄧小平親口提出。極權主義下，如阿倫特所說，秘密警察的對象是所謂「客觀敵人」。但維穩力量相對於這些正式警察體系內的秘密警察，更凸顯威權主義統治下濃重的非制度化特徵，其對象也是缺乏清晰定義和邊界的非特定人群。而這樣一支「維穩」力量的機構建制化和規模，竟然在 2004 年後急劇膨脹，每年預算支出遞增，直超國防費用，成為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最為頭疼的事務，也交織着幾乎所有社會矛盾，不能不說充分例證了鄧小平在 1989 年政權危機後的三年間如何親手結束了他自己開創的極權主義，而為未來的威權主義轉型開闢了道路。理論上，對內部大規模抗議的武裝鎮壓，無論布拉格之春、還是羅馬尼亞 1989年 底的鎮壓或者緬甸 2007 年的番紅花革命，都是極權主義性質徹底暴露也因此面臨政權崩潰之際，剩下來的問題是是否有黨內外反對派，以何種方式接手的問題。而在中國一切潛在反對派和群眾運動都被消滅、控制的背景下，鄧小平在此後極權主義時代扮演了自我轉型的角色，一如毛澤東在 1971 年林彪出逃後的調整。

那三年間，從 1989 年 11 月鄧卸任軍委主席職務開始，傅高義記錄的事項幾乎與 1975 年間鄧所做的正好相反，卻基調相同：等待美國特使來訪而不主動出擊，以中美關係為軸心努力修補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對蘇聯政局動盪保持謹慎，置身事外，戰略上呈收縮態勢，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有所作為」的韜光養晦。此外，與提出「維穩」並對其後威權主義時代發生深遠影響的，還有重提愛國主義教育，包括 1991 年由中宣部發布《充分利用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文件，以愛國主義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為 1990 年代江澤民任內的文化保守主義轉向和民族主義浪潮和奠定了基礎。

當然，儘管普通民眾能夠從隨後的鄧小平南巡和市場經濟大潮中意識到後極權主義的「三年調整」的快速終結，但一些僅僅品嚐過些許的極權主義恐懼，卻未經歷過真正恐怖的知識分子，寧願把一切的威權形式都當作極權主義，停留在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的恐怖中，看不到轉型的驅動力，在恐懼中迷失了主體。對他們來說，簡單地歸責鄧小平 1989 年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可以輕易地代替對歷史變遷和政治轉型的理論思考，也可能最重要的，是忽略鄧與毛的高度繼承性。

後者，又是過去三十年來的自由知識分子和大眾幾乎從一開始就忘記了的 1974-76 那三年間的轉折。他們為毛鄧左右互搏的幻象所迷惑，長期以來陷入了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派系鬥爭迷霧中，一如毛所擅長製造和利用的派系鬥爭，更為這些共產黨人在冷戰後所實行的高效率的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主張所吸引，從而難以理解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轉型，是鄧如何親手締造、又親手破壞着極權主義。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毛、鄧或者「兩個不能否定」之間的差異性，在於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國家化之間的張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們先後各佔上風，有時又以派系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過去數年的中國政局變化，愈加顯示極權主義國家化趨勢的增強，這或是今天強調前後三十年歷史一致性的關鍵，作為最高領袖的法統基礎。但即便如此，現實政治中兩者張力依舊存在，只是更多地以「微型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模式展現，在過去幾年在意識形態、地方治理、黨內鬥爭、公民社會等各個領域高頻出現。這些都在在提醒着，重新理解今天習近平的政權性質、歷史階段、以及未來走向，都需要重新審視冷戰史、重新評價鄧小平。

例如，如果以 1975 年為中心向歷史的前後擴展，我們不僅可以從 1970 年代「三個世界」理論的調整向前審視 1955 年萬隆會議和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所標誌的中國在斯大林身後對國際共運領導權的爭奪，並且可以向後思考在經歷了多年的「韜光養晦」和「多極世界」主張後今天的變化；而且可以從 1975 年習近平被推舉上大學，到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上他再次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看出習所承擔的角色，如何發展 1975 年以來毛、鄧的緩和戰略，從輸出革命逐步調整到徹底放棄挑戰國際社會，直至 2017 年達沃斯論壇上力挺全球化於全球化風雨飄搖之際。這樣一個從全球化中受益且不斷加強其極權主義國家化的進程，兩者在其間如何融合、如何改造全球化，似乎正在以齊澤克所批判的「佛教倫理資本主義」形態出現，代替了一個世紀前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的「新教倫理資本主義」，而且習本人也越發自我塑造為毛、鄧以來的一個新政治強人，或者更貼近如清朝滿人政權對西藏佛教的「供養」關係所體現的帝國君主角色。如此，或更能理解未來中國與世界、與美國的關係，儘管這些都需要再進一步觀察和闡釋。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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