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强：回望两个“三年”，邓小平时代如何缔造与破坏极权？

如果一个人身后二十年还难以盖棺论定，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人物超出了历史的理解，如神一般进了庙堂，或者如伏地魔一般不可言说，或者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评价存在巨大矛盾、不可调和，俨然埋藏着社会冲突的导火索。20年前逝世的邓小平，可能就属于此类人物，并未进入历史，而是仍然生活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映射着当下的社会分裂是如此之深。

在身后，邓的骨灰被撒进大海，没有留下墓地、墓碑和纪念堂。他的形象没有如毛像一般被许多家庭供放或者作为吉祥物挂在汽车风挡后，但是整个8、90年代，《邓小平文选》都是大多数官员和党员的案头书，高中和高校的“邓小平理论”课程一直继续，对转型道路存在分歧的保守官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都信奉邓氏的“改革开放”路线。

对邓的这种复杂情结，或许反映着今天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对 1949 年以来毛、邓路线的认知冲突，也妨碍着公众和知识分子对 1979 年“前后三十年”演变关系的认知。

近年来，一些重量级学者或政客试图为邓画像，如美国傅高义穷三十年时间、遍访中国体制内外专家和当事人写出《邓小平时代》，但也流于肤浅描述。倒是基辛格的《论中国》对邓的70、80年代有着相当精准的观察，只是他过于侧重区分邓的实用主义路线与毛的革命路线，未能进一步思考毛、邓两者间可能更复杂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代表了世人对邓的主流评价。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上任伊始的“两个不可否定”，提醒着前后三十年邓与毛的继承性和一致性，而不仅只是习为强调自身的法统连续性或为了意识形态平衡。

今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透过他的两个“三年”，即 1974 到 1976 和1989 到 1992 ，才可能真正理解改革开放 30 年与毛主义 30 年的关系，真正认识邓的政治遗产和今天习的政治企图。

1974-76：极权主义国家的形成

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邓小平都被毛本人以及他的战友们当作一个忠诚的毛主义者，可惜这一点常常被有意忽略。例如，从法国－苏联归来后，他最先跟随毛泽东，因此被早早戴上“毛派头子”的帽子，在 1930-31 年间被撤销会昌县委书记一职，这是他的“三起三落”生涯的第一落；在 1950 年代毛发起的历次运动中，邓也紧跟毛的路线，包括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亲手组织了“反右”运动。以至于毛虽然在文革中打倒了他，却未开除党籍，而是留作后备管理者，为他 1974 年复出埋下了伏笔。

邓的复出，仍然是毛主义的继续，只是在毛本人亲手结束了“小文革”的暴民与精英的短暂同盟，也结束了 1949 年至 1971 年以来的极权主义运动，走向“否定之否定”，共同开始了极权主义的国家化进程。而党内原有的毛派，即主张继续革命的“四人帮”，则将运动力量转化为这一进程中的派系斗争。在这三年，关键的，邓扮演着复杂的三重角色：

一、作为毛所信任的代理人，邓取代王洪文，凌驾在派系斗争之上，虽然最终因批林批孔（周）运动而在1976年初被华国锋短暂取代，但也得以幸存在政变后复出；

二、作为毛路线调整的执行人，邓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全面主持工作，外交上执行与赫尔辛基会议同步的缓和政策，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阐述毛的“三个世界”理论，频繁出访西方世界，逐渐结束输出革命；

三、内政上，除了整顿军队，1975 年以“工业20条”实行“安定团结”的社会经济秩序调整，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在1979年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这三重角色错综复杂，也是对邓难以盖棺认定的关键。就政治性格而言，毛自己有着实用主义和不断革命的双重性，而非一味的革命浪漫主义。历史上，毛以实用主义路线区别了中国革命道路与斯大林主义教条，甚至在“四清”时期采取相对刘少奇极左路线的务实态度，他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极权国家化的文革，而最终在1970年代初做出实用主义的自我修正。

邓亦然，其政治性格的复杂性远超出人们想像。从瑞金开始，邓就是毛最忠诚的跟随者之一，在 1949 年后历次派系斗争中几乎每次都能平安着陆，这与他只忠于毛的超然地位密切相关，似乎也按照毛主义的自我否定，不断否定着自己。例如，他作为几乎终生的政工工作者，却在 1970 年代复出后继续追随毛的实用主义路线调整，在 1979 年后否定文革，却坚持对毛评价的“三七开”；他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是关键的组织者，却在 1974-76 年间扮演了“解放干部”的角色；1974-75 年间与周恩来密切合作，而表现上却刻意保持距离，如基辛格的回忆录所说，在 1974 到 1975 年的几次会谈里，邓绝口不提周。

从此出发，重新审视 1974-76 年间导致文革结束的所谓派系斗争的关键阶段，便会发现，其动力是在毛转向中美缓和路线（对外）及安定团结路线（对内）的派系，与张春桥所代表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一对动力之间，在资源动员维度上有着相对于国家主义和群众运动的不同指向，在国际关系维度上也有着寻求合作和输出革命的不同指向，很可能构成 1949 年后革命时代中国政治的张力。如沈志华在《冷战中的梦魇》一书所指出的，在 1956 年匈牙利危机爆发时刻，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干涉匈牙利的立场惊人一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赫鲁晓夫的立场，从此标志着“中国开始介入欧洲事务”，发挥某种程度的世界影响力，70 年代之后“三个世界”理论标志的国际战略调整才有其意义。然而，当“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了毛、刘的分歧后，这一对动力之间的紧张继续在“四清”运动中显露，终于引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并贯穿了毛的整个晚年。

如基辛格在 1975 年的观察，1974 到 1976 年间中美关系的停滞，也为中国内部派系斗争所累，或如 1974 年“风庆轮”这样的偶发事件所折射的。当极权主义国家力量最终在 1976 年政变后占了上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便真正形成，并延续到 1980 年代冷战结束，而不是一般想像的导向改革开放的宽松时代。而且，如果从激进派所代表的极权主义运动和缓和派所代表的极权主义国家派竞争的角度来理解 1976 年的这场政变，这一政变的发生与阿伦特声称的“极权主义专政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宫廷政变”的断言并无冲突。

美国年轻学者苏利（Jeremi Suri）2003 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的著作《权力与抗议》（Power and Protest），指出 1960 年代初核均势出现之后，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后，核威慑成为美、苏、法等强权的约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缓和开始形成。不过，对各大国领袖来说，尤其 1960 年代末期之后，对内部反抗尤其是年轻一代异议者的担心，超过了核威胁，对秩序平衡（balance of order）而不是强权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追求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也就是内部政治稳定成为国际各强权压倒一切的政治使命。各强权内部的保守应对措施成为主流，并合流为所谓缓和政策（detente），即所谓东西方的缓和，如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和中美交好等都分别意在防范内部官僚的干预或者内部极端主义者，并在两大阵营间达成 1975 年历史性的赫尔辛基协定。

邓的贡献，在于代表毛泽东，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开辟了冷战后期中国与美、欧缓和的空间，也为中国在第三世界争取领导权赢得了制高点，1970 年代之后的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中国以“发展中大国”自居，一方面自视为超级大国，同时拒绝承担超级大国相应的内部与国际责任，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尚未根本放弃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而邓对毛的外交路线的忠实继承，也就是以苏联为最大敌人、与美建立名义上不是盟国的事实盟国关系，一直延续到整个1980年代。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有 1975 年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内战爆发后的中美合作、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中美合作，以及中国允许美国在中苏边境中国靠近哈萨克一侧建立监听站代替原先伊朗境内的监听站，更关键的是，美国为中国 1979 年初“教训”越南提供情报帮助，以及从1980年起陆续停止对马共、泰共、菲共的援助。在毛身后，邓坚定地执行了毛晚年做出的缓和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我们因此可以把邓 1974 年上台至 1990 年冷战结束的连续16年，看作邓与西方世界的“缓和时代”，与 1975 年赫尔辛基条约所标志的东西方缓和同步。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缓和背景下发生的，也可称作中国及早调整路线，从“一条线”到“联美抗苏”，而享有的“冷战红利”。

另一方面，与国际缓和、对美“蜜月”的同时，却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形成。

对应着苏利冷战理论的另一面：一个表面上国际性的缓和政策却同时代表着粉碎异议的内部筑垒机制（mechanism of domestic fortification）。这一内部筑垒机制在中国体现为：自50年代末以来依托单位的堡垒式社会控制模式同时趋于成熟。尤其单位制集体户口、人事档案、内部保卫、福利和人身依附的“牧人关系”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大院集体生活空间为一体，形成中国城市生活、也是社会控制的基本结构。经历了 1960 年代末运动激情后的人们，在这种全能主义的单位制庇护下，终于感受到些许放松，各种读书热、打毛衣热、打家具热、打鸡血热等等自发民间生活浪潮，也发生在这段时期，理论上与极权主义并不矛盾，倒更贴近 1930 年代纳粹德国时期工人享受到的休假生活。按澳大利亚学者薄大伟（David Bray）的考察，这种单位制的定型并非毛主义激进政治的产物，而是相反，更多地来自与行政和经济的考虑，也就是邓小平主导的经济调整和安定团结名义下的社会秩序重建。

1971 年林彪出走后毛在开启对美缓和的同时，1949 年以来不断进行的极权主义运动以“九大”为高潮而告结束，而转向内部的极权主义建设，即单位制所代表的“单位极权主义”的极权国家或准极权国家的形成。邓小平稍后的复出，从 1974 到 1976 年的三年间，主导着对外缓和和对内控制的双重任务。他在联大宣讲“三个世界”理论的同时，在国内“抓革命、促生产”、制定“工业20条”，强调的都是增加火车运行班次、实行码头工人计件工资等等实用主义的管理政策，也包括在公安、民族问题上的强硬措施。这些接近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统制经济政策和社会控制，从 1970 年代贯穿到几乎整个 1980 年代，尤其后者，无论是 1975 年处理沙甸回族问题，还是 1983 年发动全国“严打”，直至 1989 年动员 30 万军队平息学生运动，贯穿其中的筑垒化“维稳”思维，都是清晰可见且一致的。结果便是在从 1949 年到 1970 年代初连续的极权主义运动结束后，开始了制度化的极权主义建设，一个以单位极权主义为特征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形成。这或许是他 1980 年代反复讲告别政治运动的真正指向，也让同时代的党内自由派最大的误解所在。

对邓的更大误解还在于，无论邓在 1975 年的密集整顿措施，如解救被下放的官僚，并重建科层体制、恢复高等教育、整顿军队、科研和生产体系等等，还是 1978 年后的大多数改革，都是围绕着去运动化而着手加强的国家化建设，包括实用主义地沿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取消人民公社和革委会、提倡干部年轻化、设立中顾委、启动法制进程、推动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等。这和汪晖从派系斗争终结文革假说衍生出的“去国家化”趋势、 1980 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来解释冷战后中国主动融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去政治化和去国家化的全球化经济体，正好相反。邓小平主导的 1970 到 80 年代的极权主义国家趋势，不仅在运动浪潮退去后利用“革委会”从下而上地建立起了一个单位极权主义体制，而且，这一极权主义的国家化还直接继承了文革遗产——毛的个人专制，形成邓的领导方式。

一方面，邓继承了毛擅长的利用对立派系间的斗争进行统治的手法，维持着与邓力群和陈云等“八老”却代表不同派系的私人交往和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如傅高义所记录的，整个 1980 年代，邓虽然只有有限几个头衔，名义上不掌握所有最高权力，却习惯居于幕后，作为重大决策的最后拍板人，而且，这一拍板通常只是经由文件圈阅过程，而非协商过程。近年来致力于记录 80 年代中国政坛的前《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也跟笔者证实，邓的领导风格是在家办公，通常自行决定，或者只和极其有限的几个“老朋友”商议，最多将胡、赵等召至家中。政治局会议则派秘书王瑞林列席、传达。这一做法与毛晚年极其相似，且有过之，包括在他 1979 年前后围绕对越战争进行了一圈国际游说后再未出访。只是，邓在 1980 年代的这一个人专断的统治方式，不仅可以比拟毛，也可追溯到他在 1974-76 年间的领导风格。那一时期，他短暂复出，在 1975 年 1 月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毛正式授予党政军头衔，全面主持工作，已经在毛的余晖下预演着个人专制。

于是，在表面平静但高层紧绷、对外缓和、对内筑垒化的 1970 年代，一个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成了，而且在邓的领导下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直至 1989 年的学生运动如 1968 的布拉格之春一般改变了这个极权主义体制，进入了后极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毋宁说他更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总设计师。

1989-92：后极权主义的快速终结

然而，今天人们判断中国社会的政治性质，总是纠结在从“后极权主义”到新近“晚期极权主义”的各种极权主义想像之中，既缺乏对极权主义的经验比较和理论认知，也缺乏对邓小平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认知：他如何主导设计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又如何亲手终结了它。

20世纪作为极权主义的世纪，提供了丰富的极权主义样本、和极权主义转型的经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为革命的反动，总是依赖一个更大的极权主义阵营。米塞斯对此倒是看得很清楚，断言“它只能是一种国际现象，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换言之，一个单独、封闭的极权主义政权注定是短命的、不可持续的，如 1943 年建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或者冷战后如孤岛般存在的朝鲜和古巴。而苏联或者纳粹德国的存在，总是依赖着通过侵略或者“输出革命”的方式维系自身的极权统治。匈牙利经济学家玛丽亚.乔纳森则将极权主义归纳为自身掠夺的经济形态，以此解释极权主义政权对一个共同阵营或者有限开放的依赖、以及自我耗竭的演进模式。

中国在 1971 年和 1989 年便面临着两次暂时性崩溃。邓在 1973 年的复出、在 1992 年的南巡，先后以执行和亲自发动的模式继承了毛主义的“自我否定”，两次挽救政权于崩溃。所不同的，1974-76 年的短暂三年，邓全力执行了毛的外交路线的调整，终结了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冷战缓和开始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而 1989 年触发了极权主义阵营内部最后一波内部反抗之后，再次经过 1989 到 1992 年的三年调整，挽救了政权崩溃，也促成了从极权主义的转型。

更多的人只是关注其后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引入，可能多大程度上帮助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或者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转向一个深深嵌入全球化的威权主义政权，甚而在全球化危机之后的 2017 年的达沃斯峰会上，成为全球化的吹鼓手。但是 1989-92 年间的三年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邓小平在其中的角色，以及对邓身后的江、胡政府乃至习近平到底发挥了何种影响，却始终模糊，语焉不详。所以，当我们评价邓小平在其中的关键角色，恐怕应当前溯至南巡前的三年，考察其中相对 1970-80 年代的极权主义有那些不变和变化，以及这些不变与变化与 1990 年代至今的关联。

美国政治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在他们著名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问题》一书中解释了这一转变，特别指出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体，而是可能经历着各种形态的后极权主义阶段作为过渡，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之后的漫长“冻结”，匈牙利 1980 年代卡达尔执政期间有限改革和宽松的“成熟”的后极权主义，以及匈牙利从 1988 到 89 年短暂、早期的后极权主义。相比之下，中国从 1989 到 1992 年间的三年变化，倒像是这三个东欧国家后极权主义形态的合体：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之后的演变，如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一样根本改变了极权主义，镇压本身即意味着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崩溃，开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也就是后极权主义。但这一后极权主义过渡并未导向民主化转型，而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强人的诱引下转向一个集体领导－寡头制的威权主义，结束了继续衰败的过程，而以近乎波兰的威权共产主义模式，代天主教以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市场经济威权主义模式，尽管最近四年来这一寡头制正在面临着重新个人集权化的压力，也面临着来自公民社会的空前挑战。

其中，能够联结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要素并不多，冷战已经结束，新的时代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存续，反倒是那些前共产党官僚们正在快速学习建立起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毛主义和意识形态都受到摒弃，市场拜物教成为人民的新宗教；传统的内部筑垒和社会控制也遭遇解体。邓小平 1970 年代以来一手打造的极权主义遗产，在社会体制层面仅存单位制。相对同期的农村公社，或者城市未纳入单位体制的人群也即城市底层阶级来说，单位制俨然形成了一个“单位阶级”，也是一个空前庞大的特权统治集团。如此才能理解 1976 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是如何突破单位禁锢的抗议，而到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广场声援者已经演变成这一集团内部的造反者。时至今日，经过了二十余年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一单位极权主义并未如预期解体，面临新兴市场社会冲击的、以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为主的、保持人身控制的单位体制仍然存在，维系了党国的统治集团，新兴的城市社区则代之以“网格化”的控制模式；而且，1970 年代的单位极权主义生活景观，还继续以“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集体记忆，成为今天“毛左”们的怀旧源泉。

而与单位极权主义平行的，作为阿伦特意义上极权主义标志的秘密警察以及准军事警察，在中国晚到 1983 年才正式成立，分别为国家安全部和武装警察部队。1983 年，邓小平实施了全国范围的“严打”，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北约组织也在这一年发起了“优秀射手”大规模演习，东西方一度处于最接近核大战爆发的边缘，极权主义国家暴力机器的制度化在各个方面被强化、动员和检验，从另一个维度标志着极权主义国家的形成。只是，他们没有能够阻止 1989 年的广场运动，在邓小平身后 1990 年代至今的维稳时代，其“维稳”功用似乎也让位于另一支秘密警察——国家保卫警察，和政府雇佣却较非制度化的保安、协警、政府人员和街道“志愿者”组成的维稳力量。

另一方面，就如“维稳”概念源于 1989 年政权面临短暂崩溃之际，系邓小平亲口提出。极权主义下，如阿伦特所说，秘密警察的对象是所谓“客观敌人”。但维稳力量相对于这些正式警察体系内的秘密警察，更凸显威权主义统治下浓重的非制度化特征，其对象也是缺乏清晰定义和边界的非特定人群。而这样一支“维稳”力量的机构建制化和规模，竟然在 2004 年后急剧膨胀，每年预算支出递增，直超国防费用，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最为头疼的事务，也交织着几乎所有社会矛盾，不能不说充分例证了邓小平在 1989 年政权危机后的三年间如何亲手结束了他自己开创的极权主义，而为未来的威权主义转型开辟了道路。理论上，对内部大规模抗议的武装镇压，无论布拉格之春、还是罗马尼亚 1989年 底的镇压或者缅甸 2007 年的番红花革命，都是极权主义性质彻底暴露也因此面临政权崩溃之际，剩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党内外反对派，以何种方式接手的问题。而在中国一切潜在反对派和群众运动都被消灭、控制的背景下，邓小平在此后极权主义时代扮演了自我转型的角色，一如毛泽东在 1971 年林彪出逃后的调整。

那三年间，从 1989 年 11 月邓卸任军委主席职务开始，傅高义记录的事项几乎与 1975 年间邓所做的正好相反，却基调相同：等待美国特使来访而不主动出击，以中美关系为轴心努力修补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对苏联政局动荡保持谨慎，置身事外，战略上呈收缩态势，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此外，与提出“维稳”并对其后威权主义时代发生深远影响的，还有重提爱国主义教育，包括 1991 年由中宣部发布《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以爱国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为 1990 年代江泽民任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向和民族主义浪潮和奠定了基础。

当然，尽管普通民众能够从随后的邓小平南巡和市场经济大潮中意识到后极权主义的“三年调整”的快速终结，但一些仅仅品尝过些许的极权主义恐惧，却未经历过真正恐怖的知识分子，宁愿把一切的威权形式都当作极权主义，停留在 1989 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恐怖中，看不到转型的驱动力，在恐惧中迷失了主体。对他们来说，简单地归责邓小平 1989 年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可以轻易地代替对历史变迁和政治转型的理论思考，也可能最重要的，是忽略邓与毛的高度继承性。

后者，又是过去三十年来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大众几乎从一开始就忘记了的 1974-76 那三年间的转折。他们为毛邓左右互搏的幻象所迷惑，长期以来陷入了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迷雾中，一如毛所擅长制造和利用的派系斗争，更为这些共产党人在冷战后所实行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张所吸引，从而难以理解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转型，是邓如何亲手缔造、又亲手破坏着极权主义。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毛、邓或者“两个不能否定”之间的差异性，在于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化之间的张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先后各占上风，有时又以派系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过去数年的中国政局变化，愈加显示极权主义国家化趋势的增强，这或是今天强调前后三十年历史一致性的关键，作为最高领袖的法统基础。但即便如此，现实政治中两者张力依旧存在，只是更多地以“微型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模式展现，在过去几年在意识形态、地方治理、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等各个领域高频出现。这些都在在提醒着，重新理解今天习近平的政权性质、历史阶段、以及未来走向，都需要重新审视冷战史、重新评价邓小平。

例如，如果以 1975 年为中心向历史的前后扩展，我们不仅可以从 1970 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调整向前审视 1955 年万隆会议和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所标志的中国在斯大林身后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并且可以向后思考在经历了多年的“韬光养晦”和“多极世界”主张后今天的变化；而且可以从 1975 年习近平被推举上大学，到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上他再次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看出习所承担的角色，如何发展 1975 年以来毛、邓的缓和战略，从输出革命逐步调整到彻底放弃挑战国际社会，直至 2017 年达沃斯论坛上力挺全球化于全球化风雨飘摇之际。这样一个从全球化中受益且不断加强其极权主义国家化的进程，两者在其间如何融合、如何改造全球化，似乎正在以齐泽克所批判的“佛教伦理资本主义”形态出现，代替了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而且习本人也越发自我塑造为毛、邓以来的一个新政治强人，或者更贴近如清朝满人政权对西藏佛教的“供养”关系所体现的帝国君主角色。如此，或更能理解未来中国与世界、与美国的关系，尽管这些都需要再进一步观察和阐释。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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