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吉卜林在他的《旅行書簡》中說，「一個一流的旅行者和一個二流的旅行者最重要的區別就是，他根本不或決定不去想像」。但是在北韓旅遊，北韓官方對攝影、攝像、電子媒介的各種限制，卻無形中幫助每一個旅遊者變成了「一流的旅行者」，他們以眼睛代替攝像機，印下所有的一切，從始至終不敢錯過任何一道風景和一個細節，旅行可能因此身心俱累。
另一方面，旅遊者必須時時提醒着自己，任何風景畫面都可能是假象，或者表演，旅遊者如同置身劇場，整個行程都可能難以擺脱北韓旅遊當局刻意安排的「櫥窗」線路，旅遊者又怎能輕易相信他或她所看到的一切呢？這種無時無刻的劇場感顛覆了通常對旅遊、風景的認知，也幾乎自動地把普通的觀光遊引入了深度，讓人關注那些看得見的風景的背後，所隱藏的、所扭曲的。
然後，在北韓旅行結束後，幾乎每個旅行團員都發覺「極其燒腦」，在返回「文明世界後」甚至產生不同程度的不適應，需要幾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過來。所以，當「端」的北韓深度遊旅行團5月4日坐長途客車跨過鴨綠江、乘上動車回到瀋陽，那種強烈對比的「不真實感」困擾着我，彷彿剛剛從海妖的歌聲中逃脱，身後的鴨綠江南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教條化的儒教統治秩序
早在出發前，我就寫了篇小文，提醒所有關心北韓深度遊的伙伴們，在半島風雲變換、氣氛緊張之際即將開始的這次旅程，與其說是核試陰雲下的冒險，不如說是一次「博物館之夜」。外界面對的，是一個冷戰後遺存的極權主義活化石，也是一座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意義上的「儒家博物館」。列文森在他著名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認為現代中國在儒家傳統層面只具博物館價值，儘管博物館裏的遺老遺少們長期以來在劉少奇所代表的「儒家共產主義」的面目下主導着整個官僚體系，陳腐不堪，至今仍然求助於諸如「家規家風」、「刺史六條」等等儒家手法來治理中國。但是，在北韓，人們卻能看到一個近乎完整的，且更教條、更刻板、層級更分明的儒教統治秩序，相信對那些無論主動吹捧返回儒家傳統還是被其迷惑的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寶貴的標本博物館。
只是，不同於中國文人對儒家和儒教的區分，今天北韓的儒教意義也不同於李朝時代，而是吸收了斯大林主義的東正教傳統——在北韓城市的各處，都可見到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幅畫像照壁，再缺電也能保證夜晚有足夠照明，甚至還有晝夜警衞。我們一行小伙伴半夜從平壤的高麗賓館悄悄溜出散步經過一處畫壁時，舉起相機的一剎那，就被閃亮的畫壁背後陰影處突然冒出的警衞呵斥聲嚇了一跳；還有人人胸前佩戴的金氏像章，全國各地、各市鎮、鄉村矗立的3400座金日成「永生塔」和更多的主體思想塔、紀念碑、兩金塑像等，以東正教的偶像崇拜方式植入到個人專制的、高度層級的、男性霸權的儒家倫理社會體系中。而我們在旅行中，也不斷遭遇這些硬核式的儒教體制的粗暴，無論是新義州兩日男導遊的命令式話語，還是在平壤、板門店遇到的中年男性幹部、軍官在旅行團面前肆無忌憚地撫摸年輕女下屬、女導遊的身體。
事大主義的轉化
不過，即使不去理會那些佔據廣場、街角的偶像和巨塔，站立平壤街頭，也很容易有一種眩暈感或者不真實感。因為，平壤的幾條大街，無一例外都筆直寬闊，鱗次櫛比的建築線條卻像積木一樣搭成，只有兒童筆下才可能出現這種對城市天際線的描畫。特別是最新的倉田大街、未來科學家大街和黎明大街，這些金正恩時代才剛剛竣工的大街，如果稱作樂高大街恐怕再合適不過了。只有1980年代建設的千里馬大街還因為保留着一些蘇式風格，而有似曾相識之感。
在這些街道上，駛過的是1991年從捷克引進的有軌電車。車廂大概在引進前就已使用了幾十年，樣式老舊，行駛低速、噪音巨大，軌道之間是長年滴漏形成的機油痕跡。道路兩旁則是匆匆的行人和自行車，而且居然有自行車專用線！兩側的建築則五顏六色，彷彿兒童的塗抹。從遠處看，倒是頗為動人，但近處經過，卻能發現塗料之下的牆體單薄，牆體表面幾乎除了塗料就沒有任何覆蓋，更沒有外保溫，然後由這些單薄的混凝土板拼成火柴盒一般的居民樓。如果穿過臨街建築，走進深處，居民樓的塗料大多暗淡褪色，較低層的建築牆體乾脆直接暴露着空心磚的質地和縫隙，和鐵路沿線的小鎮或農村類似的居民樓很相似。後者也被旅遊者稱作布達佩斯飯店，曠野中也可以沒有理由地突然出現一座劣質的居民單元樓。當然，即使鄉村的傳統北韓平房，也大多在屋脊處刷上一道白色。這樣的塗抹可謂無所不在，無微不至。
例如，北韓境內的公路雖然落後得難以置信，柏油路面極少，大多還是土路，但是就在這些殘破公路兩側，還能看到兩列碎石，整齊地嵌在路沿，劃分出道路邊界。再往外的綠化帶，雖然道旁樹早在1990年代就因極度缺乏燃料被砍光了，或者只留了半截樹幹，但是每顆剛剛種植的樹苗也都用白色碎石圍成一圈。而白色並非因為石頭質地，純粹是護路工人用白色塗料一個個塗抹上去的。這是途中親眼所見。但是，為什麼要圍一圈白色碎石，包括綠化帶的土地整理也儼然農田一般細緻，如此瑣碎的裝飾只能用事大主義來解釋。
事大，語自《孟子》，所謂以小事大。在漫長的李朝時代，北韓作為中國附庸，一直奉行事大主義，即事中國為大國，朝貢尊附，處處小心。到清末，特別壬午兵變前後，政治精英之間事大黨和獨立黨的黨爭貫穿半島政治，最終演成甲午戰爭，北韓也淪為日本殖民地。但是，對一個極度自尊、民族同質性極高的朝鮮半島南北政權來說，事大主義傳統並不那麼容易被戰後的共產主義進程所壓制，反而繼續主導政爭議題。例如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被清洗的延安派就被金日成指責為事大主義陰魂不散。雖然冷戰期間，金日成慣於在中蘇朝三角關係中左右逢源，且在此間提出主體思想，強調自主性，但是似乎隨着主體思想和個人崇拜的確立，事大主義也逐漸從普通民眾對領袖個人、對一切可能政治化的事務的小心侍奉，轉為大量無意義的、瑣碎的工作。例如對所有人的階級成分和親屬關係極端細緻的檔案甄別，也包括對建築、公路近乎無意義的清潔、塗抹、裝飾，也總能看到大批婦女在路旁集體除草（不是摘野菜）。在參觀新義州化妝品公司時，旅行團還看到女工們在清理廠房外牆的馬賽克縫隙。而這類工作，只能表明這些工人的機會成本極低，除了顯示社會控制的存續，根本就沒有任何 GDP 的貢獻。
面向世界的劇場政治
進而，旅遊者在這個國家被展示的，無非塗抹的程式化——一個表演和劇場的存在。雖然金正日時代的阿里郎表演已經結束了十年，但是整個北韓還保留着一個巨大劇場烏托邦的設計。平壤本身就作為摩爾（Thomas More，莫爾）筆下的烏托邦首都，只有經過精心挑選的、政治可靠、才能優秀的人才和家庭，才被允許定居在此。國際旅遊團的觀光路線，無論是平壤市內的太陽宮、大學習堂等，還是開城、金剛山等等平壤以往城市和景點，也都是精心裝飾過的櫥窗城市和櫥窗景點，特別是平壤的少年宮、平壤高級中學的毛澤東班，新義州市的本部幼兒園。那些在少年宮練舞的女孩們臉上費力地堆出笑容，然後一遍一遍地在這一批一批旅遊團面前「練習」，直到表情崩潰。當我們踏入人民大學習堂的一間外文工具書閲覽室，撞到一位在各書架前溜達的北韓女生，問她學習什麼專業時，起先漢語流利的她立即變得不知所措的表情。這是一位在表演閲讀的當地女子。其實，那間閲覽室還是有一些實用書籍，不需要表演的，如分門別類的不止關於養豬、建築、醫學的中文書籍，還有不少關於核燃料提取、反應堆技術，和火箭設計的中國大學教材。
不過，正如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對峇里島（巴里島）政治提出的「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概念，北韓的主體 — 共產主義模式也近乎一個全國性劇場政治：人人都必須在每週的學習會上自我批評、表達效忠，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死去的那天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入戲到紛紛跳樓；平壤則作為一個城市舞台，提供着從街道、建築到漂亮的學生制服、優雅的行進女子，以及一度盛行的十萬人規模的阿里郎團體操等等一切場景、人物和表演，所有的平壤人或者北韓人可能都兼具社會表演的演員身份，猶如那些餐館的女服務生，放下餐盤就到台前小合唱「胖噶思密達」（「熱烈歡迎」之意）。連國外旅遊團也彷彿自覺進入了「旅行表演」的角色，乘坐着大巴，漫步在規定的街道上，欣賞着平壤的日常生活，而後者整個都已經作為制度化的表演程式。
旅行者在其中，並沒有多少所謂特權的意義，相反，對平壤市民來說，國外旅遊者意味着國際朝聖者和外匯來源，也就是北韓政權的合法性象徵；對北韓政府來說，卻意味着作為北韓的潛在宣傳者，維持着北韓在國際「左派」陣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事大主義至此，已經徹底淪為面向世界的劇場政治，連帶着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發展計劃，也可能附屬於這個不自覺的劇場政治的一部分。
悄然發生的鬆動
只是，在這些表演場景中，尷尬的穿幫地方越來越多。例如，臨街大樓的後面，樓群的塗料往往暗淡褪色、道路泥濘。雖然很難發現傳說中的空洞窗戶——1990年代北韓「苦難行軍」時期因為缺乏電力，損壞的窗戶往往因為缺乏玻璃而常年那麼空洞着——但是，也幾乎擺滿了各式的太陽能板，都是為應付停電或者供電配額之外所需的電器需要。在平壤之外的城市樓宇窗戶上，太陽能電池板的可見度更高、更密集。在富麗堂皇的平壤少年宮，雖然有兩個標準游泳池，但是衞生間卻沒有水。平壤唯一的披薩店廚房也沒有自來水，能歌善舞的漂亮披薩廚娘需要從邊上的水桶一勺勺地打水。
更有趣的，目之所及，大多數平壤居民樓陽台窗戶上確實不見晾曬衣物，但在偏僻樓宇卻有發現，而在開城等城市陽台晾曬衣物，則幾乎和太陽能板一樣常見了。似乎越來越多的人民不在乎這些規定了，就像平壤街頭女孩的裙襬也變得越來越短，開始超過膝蓋5公分了，當地的風紀大媽們似乎也無可奈何。像極了198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氣氛，特別是五一節期間公園裏人山人海的燒烤娛樂，還有露天迪斯科，甚至自發的相聲表演，都吸引了大批平壤市民，圍得水泄不通。北韓社會的鬆動不可逆轉的發生了。塗抹似乎也是這個劇場政權唯一能夠維繫的。
而真正的鬆動，仍然可以從街景中發現。即使在平壤，許多居民樓窗戶上都可看見太陽能電池板，平壤之外的市鎮更為普遍，幾乎每個窗口都有。在光復百貨裏看到這樣大小、功率大既是50到250瓦不等的太陽能板，售價約在800元人民幣左右，逆變器價格另算。這些太陽能電池固然反映了供電不足，可它們的面積和功率也限定了使用無非是為了手機充電、DVD 播放之類的小功率電器。而更讓人驚訝的，還是離平壤市中心稍遠一點的居民樓陽台上，居然出現了晾曬的衣物，這在開城和新義州更為普遍，居民們似乎已經不太在乎傳統的禁止陽台晾曬衣物的規定，當局也無意介入了。
「螞蚱部落」與灰色市場經濟
當然，從街頭景觀分辨社會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壤的大街很少見到長椅，路旁也只有稀落的商店和商亭，人們總是匆匆而行，只有一些穿着校服的女中學生或者着傳統朝服式樣制服的女大學生，面容姣好，身姿優雅，穿着高跟鞋款款而行，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她們的良好教養和階級身份，也的確構成平壤獨特的街頭景觀。
不過，更多的，照相機攝錄最多的，卻是另一些人流：她們穿着磨舊的藍棕色衣服，背上是鼓鼓囊囊的雙肩揹包，面有菜色，多穿着膠鞋，低着頭默默行進。這樣的背包行走者，幾乎在任何時間、任何道路都能看到，包括極為偏僻的風景區小路，一直蔓延到平壤市內，然後漸漸消失在樓宇中。在北韓每隔幾十公里就設立的公路檢查站能看到她們無奈的眼神，在公路邊的平行小路上能看到默默的行進者，還能經常看到她們或他們一個人、或幾個人就那麼躺在路邊休息，彷彿阿爾卑斯山間的徒步者，我也恍惚以為置身一個徒步王國。
只是，悲苦都印在她們的臉上，身形也是那麼辛勞。雖然不曾打開過一個背包，但是透過背包的縫隙，還是能看到裏面無非一些食物和基本民生用品。她們多數是30到60歲的中、老年婦女，背包也多為蘇聯時期的簡便軍包，也就是芭芭拉．德米克筆下的「麻布袋子」。前紐時記者德米克的《我們最幸福》記錄了這些被稱作「螞蚱部落」的背包客，是如何出現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饑荒中。主要是婦女，為了給家裏找一口飯，開始了跑單幫，在城市、鄉鎮之間進行物物交換，然後賺取一點差價，或者加工出售，幾年內就發展成遍布全北韓的市場自救。
在一個曾經嚴格管控流動的國度裏，這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至少，這背包客們，連同那些依靠自行車後座搞運輸的人們，還有饑荒時期的流浪者，都已經突破了北韓政府對人民漫遊權的限制。更何況，她們的行走，儼然形成了一個個分散聯結的市場交換網絡。越在饑荒嚴重的地區，如靠近中朝邊境的兩江道地區，這些網絡就越發達，然後才有今天這些地區繁榮的「綜合市場」——2003年北韓政府正式承認並轉型的自發農貿市場。
據谷歌衞星圖片的分析，現在全北韓這類市場總數超過440個。而根據南韓經濟學家對脱北者的訪談，如此市場規模，也意味着全北韓平均70%的人口參與着灰色市場經濟，兩江道地區的參與度最高，在90%上下，特權階級集中的平壤地區其參與度最低，僅稍多於50%。其中又以婦女為多數，吃苦耐勞的北韓婦女是背包客的主體，如同螞蚱一樣，也是灰色市場經濟的主體。在今天的平壤，她們出現最多的地方是臨街大樓與大樓後社區的通道上，擺攤叫賣煮玉米、煮雞蛋，還有小百貨等各色物品。在旅遊團經過的開城和開平，我們看到的，她們直接就在臨街的巷口擺攤，幾乎每個巷口都有，街道上游走的諸多制服人員對她們似乎視而不見。
北韓社會的貧富分化
當然，這對所有北韓人意味着什麼，大概也都心知肚明：名義上的免費食品和免費醫療、住房分配體系早已崩潰，內部市場開放已經如此程度，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了，2009年的貨幣改革失敗，執政者還敢冒天下之大不諱開倒車嗎？另一方面，北韓社會的貧富分化也許已經達到了一個危險水平。從對華貿易中起家的平壤新興「金主」階層，在平壤雖然無緣染指宮廷經濟的特權，卻也過着用美元打出租車、下館子、在光復百貨商店和其他奢侈品商店購物的中產階級生活，甚至房地產黑市也已經欣欣向榮，消費水平和房價都堪比丹東。然後，聽說每個北韓人都把金正恩今年的新年講話剪報精心保存，反覆閲讀，希望從中重建未來生活的信心。這對金正恩政權來說，既是得到擁護的正面信號，也算是巨大的壓力吧。
而當我們再一次跨過鴨綠江、回到丹東 — 瀋陽，面對的卻是人口外流的蕭條東北，儘管表面的繁華似乎掩蓋着一切。捫心自問，那是先走一步，還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也許，我們都應該到北韓去尋找答案。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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