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吉卜林在他的《旅行书简》中说，“一个一流的旅行者和一个二流的旅行者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他根本不或决定不去想像”。但是在朝鲜旅游，朝鲜官方对摄影、摄像、电子媒介的各种限制，却无形中帮助每一个旅游者变成了“一流的旅行者”，他们以眼睛代替摄像机，印下所有的一切，从始至终不敢错过任何一道风景和一个细节，旅行可能因此身心俱累。
另一方面，旅游者必须时时提醒着自己，任何风景画面都可能是假象，或者表演，旅游者如同置身剧场，整个行程都可能难以摆脱朝鲜旅游当局刻意安排的“橱窗”线路，旅游者又怎能轻易相信他或她所看到的一切呢？这种无时无刻的剧场感颠覆了通常对旅游、风景的认知，也几乎自动地把普通的观光游引入了深度，让人关注那些看得见的风景的背后，所隐藏的、所扭曲的。
然后，在朝鲜旅行结束后，几乎每个旅行团员都发觉“极其烧脑”，在返回“文明世界后”甚至产生不同程度的不适应，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当「端」的朝鲜深度游旅行团5月4日坐长途客车跨过鸭绿江、乘上动车回到沈阳，那种强烈对比的“不真实感”困扰着我，仿佛刚刚从海妖的歌声中逃脱，身后的鸭绿江南侧，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教条化的儒教统治秩序
早在出发前，我就写了篇小文，提醒所有关心朝鲜深度游的伙伴们，在半岛风云变换、气氛紧张之际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与其说是核试阴云下的冒险，不如说是一次“博物馆之夜”。外界面对的，是一个冷战后遗存的极权主义活化石，也是一座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意义上的“儒家博物馆”。列文森在他著名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现代中国在儒家传统层面只具博物馆价值，尽管博物馆里的遗老遗少们长期以来在刘少奇所代表的“儒家共产主义”的面目下主导着整个官僚体系，陈腐不堪，至今仍然求助于诸如“家规家风”、“刺史六条”等等儒家手法来治理中国。但是，在朝鲜，人们却能看到一个近乎完整的，且更教条、更刻板、层级更分明的儒教统治秩序，相信对那些无论主动吹捧返回儒家传统还是被其迷惑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标本博物馆。
只是，不同于中国文人对儒家和儒教的区分，今天朝鲜的儒教意义也不同于李朝时代，而是吸收了斯大林主义的东正教传统——在朝鲜城市的各处，都可见到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幅画像照壁，再缺电也能保证夜晚有足够照明，甚至还有昼夜警卫。我们一行小伙伴半夜从平壤的高丽宾馆悄悄溜出散步经过一处画壁时，举起相机的一刹那，就被闪亮的画壁背后阴影处突然冒出的警卫呵斥声吓了一跳；还有人人胸前佩戴的金氏像章，全国各地、各市镇、乡村矗立的3400座金日成“永生塔”和更多的主体思想塔、纪念碑、两金塑像等，以东正教的偶像崇拜方式植入到个人专制的、高度层级的、男性霸权的儒家伦理社会体系中。而我们在旅行中，也不断遭遇这些硬核式的儒教体制的粗暴，无论是新义州两日男导游的命令式话语，还是在平壤、板门店遇到的中年男性干部、军官在旅行团面前肆无忌惮地抚摸年轻女下属、女导游的身体。
事大主义的转化
不过，即使不去理会那些占据广场、街角的偶像和巨塔，站立平壤街头，也很容易有一种眩晕感或者不真实感。因为，平壤的几条大街，无一例外都笔直宽阔，鳞次栉比的建筑线条却像积木一样搭成，只有儿童笔下才可能出现这种对城市天际线的描画。特别是最新的仓田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这些金正恩时代才刚刚竣工的大街，如果称作乐高大街恐怕再合适不过了。只有1980年代建设的千里马大街还因为保留着一些苏式风格，而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这些街道上，驶过的是1991年从捷克引进的有轨电车。车厢大概在引进前就已使用了几十年，样式老旧，行驶低速、噪音巨大，轨道之间是长年滴漏形成的机油痕迹。道路两旁则是匆匆的行人和自行车，而且居然有自行车专用线！两侧的建筑则五颜六色，仿佛儿童的涂抹。从远处看，倒是颇为动人，但近处经过，却能发现涂料之下的墙体单薄，墙体表面几乎除了涂料就没有任何覆盖，更没有外保温，然后由这些单薄的混凝土板拼成火柴盒一般的居民楼。如果穿过临街建筑，走进深处，居民楼的涂料大多暗淡褪色，较低层的建筑墙体干脆直接暴露着空心砖的质地和缝隙，和铁路沿线的小镇或农村类似的居民楼很相似。后者也被旅游者称作布达佩斯饭店，旷野中也可以没有理由地突然出现一座劣质的居民单元楼。当然，即使乡村的传统朝鲜平房，也大多在屋脊处刷上一道白色。这样的涂抹可谓无所不在，无微不至。
例如，朝鲜境内的公路虽然落后得难以置信，柏油路面极少，大多还是土路，但是就在这些残破公路两侧，还能看到两列碎石，整齐地嵌在路沿，划分出道路边界。再往外的绿化带，虽然道旁树早在1990年代就因极度缺乏燃料被砍光了，或者只留了半截树干，但是每颗刚刚种植的树苗也都用白色碎石围成一圈。而白色并非因为石头质地，纯粹是护路工人用白色涂料一个个涂抹上去的。这是途中亲眼所见。但是，为什么要围一圈白色碎石，包括绿化带的土地整理也俨然农田一般细致，如此琐碎的装饰只能用事大主义来解释。
事大，语自《孟子》，所谓以小事大。在漫长的李朝时代，朝鲜作为中国附庸，一直奉行事大主义，即事中国为大国，朝贡尊附，处处小心。到清末，特别壬午兵变前后，政治精英之间事大党和独立党的党争贯穿半岛政治，最终演成甲午战争，朝鲜也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对一个极度自尊、民族同质性极高的朝鲜半岛南北政权来说，事大主义传统并不那么容易被战后的共产主义进程所压制，反而继续主导政争议题。例如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被清洗的延安派就被金日成指责为事大主义阴魂不散。虽然冷战期间，金日成惯于在中苏朝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且在此间提出主体思想，强调自主性，但是似乎随着主体思想和个人崇拜的确立，事大主义也逐渐从普通民众对领袖个人、对一切可能政治化的事务的小心侍奉，转为大量无意义的、琐碎的工作。例如对所有人的阶级成分和亲属关系极端细致的档案甄别，也包括对建筑、公路近乎无意义的清洁、涂抹、装饰，也总能看到大批妇女在路旁集体除草（不是摘野菜）。在参观新义州化妆品公司时，旅行团还看到女工们在清理厂房外墙的马赛克缝隙。而这类工作，只能表明这些工人的机会成本极低，除了显示社会控制的存续，根本就没有任何 GDP 的贡献。
面向世界的剧场政治
进而，旅游者在这个国家被展示的，无非涂抹的程序化——一个表演和剧场的存在。虽然金正日时代的阿里郎表演已经结束了十年，但是整个朝鲜还保留着一个巨大剧场乌托邦的设计。平壤本身就作为摩尔（Thomas More，莫尔）笔下的乌托邦首都，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政治可靠、才能优秀的人才和家庭，才被允许定居在此。国际旅游团的观光路线，无论是平壤市内的太阳宫、大学习堂等，还是开城、金刚山等等平壤以往城市和景点，也都是精心装饰过的橱窗城市和橱窗景点，特别是平壤的少年宫、平壤高级中学的毛泽东班，新义州市的本部幼儿园。那些在少年宫练舞的女孩们脸上费力地堆出笑容，然后一遍一遍地在这一批一批旅游团面前“练习”，直到表情崩溃。当我们踏入人民大学习堂的一间外文工具书阅览室，撞到一位在各书架前溜达的朝鲜女生，问她学习什么专业时，起先汉语流利的她立即变得不知所措的表情。这是一位在表演阅读的当地女子。其实，那间阅览室还是有一些实用书籍，不需要表演的，如分门别类的不止关于养猪、建筑、医学的中文书籍，还有不少关于核燃料提取、反应堆技术，和火箭设计的中国大学教材。
不过，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峇里岛（巴里岛）政治提出的“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概念，朝鲜的主体 — 共产主义模式也近乎一个全国性剧场政治：人人都必须在每周的学习会上自我批评、表达效忠，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死去的那天哭得死去活来，甚至入戏到纷纷跳楼；平壤则作为一个城市舞台，提供着从街道、建筑到漂亮的学生制服、优雅的行进女子，以及一度盛行的十万人规模的阿里郎团体操等等一切场景、人物和表演，所有的平壤人或者朝鲜人可能都兼具社会表演的演员身份，犹如那些餐馆的女服务生，放下餐盘就到台前小合唱“胖噶思密达”（“热烈欢迎”之意）。连国外旅游团也仿佛自觉进入了“旅行表演”的角色，乘坐着大巴，漫步在规定的街道上，欣赏着平壤的日常生活，而后者整个都已经作为制度化的表演程序。
旅行者在其中，并没有多少所谓特权的意义，相反，对平壤市民来说，国外旅游者意味着国际朝圣者和外汇来源，也就是朝鲜政权的合法性象征；对朝鲜政府来说，却意味着作为朝鲜的潜在宣传者，维持着朝鲜在国际“左派”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事大主义至此，已经彻底沦为面向世界的剧场政治，连带着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发展计划，也可能附属于这个不自觉的剧场政治的一部分。
悄然发生的松动
只是，在这些表演场景中，尴尬的穿帮地方越来越多。例如，临街大楼的后面，楼群的涂料往往暗淡褪色、道路泥泞。虽然很难发现传说中的空洞窗户——1990年代朝鲜“苦难行军”时期因为缺乏电力，损坏的窗户往往因为缺乏玻璃而常年那么空洞着——但是，也几乎摆满了各式的太阳能板，都是为应付停电或者供电配额之外所需的电器需要。在平壤之外的城市楼宇窗户上，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见度更高、更密集。在富丽堂皇的平壤少年宫，虽然有两个标准游泳池，但是卫生间却没有水。平壤唯一的披萨店厨房也没有自来水，能歌善舞的漂亮披萨厨娘需要从边上的水桶一勺勺地打水。
更有趣的，目之所及，大多数平壤居民楼阳台窗户上确实不见晾晒衣物，但在偏僻楼宇却有发现，而在开城等城市阳台晾晒衣物，则几乎和太阳能板一样常见了。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民不在乎这些规定了，就像平壤街头女孩的裙摆也变得越来越短，开始超过膝盖5公分了，当地的风纪大妈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像极了19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气氛，特别是五一节期间公园里人山人海的烧烤娱乐，还有露天迪斯科，甚至自发的相声表演，都吸引了大批平壤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朝鲜社会的松动不可逆转的发生了。涂抹似乎也是这个剧场政权唯一能够维系的。
而真正的松动，仍然可以从街景中发现。即使在平壤，许多居民楼窗户上都可看见太阳能电池板，平壤之外的市镇更为普遍，几乎每个窗口都有。在光复百货里看到这样大小、功率大既是50到250瓦不等的太阳能板，售价约在800元人民币左右，逆变器价格另算。这些太阳能电池固然反映了供电不足，可它们的面积和功率也限定了使用无非是为了手机充电、DVD 播放之类的小功率电器。而更让人惊讶的，还是离平壤市中心稍远一点的居民楼阳台上，居然出现了晾晒的衣物，这在开城和新义州更为普遍，居民们似乎已经不太在乎传统的禁止阳台晾晒衣物的规定，当局也无意介入了。
“蚂蚱部落”与灰色市场经济
当然，从街头景观分辨社会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壤的大街很少见到长椅，路旁也只有稀落的商店和商亭，人们总是匆匆而行，只有一些穿着校服的女中学生或者着传统朝服式样制服的女大学生，面容姣好，身姿优雅，穿着高跟鞋款款而行，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她们的良好教养和阶级身份，也的确构成平壤独特的街头景观。
不过，更多的，照相机摄录最多的，却是另一些人流：她们穿着磨旧的蓝棕色衣服，背上是鼓鼓囊囊的双肩揹包，面有菜色，多穿着胶鞋，低着头默默行进。这样的背包行走者，几乎在任何时间、任何道路都能看到，包括极为偏僻的风景区小路，一直蔓延到平壤市内，然后渐渐消失在楼宇中。在朝鲜每隔几十公里就设立的公路检查站能看到她们无奈的眼神，在公路边的平行小路上能看到默默的行进者，还能经常看到她们或他们一个人、或几个人就那么躺在路边休息，仿佛阿尔卑斯山间的徒步者，我也恍惚以为置身一个徒步王国。
只是，悲苦都印在她们的脸上，身形也是那么辛劳。虽然不曾打开过一个背包，但是透过背包的缝隙，还是能看到里面无非一些食物和基本民生用品。她们多数是30到60岁的中、老年妇女，背包也多为苏联时期的简便军包，也就是芭芭拉．德米克笔下的“麻布袋子”。前纽时记者德米克的《我们最幸福》记录了这些被称作“蚂蚱部落”的背包客，是如何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中。主要是妇女，为了给家里找一口饭，开始了跑单帮，在城市、乡镇之间进行物物交换，然后赚取一点差价，或者加工出售，几年内就发展成遍布全朝鲜的市场自救。
在一个曾经严格管控流动的国度里，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至少，这背包客们，连同那些依靠自行车后座搞运输的人们，还有饥荒时期的流浪者，都已经突破了朝鲜政府对人民漫游权的限制。更何况，她们的行走，俨然形成了一个个分散联结的市场交换网络。越在饥荒严重的地区，如靠近中朝边境的两江道地区，这些网络就越发达，然后才有今天这些地区繁荣的“综合市场”——2003年朝鲜政府正式承认并转型的自发农贸市场。
据谷歌卫星图片的分析，现在全朝鲜这类市场总数超过440个。而根据韩国经济学家对脱北者的访谈，如此市场规模，也意味着全朝鲜平均70%的人口参与着灰色市场经济，两江道地区的参与度最高，在90%上下，特权阶级集中的平壤地区其参与度最低，仅稍多于50%。其中又以妇女为多数，吃苦耐劳的朝鲜妇女是背包客的主体，如同蚂蚱一样，也是灰色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今天的平壤，她们出现最多的地方是临街大楼与大楼后社区的通道上，摆摊叫卖煮玉米、煮鸡蛋，还有小百货等各色物品。在旅游团经过的开城和开平，我们看到的，她们直接就在临街的巷口摆摊，几乎每个巷口都有，街道上游走的诸多制服人员对她们似乎视而不见。
朝鲜社会的贫富分化
当然，这对所有朝鲜人意味着什么，大概也都心知肚明：名义上的免费食品和免费医疗、住房分配体系早已崩溃，内部市场开放已经如此程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2009年的货币改革失败，执政者还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开倒车吗？另一方面，朝鲜社会的贫富分化也许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水平。从对华贸易中起家的平壤新兴“金主”阶层，在平壤虽然无缘染指宫廷经济的特权，却也过着用美元打出租车、下馆子、在光复百货商店和其他奢侈品商店购物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房地产黑市也已经欣欣向荣，消费水平和房价都堪比丹东。然后，听说每个朝鲜人都把金正恩今年的新年讲话剪报精心保存，反复阅读，希望从中重建未来生活的信心。这对金正恩政权来说，既是得到拥护的正面信号，也算是巨大的压力吧。
而当我们再一次跨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 沈阳，面对的却是人口外流的萧条东北，尽管表面的繁华似乎掩盖着一切。扪心自问，那是先走一步，还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也许，我们都应该到朝鲜去寻找答案。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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