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經典重讀：直觀世界，所以異鄉──重讀《異鄉人》

卡繆（Albert Camus）的《異鄉人》（l’Étranger）是關於一個男人因為沙灘的太陽過於耀眼而犯下殺人罪，然後被審訊，再被判死刑的故事。這部小說是卡繆的第一部小說，自出版後，關於它的評論大量湧現。論者每每援引卡繆同年出版的一部作品，《西緒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來看《異鄉人》的主角如何與世界格格不入，如何採取一種漠不關心（indifferent）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生活的世界。

我們可以怎樣看出主角對世界漠不關心呢？這或許是《異鄉人》最核心的議題，因為它說明了為什麼一個在世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對世界感到疏離，然後成為世界的異鄉人。很多人會從故事情節出發，說主角在母親死去時也沒有流露出傷心的神色，來證明他對身邊的人和事皆無動於衷。其實這種說法正正是主角在法庭被審判時，其他人判定他意圖殺人的最大證據。因為根據卡繆自己其後的說法，一個在母親死去時不流淚的人，在這個社會，就會被看作是一個罪人。

不過，筆者希望在這篇文章從法語的語言角度來分析主角跟這個世界的距離，看卡繆如何用「複合過去時」和「不在」的風格，來表現出主角的異鄉特質（l’étrangeté）。

複合過去時和簡單過去時

1943年，《異鄉人》出版翌年，沙特（Jean-Paul Sartre） 如此評論卡繆的小說：「為了強調每句句子的孤獨，卡繆先生選擇了複合過去時（le passé composé）來敘述故事。簡單過去時（le passé défini/le passé simple）是一種關於延續的時態。」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法國新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於一篇訪問中甚至指卡繆開始創作《異鄉人》時，其目的只是為了寫一篇用複合過去時的作品，後來為了令作品更豐滿，卡繆就加添了一個阿拉伯人被殺的故事。羅伯-格里耶因此說：「這本小說最首要的是複合過去時。」

什麼是法語的複合過去時？為什麼評論提及《異鄉人》時，總是把它和簡單過去時相提並論呢？複合過去時是現代法語最常用的一種過去式時態，這種時態由助動詞和過去分詞兩個部件組成（所以是「複合」），用作強調一個動作和一件事件的完成。

《異鄉人》第一句「今天，母親過世了。」（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就用了複合過去時。在這個句子裏，助動詞是est，過去分詞是morte，兩者一起構成了過世這個動作的過去式。1960年出版的《現代法語時態應用》指出，複合過去時在日常會話裏擔當敘述過去已發生的事的角色，它是一種非常生活化的表達，所以在口語裏取代了簡單過去時的角色。語言學家班維文思特（Émile Benveniste）認為，法語有兩大陳述結構，一種是書面的和歷史的，一種是說話的。歷史和書面的陳述採用簡單過去時，而說話的陳述就用複合過去時。當然，某些具有說話性質的書面陳述，即預設了一個說話人和一個聽眾的文類，如通訊、回憶錄、教育書籍、戲劇等，都會用複合過去時。所以，簡單來說，複合過去時用於說話體（la langue parlée），簡單過去時用於書寫體（la langue écrite）。因此，卡繆《異鄉人》出版後，讀者大為震驚，因為卡繆在文學小說這種預設了要用書寫體的範疇中，卻採用了說話體。如果以香港的例子來比附，可能是整本書絕大部分皆用粵語寫成。

19世紀──小說最為興盛的年代，巴爾扎克（Balzac）、斯湯達（Stendal）、福樓拜（Flaubert）或莫泊桑（Maupassant）創作小說時都是用簡單過去時第三身敘述的。在這些小說中，作者彷彿缺了席，但其實仍以造物主的姿態來控制着小說人物的命運。至於讀者，則舒服地坐在火爐旁的沙發椅上，來看這些虛構世界的恩怨情仇，有時流幾滴眼淚，再嘆息一聲。因此，這種用來敘述他人故事的簡單過去時第三身敘述，就成為了小說最重要的標誌、最優先採用的敘述形式，就像說童話故事前，我們每每要加上一句「很久很久以前」（once upon a time）來表明我們正進入一個童話世界般。久而久之，簡單過去時第三身敘述就暗示了整個歷史和文學陳述的規範。

來到20世紀，小說家開始思考小說的不同形式，他們甚至有一種反小說的傾向。例如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小說作品中，《追憶逝水年華》只想介紹普魯斯特的藝術世界──他認為最真實的世界；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遊》有大量自傳成分 ；沙特的《嘔吐》彷彿是主角的一本日記。然而，這些反傳統小說模式的的小說仍採用着簡單過去時。直至《異鄉人》出現，引入了複合過去時第一身敘述角度，小說敘述和文學作品一直以來的標誌──簡單過去時第三身敘述才被打破。所以，某程度來說，在小說的文學世界裏，卡繆的《異鄉人》也是一個異鄉人（stranger）。

「乾淨」的書寫

在法國，複合過去時是小朋友在小學時開始學的時態，簡單過去時是一種更高階的時態，可能要學生開始讀文學作品時才會學到。小朋友學習描述這個世界時，用複合過去時來講述自己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而《異鄉人》的主角莫梭先生，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就是用這種小朋友在學校最開始學的初階語言，來敘述自己媽媽過世一事。如果有學過法語，並已學了複合過去時的朋友，不難發現《異鄉人》以下這段文字，其實很像我們做複合過去時練習的練習題：

L’asile est à deux kilomètres du village. J’ai fait le chemin à pied. J’ai voulu voir maman tout de suite. Mais le concierge m’a dit qu’il fallait que je rencontre le directeur. Comme il était occupé, j’ai attendu un peu. Pendant tout ce temps, le concierge a parlé et ensuite, j’ai vu le directeur : il m’a reçu dans son bureau.

收容所在瑪楞溝村外兩公里，我走着去。我想立刻看到媽媽。但門房對我說我應先去見收容所所長。所長正忙，所以我等了一會。在那段時間裏，門房又跟我搭訕。接着，我見了所長，他在辦公室接見了我。

這段文字的句式極其簡潔，基本上每句都只有主語、動詞和賓語，沒有文學修飾，沒有情緒鋪排，沒有評論闡述，用的又是複合過去時，就像小朋友最初學習形容自己在這個世界所遭遇的，那種「乾淨」（innocent）的語言狀態。

這種孩童語調在其他地方也有顯示。誠如眾多評論已指出，主角一直用maman（媽媽），而不是mère（母親）來指稱他的母親，書的第一句是maman est morte（媽媽過世），而不是mère est morte（母親過世）。在法語，我對着母親說話時，會說maman，但當我對着第三個人說關於我母親的事時，我要用mère來轉述。很簡單的一個詞語，無意中就表露了主角對母親的一份親暱與柔情。所以那些認為主角在母親死去後沒有流眼淚，是一種對世界、對倫理漠不關心的表現的解讀，其實正用了社會一般的眼光去看主角，同時也忽略了法語的細微之處。另外，有時作者會刻意用一些結構不太妥當的句子，來表現出主角高興時，說話如同小朋友般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情況。

凡此種種，造就出一種羅蘭巴特所說的「零度書寫」，一種無動於衷的書寫。但問題是，主角是一個三十多歲，已在社會工作數年，未殺人前老闆說他有機會晉升到巴黎總公司工作、有自己生活社交圈的男人。因此，主角這種敘述自己經歷的方式，與他在社會所處的位置，明顯有強烈反差，正表現出他與世界的格格不入。

「不在」的風格

沙特用一個甚為文學性的語言來評論卡繆的語言風格：「句子簡潔，沒有任何過度的描述，每句句子都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的世界裏，下一句句子不承接上一句的語勢，兩者之間隔着虛無﹝…﹞在每句句子完結時，世界毀滅了，在下句句子開始時，世界重生了：它展現出的言語，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創造，《異鄉人》的句子，就像一個孤島。」

沙特的說法太過修飾性，正好與《異鄉人》的語言風格相反。讀者如果打開《異鄉人》的首幾頁，就會發現大部分句子只有句子結構單位中最基本的元素：主語、動詞和賓語。有評論說這是一種電報體，電報為了節省字數往往只把最重要的字打出來，那些波瀾曲折的心情起伏、精微闢要的評論等，是不能出現的。

事實上，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異鄉人》大部分句子沒有意象、比喻、形象詞、誇飾、暗示等文學修飾。但其實這些文學修飾除了顯示出作者的文字功力外，它的作用是什麼呢？根據羅蘭巴特的說法，典雅和藻麗風格的語言會把時間因素引入書寫之中，顯示出歷史的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傳統的文學技巧帶有強烈的社會特徵，例如19世紀的作家要描述一個破落貴族出身的人物，他一般會把人物釘在一個充滿暗示的生活場景或時代背景中，這些暗示就是由文學修飾展現出來的，而它暗示的社會特徵就補充了人物動作、人物說話和事件以外的歷史面向。以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第一章第二段為例：

街面上石板乾燥，陽溝內沒有污泥，沒有水，沿着牆根生滿了草。一到這個地方，連最沒心事的人也會像所有的過路人一樣無端端的不快活。一輛車子的聲音在此簡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牆垣全帶幾分牢獄氣息。一個迷路的巴黎人在這一帶只看見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難或者煩惱，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樂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沒有一個區域更醜惡，更沒有人知道的了。特別是聖‧日內維新街，彷彿一個古銅框子，跟這個故事再合適沒有。為求讀者了解起見，盡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低沉的描寫也不嫌過分（…）

這個被形容成死氣沉沉的地區，是故事主角高老頭居住的地方。為了表現他居住環境之惡劣，他人生之苦難，然後襯托出他兩個女兒對他的殘忍，巴爾扎克在此段引文最後一句說，他要用上大量灰黑的色彩和低沉的描述來令當時的讀者覺得社會不公、世態炎涼和人心險惡。所以《高老頭》結局時，男主角拉斯蒂涅看着巴黎塞納河的夜景，然後對世界說，「來吧，我們現在一較高下吧」才那麼有力。因為中間的鋪墊除了由故事情節帶出外，也是由眾多文學修飾層層遞進地疊加而成。

然而，《異鄉人》就盡量不在語言中傳達這些社會性和歷史意識形態的暗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中性的語言。基本上，敘述者／主角只敘述他眼中看到的事件。敘述事件時，沒有了修飾和形容所指向的社會性暗示，這些句子因此是不指向外面的，它們只指向句子所陳述的眼前現實。而由這種句子所構成的世界，就是敘述者眼中事物的原本狀態，沒有加插其他人透過語言陳規而疊加在事件上的暗示，甚至沒有主角自己對事物的判斷。沒有了這些附加在語言上的判斷，世界與主角的關係因而是最直接的、最純粹的，那就是，人在世界之中，但沒有引用其他人已建立了的判斷和修飾去理解世界。

對於這種語言風格，沙特認為人若然理解到世界是荒謬的這個現實，那他就會看到世界是一個個時刻與偶然的並列。所以《異鄉人》的句子呈現出來的現實就是一系列的動作，動作與動作之間沒有外來的判斷來連繫它們，每句句子就如同一個荒島般。羅蘭巴特則認為這種語言風格顯示出主角對周遭的一切，包括他母親的死亡和他自己被審判等事件，都處於不介入不判斷的狀態。因為語言沒有任何社會特徵，令他可以置身在各種呼喊與判斷中而自己毫不介入。這是一種「不在」的風格，一種「不在」的語言，表現了主角在這個世界的異鄉特質，他處於世界之中，卻不介入世界、不判斷、不連繫過去與未來，只有眼前此刻的動作。

《異鄉人》那種乾淨的書寫方式，那種「不在」的語言風格，在某些情況下喪失了它的「天真」。這種天真特質在小說第一部分喪失的兩個地方，正是此部分最為關鍵的兩個情節──主角母親的葬禮和主角在沙灘上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的時刻。這兩個情節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殺人令主角被審判，而主角在母親葬禮上沒有流淚就成為了他意圖殺人的最大證據。這兩件事令主角呈現在社會的視線下被判斷。殺死阿拉伯人之前，主角一直待在他那個阿爾及利亞小職員的世界裏，從一個星期天到另一個星期天，時間好像是現代性來臨之前那個循環時間觀的世界。而根據小說的描述，他第一次進入一個社會關係網是在他母親的葬禮上，主角如此形容他所看到的人：

母親安老院的伴侶：「他的兩片嘴唇在充滿黑點蘑菇般的鼻子下顫抖不已。他的白髮相當柔細，垂落在奇形怪狀的耳朵上。」

指揮殯儀的禮官：「他身材細小，穿着古怪可笑的衣服。」

這些人物在整本小說中瞬眼即逝，除了安老院的負責人外，他們在後來的情節裏皆沒有再出現，但主角還是放棄原本那種不在的語言風格，轉用傳統現實主義的技巧來塑造這些人物的形象。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沙灘殺人一幕中，整個殺人過程基本上由一系列的意象構成：

我想我只要半轉身走開就行了，而那就完事了。但整個閃耀搖晃着陽光的海灘在後面逼促着我﹝…﹞那阿拉伯人還沒起身，就抽出刀來，在日光下向我揮動。那鋼劍刃上突發的亮光，像一條長的光芒，四射的寒浪，切近我的前額﹝…﹞於是眼前全是一片照耀，大海推動一陣沉重，熾熱的呼氣。對我來說，好像天空早已整個開裂，從四方八面投下火雨來。我整個人都緊張起來，我急急用手搬動那手槍﹝…﹞。

在這個場景中，太陽、大海、沙灘對主角造成的壓迫感被形容得非常生動，好像殺人變成一件不得不如此的事情。而作者把整個殺人場景寫得非常詩意，與小說一直以來那種乾淨的、孩童般的語言風格不同。由此看來，作者對這兩件令主角被迫要面對社會審判的關鍵事件，採用的卻是另一種語言風格。

如果我們結合另一點，就更可看出主角面對社會時那種不同的處理，而這種不同的處理見證到他在現實世界的異鄉特質。就如上文所言，主角在殺人前，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職員世界中，用自己的方式來直觀世界，不透過陳規語言和他人的判斷作為理解世界的中介。在這個時候，即在第一部分的情節中，絕大部分出現過的人物都有他們的名字，如撒拉瑪諾、塞內斯特、瑪利、雷蒙、艾瑪紐爾、馬松等。但在小說的第二部分，當主角要面對外面那個戲劇化的大世界舞台後，出現的人物基本上沒有名字，他們出現的時候只以他們的社會功能和社會身份出現：安老院院長、審查法官、律師、檢察官、監獄牧師。那些是世界裏重要的，卻無名字的人。這種有名字與無名字的差別處理，加上兩件令主角要面向社會的事件上天真風格的喪失，可以看出主角面被迫要面對社會時，那種與世界的距離。他一直拒絕讓其他東西成為他與世界之間的中介，這一點令他成為現實世界的異鄉人。同時，這一點也是為什麼讀者覺得他對世界漠不關心、無動於衷，那是源於他不審判世界，也不以任何其他人訂下的規則去理解世界。就如同他在死刑前的那一聲呼喊：「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

（Sabrina Yeung，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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