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營商環境和促進企業創新，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中的亮點。雖然過去香港有些領導人認為，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或者經濟自由、法治等排名不能反映香港的實情，不過，林鄭月娥還是在施政報告中表現出其對國際排名的正面態度。她提到，「過去十年，香港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的排名一直處於全球前五名之內，去年的排名更爬升一位至全球第四，成績得來不易。……（我們）務求令香港在《營商環境報告》的全球排名榜上處於前列位置。」
各國的稅務優惠競爭
施政報告新公布的兩項重要稅務措施，就是提升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其一是將利得稅（profits tax）分為兩級，利潤低於200萬的企業，利得稅按8.25%評稅，而200萬以上利潤的利得稅，則繼續按照標準稅率16.5%評稅。林鄭的競選政綱提倡「兩級」利得稅，提及的低階稅率是10%，而施政報告顯然比之前的政綱更加進取一些。與此同時，企業運營成本與利得稅的計算也關係密切，施政報告進一步建議將首200萬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按300%扣稅，餘額則按200%扣稅。
香港的稅務新舉措估計對周邊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以往給人的觀感是香港只有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現在政府着力推進科技和研發，這顯然是一個好的信號。因此，業內人士一般認為，這是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城市一貫的競爭策略的結果。通常來說，一些國際組織會鼓勵各國政府給予企業創新一些現金補助或者稅務優惠。在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就特別強調，各國政府要用政策槓桿來增進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投入。新加坡多年前已經推出鼓勵企業研發的稅務扣減方案。自2011年來，新加坡的生產力及創新優惠計劃（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就給企業的研發等成本按開支的400%來扣稅。因此，香港的舉動算是追趕的動作，這對提高香港本地企業競爭力應該有所幫助。
對中小企業的稅務減免，近年來也成為各國政府互相模仿的公共政策。比如新加坡的中小企業吸納了七成多的就業機會。自2004年來，新加坡政府就給初創企業稅務減免（Start-up Tax Exemption Scheme）。即使是企業稅率較高的澳洲政府，近幾年也降低了中小企業的稅收。澳洲目前施行兩級企業稅收制度，而不是統一實施30%的公司稅稅率。與新加坡及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情況較為類似，香港的三分之二就業機會也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因此，減稅應該有正面效應。
兩級制是累進稅的鋪墊？
當然，減稅也有值得擔憂之處。一是港府的財政能力。許多人對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誤解，以為香港政府高度依賴土地財政。下圖是香港政府最重要幾項收入來源的分布。過去20年，利得稅從不足兩成升至三成多，成為香港政府最大的稅收來源，而地價收入反而略有減少。
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會否較大幅度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還有待觀察（消息人士指出，新措施出爐後政府每年將少收58億元。這是靜態、保守的估算；如果加上一些民間稅務應對方法，估計數額要更大一些）。2016至2017年度，香港的122萬家註冊公司，大部分是不需要繳納利得稅的（這一比例高達九成）。而剩下需要繳納利得稅的企業，利潤高於90萬元的也不足三成。因此，「利得稅兩級制」（利潤200萬元為分界點）推行後，實際上有多少企業需要交納高階的稅收現在尚難評估，不過比例應該相對較低。
商界有種說法是，林鄭月娥引入兩級制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可能引入利得稅累進制。比如，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撰文稱，商界有些人士猜測林鄭月娥推行兩級制只不過是累進稅的鋪墊，下一步，香港政府會增加利潤較高的企業的稅率。一些商界人士認為，林鄭是福利主義者。因此，商界希望將來推行利得稅累進制後，整體稅率也不能超過16.5%。
有趣的是，李嘉誠在2016年6月接受彭博通訊社採訪時，提倡增加企業利得稅一至兩個百分點，而增加的收入用於改善香港的教育醫療。有些商界人士也認為本港企業相關稅率相對較低，因此是有空間提高稅率的。提升稅率也有多方面的好處，一是政府有更多資金可以改善民生、教育和醫療等範疇，而另一方面也有助降低社會上仇商仇富的情緒。
不可忽略的社會再分配
「利得稅兩級制」還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財政影響。一般來說，好的稅務制度能增進社會的經濟福利和提高生產率，而不會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產生過多的干預和扭曲；另外也不會增加人們因為要逃稅而投入的不必要成本。現在「利得稅兩級制」還未正式實施，因此此項新稅制會否引發一些扭曲行為尚難估計，在此階段，政府有義務令到兩級制既能幫助中小企業減少稅收負擔，同時又不會增加社會其他成本（從政府的責任來說，堵住稅務漏洞只是其中的最低要求）。
只為部分企業減稅，但對富人和富有企業依然不敢增稅，是否忽略了社會收入再分配？這也是目前最值得關心的議題。作者今年初對香港居民進行了一項隨機電腦調查。在一千多的成年受訪者樣本中， 絕大多數（87.5%）市民認為大企業能支配香港經濟，人數比2007年同類調查有明顯的增加。另外，認同「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是因為社會受一小撮掌權者所控制」的受訪者，亦由2007年的54.6%，上升至2017年的近七成（69.5%）；而持「社會不平有結構上的原因，並非個人努力所能解決」的看法的人，則由2007年的61.1%增加至2017年的72.8%。
調查還發現年齡差異。舉例來說，就「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是因為社會受一小撮掌權者所控制」這條問題，1976至90年出生的受訪人士中，高達82.8%表示贊同，而1965年或以前出生的，則只有61.3%表示同意。若被問到「社會不平有結構上的原因，並非個人努力所能解決」時，前者有83.4%表示認同，而後者則只有66.8%。
在這種背景下，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雖然給中小企業帶來一些優惠，不過對於富人和富有企業沒有增加相應的稅收（曾俊華之前的政綱也包括「引入累進式利得稅」）。而施政報告中，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和社會政策的舉措，都只是小修小補（甚至是之前一些政策的總結）。因此，對於香港政府的稅務新方案，普通民眾是否滿意還是一個大問號。
（吳木鑾，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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