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美國電影大亨Harvey Weinstein（台譯：哈維．韋恩斯坦）這樣大型、指標性的案件，一被廣泛報導，都會引發社會討論，也有越來越多人願意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承認強暴文化造成的問題，以及反思這個社會養育及肯定男性特質的方式，是如何造就出慣犯、造就出無視女性意願與情慾表達的文化；甚至在暴力發生之後，仍存在責怪被害人，而家族、組織仍意圖息事寧人的習慣。我們一面努力梳理問題，但另一面，憤怒、哀傷、無力感，總是伴隨這樣的討論，一再重複出現，因為誰也不曉得何時可以看到大環境改變的那一天。每一次，這些新聞事件，攪動的都是過去社會長年被壓抑、未曝光、未處理的個人遭遇，集合成的集體創傷，在短時間內一次爆發。
身為一個女性，很難在梳理這一切時，與情緒反應保持距離，尤其是看到總是女性、且總是如此大規模的受害，又被巨大結構掩蓋時，很難不覺得這一切是針對「自己」的，很難不覺得雖然有了法律上的平等，但現實生活裏，自己仍像個次等公民。然而，我也必須承認，在面對性暴力時，情緒與憤怒的力量是必要的，那使我們有力量突破權勢的包圍，但保持理性，也是必要的。理性，能讓我們去直面結構之惡，也能幫助我們在陪伴受害者者時，保持敏銳的共感，更重要的是不過度陷入自身的視角，遺忘了解決之道不只一條。
翻轉恐性文化卻輕忽權力結構，可能帶來更大傷害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性暴力帶給當事人的痛苦，尤其是在女性當事人身上，有很關鍵的部分是來自於社會文化中，對性的看法。正因為社會崇尚貞操，並用此來規訓、制約女性，特意放大性的特殊與神聖性，達成透過羞恥感將女性控制在父權體系下的目的，遭遇性暴力對待的女性，除了自我否定、自覺不潔外，還要遭遇各種「沒有保護好自己」的羞辱。因此，去除性的汙名，不僅有助於所有人的身心健康發展，對於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來說，也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檢視所有試圖「翻轉」性羞恥，和對性「去汙名」的主張。我認為要在性暴力事件中使用這兩個理論，必須同時顧及兩個層次：第一層當然是結構上的，指出貞操觀的荒謬，破除性被過度放大的崇高特殊性，讓受害者不必再背負着「被玷汙」的擔子，不必憂慮他人的眼光，而能好好專注處理自己的傷痛。
第二層，不是因為性不再特殊，所以「被性侵沒什麼大不了」，而是讓受害者知道，自身的價值、人格與自我認同，不需要跟性綁在一起：不論我的身體、情感或性遭遇過什麼，我仍然是一個完整的人，不必覺得不潔或有所缺憾。我不需要去否定傷害，但我不必被創傷所定義和限制；這，才是培力（賦權）。
任何未能同時顧及這兩個層次，卻宣稱是「翻轉」的，去除的恐怕不是性的汙名，而是帶給受害者更多感受和經驗被否定的傷害。更嚴重的是，在如今資訊取得容易下，過去在學術領域被嚴謹談論、定義的「翻轉說」，在進入大眾文化視角後，被不斷稀釋。許多論述和實踐方式，忽略了第一層裏的翻轉，要求跟教育的對象，是社會而非個人，不是在自己心裏拿掉貞操觀、不再把性當成汙名，就可以抵銷性羞辱在個人生活中所造成的實質傷害；這傷害可能是人際的集體霸凌、就學就業機會的損失，也可能是生活被打擾被威脅的不便。
這種只講半套的翻轉說，與失控的正向思考無異，經常忽略結構對個人的影響力是大是小，與當事人的社經地位是密切相關的，好比當年的Gwyneth Paltrow與Angelina Jolie或許不足以抗衡Harvey Weinstein，但相對於一個普通上班族小職員對抗公司裏不斷騷擾自己的主管，她們的資源和管道仍相對是比較多的。一旦面對的是結構，就不再是個人價值觀夠不夠「解放」，是否不受貞操觀影響的問題。如果談翻轉與去汙名，卻忽略階級、社經地位和現實的物質條件，再次將責任歸因個人意識的調整，而無視有些人就是會在這個結構與特定選擇下，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那麼，這樣缺角的論述法，不僅無助於改善環境，也無助於受害者的療癒，反而會帶來更多傷害。
只是，與此同時，也必須很嚴肅的指出，不是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性邀約，或涉及性議題的談話與身體接觸，全部都可以符合性騷擾的定義、再透過法律或社會道德譴責來處理。人生在世，很多事情都令我們感到不舒服、不喜歡，但不代表別人必須為我們的所有感受負責，或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不過，我們仍可以清楚向對方表明自己的不快，請對方不要再重複同樣的行為。
因此，性騷擾的構成要件，除了行為人刻意重複的言行且制止無效、明確的惡意，以及當事人的感受外，仍必須考量是否同時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若非此種權力關係下，最好的處理方式，其實是當事人自行表達不舒服，使相對人有機會調整言行舉止與學習互動界線。這也是為什麼完整的性教育與情感教育會如此重要，能夠大方談性、表達自己的喜好跟不悅，我們才能在人際互動中，清楚的表達自身的界線，並尊重別人劃下的邊界。
只是，在現實案例中，權力關係是否能清楚一刀切分？簡單易辨識的情境，是否真的普遍存在於生活中？比如我若在公車上被摸了一把，乍看之下並不符嚴謹定義下的性騷擾，因為對方可能不會再跟我有搭同班車的機會，去重複他的言行，而他與我之間，也沒有固定場域內如師生或上司下屬這種權力關係。可是，我怎麼知道對方這個行為只是一次性的？而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社會位階上的權力關係嗎？對方是個鄉下老阿伯還是個穿西裝打領帶的上班族，談吐氣質是否符合社會主流的喜好，也深深影響到我是否決定採取任何動作，不論是開口問對方究竟什麼意思，是制止對方，還是找人求助。面對不同對象時，我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樣的，要取信於同車司機與乘客，甚至若後續爭議無法擺平、要訴諸社會公評的難易程度，也會不一樣。同樣，我是個穿名校制服的高中女生，還是個大嬸打扮的家庭主婦，週邊的人在判斷此事時的反應，也會因此被影響。
這個例子，既說明權力並非僵固的永遠是男高女低，也取決於雙方各種物質的與無形的資本，同時，也說明了權力無法從個人唯心角度消解的事實。公車是一個成員隨機組成的空間，所有人看似平等，我也從心裏真心相信我們平等，但當我要處理此事時，我並不在那個人人平等的完美真空中。於是，不管我希望透過人際協商、社會道德譴責還是訴諸法律解決此事，我與對方手中的權力，都不會是完全對等的。
終結性暴力，才可能有平等的性解放
正視性暴力與性騷擾普遍性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將愉悅、享受和有趣這些特質還給性的本身，而非因此將性視為冒犯、禁忌，或一件不可以在公開場域談論的事情。另外，談性暴力的嚴重性時，也要小心貞操觀與貶抑性慾望的文化借屍還魂，避免把性再次拉抬到神聖崇高的地位，連性互動當中所有有趣的，以及參與各方自願一起「下流、溢出常軌」的情趣空間都拿掉了。
但，這樣的情趣要存在，要讓不愉快的談話跟邀約，可以透過當事人自行的表態跟協調解決，而非將一切都壓縮到法律與社會道德審察的範疇，前提是女性和弱勢者說不的權力與空間也是充分存在的。而今天的問題，正是因為在Harvey Weinstein的世界，和你我所處的社會現況裏，大多數時候，女人顯然並不具有這樣的權力與空間。如果這樣的權力跟空間不存在，那麼情慾的樂趣，就只會專屬於少數有話語權、有一定社經資本，和可以宰制他人的人，而不會真的可以屬於所有人。
如果不面對物質層面的現實差異，不面對權力對人可以施予的宰制作用，性的「解放」就可能被那些原本就在父權制度中佔有各領域資源的加害者，拿來當作武器指責受害人、讓他們產生自我質疑，或攻擊那些不願被宰制、拒絕他們性邀約、性羞辱的女性，甚至成為母豬教、仇女論述的工具。
「恐性」二字可以解放人，也可能形成新的壓迫，特別是當我們將一個人「是否享受性、熱衷於性」當成新的衡量標準時。我們可以從文化和社會結構上，對特定群體提出「恐性」的批判，但在個人的情境下，一個人不願意跟你發生關係、無法享受你帶有性意涵的對話，不代表他就是恐性或不夠解放，他可能只是不想跟你有這些交流而已。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性暴力與權力和宰制，永遠是相連的。翻轉與去汙名的路徑，可以減輕受害者身上的性羞恥感，但權力與宰制對性暴力施行者的驅動力，遠高過性慾的滿足，對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男人來說更是如此。從來不是他有沒有「條件」去追求、去擁有很多女人，而是他有多少權力讓人必須屈從，那才是以權力脅迫、遂行慾望的性暴力施行者真正的快感來源。
即使社會對性的汙名不再，即使貞操觀再也不困擾女性了，施暴者仍舊能夠從掠奪他人的意志、宰制他人身體中，獲得權力慾望的滿足，而在此種驅動力下所實施的暴力行為，自然也會在受害人身上，留下光靠意識翻轉仍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觸及的傷害。
正視心理創傷，是社會過度嬌貴的表現？
拜社群媒體發達、「女權抬頭」之賜，有越來越多受害者不願吞忍，我們也從司法、性平機關，以及學術研究中，發現性暴力事件，遠比我們過去所認知的普遍，且多半發生在相熟的人際網絡中，也因此增加了理解和處理這類事件的難度。當社會中許多成員第一次意識到可以為自己發聲時，難免有各種聲音、各種敘事，無法符合過去我們熟悉的性別理論，或法律上對性侵、性騷擾上的定義，但我視之為社會學習的必經過程。我們可以普及相關的觀念、可以教育、可以辯論、可以指正，只是，造成今天這種「亂象」的源頭，仍在過去父權對女性和性的禁錮，而不在這些學着釐清、爭取自身權益的人身上。
另外，早有女性主義的刑法學者指出，各國想箝制女性、熱衷保守性價值的團體，都有利用性暴力事件引發的社會氛圍，希望透過往嚴刑峻罰修法的趨勢，重塑他們理想的「性秩序」，因此刻意放大性侵的嚴重性，以達恐嚇規訓社會之效。這點，從社會在指責性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時的用字遣詞可見端倪，彷彿其剝奪的是被害人無法復元的完整性。請別誤會，我不是說性暴力對受害人而言不受傷、不嚴重，但這樣的譴責方式，也等於變相證成了受害人的生命因性暴力而「不再完整」，反而不利受害的復元。而保守團體試圖透過對性暴力事件的重視，重新召喚貞操觀的幽靈，這是事實，也必須面對，但這個責任，不該是透過讓受害人避談、縮小痛苦感，或者被迫「進步的自我教育」來達成。
此外，我們應該談談如何不在對個人的救濟中，不小心賦予國家過多干涉私人性選擇的權力，這是維護人權完整性的重大議題。同時，我們也應該來談談不同的性別理論派系，在面對不同事件時，是否能維持其內在倫理的一致性，而非只選擇性的在特定議題上，去肯認或排除國家角色的正當性。我們應該來談制度有多千瘡百孔，甚至成為新霸權的疑慮，但同時，我們也有必要說明自己打算拿什麼來填補制度的空白，那些解方是否適合每個人，又是否能在每個個體同時具有不同身份面向的交織性，與跟隨其身份而來的權力運作的複雜性中，求得可以因應差異而變化的實際運作空間？
從社會建構論出發，試圖消除性暴力受害人的恥辱感，有其重要價值，但也有其極限。即使我們完全去除性的羞恥感，被侵犯的當下，對個人意志的否定與剝奪，以及暴力行為本身，對心靈與身體的傷害仍是真實的，就跟其他不涉及性羞恥的暴力犯罪（如搶劫、毆打）也可能會造成心理創傷一樣。如果我們不了解創傷對腦部、心理和身體造成的影響，那麼看似「進步、解放」的理論，對受害者的作用也將很有限，甚至有反效果。
性暴力留给受害者的，並非只有性的傷害或皮肉傷這麼簡單，尤其是童年受到家內性侵的受害者，他們的黏膜組織很可能會因不斷受傷而增生或變薄，影響到未來的性交愉悅感，甚至是月經和排泄功能。在心理層面上，長期的警戒和恐懼，也會徹底改變他們使用身體的習慣，改變他們感知身體和情緒的方式。這些都是在性的因素之外，仍然可以存在並持續影響身心健康的傷害。
創傷經驗會在人體的神經、大腦迴路留下印記，只是輕重不同。重大傷害事件後，有些人甚至處於腦內不停播放受創畫面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些性侵受害者的自述中，常出現「被牢牢關在過去、被困在事發當時」這樣的紀錄。有些人只要遇到特定光線、聲音或空間，創傷記憶就會被啟動。在腦神經醫學領域，已發現創傷有可能會重塑我們的大腦，甚至阻斷受害者跟自己的身體，或自我意識之間的連結。因此，不是受創者願不願意、想不想走出創傷的問題，更不是擺脫性的羞恥感，或全盤擁抱「社會建構論」，就可以改變腦部神經的運作方式。
這也是為什麼在創傷治療中，承認傷害與恐懼，永遠是踏上療程的第一步，沒走過這一步，大部分的人就很難走到第二階段的意識轉換與自我療癒。人人都知道季節的轉換、日照時間的增減，都可能影響到人的身心健康，但知道這件事，就能避免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發作嗎？我想是無法的，頂多讓病者提早意識到自己正在進入病程，即時求助。因此，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的路徑去改變強暴文化，去拆解社會潛意識裏對性的羞恥感和恐懼，但同時我們也不能隨意將這些理論，在遭遇過性暴力對待的人們身上無限上綱，而必須正視生理與心理傷害可能存在，無法單靠對知識理論的理解跟吸收，就成功改變意識、撫平創傷。（註一）
或許，不是整個社會過度嬌貴，而是許多人從生命經驗與和創傷奮鬥的歷程中，學習到寧可帶着情緒去正視這些傷痕，寧可不放棄以自身的能動性參與到結構中，而不是以「失控的正向思考」，將傷痛埋到更深處，直到腐爛發臭為止。
為了賦權、為了培養個人向體制或他人對待自身的不公抗爭的能動性，「說出來」是必經的過程，而說的不好、說的不完全對，也是必然要忍耐的過程，如同民主也是公民群體在不斷犯錯中學習一樣。更進一步去看，國家也好、制度也好，也可以是動態的，不斷的被參與者改變，如果我們肯認人在結構中仍有能動性，那麼由人所組成的結構，又何嘗不能透過人們被開發、釋放的能動性所改變？
男性也可以說“Me too”嗎？
從特朗普（川普）到Harvey Weinstein，不少年輕女性深覺「受夠了」，開始在社群媒體上發起串連，寫下“Me too”及自己的遭遇，讓社會正視性暴力事件有多麼普遍，而且就發生在我們周遭、我們自己的親人朋友的身上。也有人提醒，性暴力不只是女性的事，也是男性的事，男人也可能成為受害者。
的確，這樣的提醒是重要的，任何性別都有可能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但不能忘記的是，女性幾乎是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在為受害做「準備」，但多數男性在自己遭遇到性暴力之前，都從未想過這樣的事也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對女性而言，性暴力的陰影，不僅止於貞操教育的危害，也是真真實實的恐懼，在每一次早出晚歸、深夜無人落單時上演。的確，我們從統計數據上知道，這樣的恐懼無助於防止性侵案件的發生，然而這些觀念仍左右了一個女人的成長與養成，恐懼或重或輕的，在她心裏留下影響。更現實的是，她的活動範圍與時間也因此受限，並與其他種種「女人就該如何、像個女生」的教育層疊在一起，讓女性或自願、或不得已砍斷了對外的興趣、冒險心，跟嘗試的勇氣。跟男性比起來，我們是只擁有半個世界的人。
因此，是的，男性也會受害，男性也會在性暴力下發不出聲音、必須忍耐。但即使同為父權文化的受害人，造成男性說不出口、難以求助的原因，和女性仍是有許多細微差異的，就如同女性的受害，與性少數的受害，也是不同的。如果忽視這些差異，反而會讓現實中的種種不平等藉此模糊了面貌、無法被指認，更使責任虛無化，讓必須被譴責的人、必須被改變的事，再度成為一種「無關對錯」、也無從指認的鬼影。
即使同為某個性別或性傾向的受害者，也不代表每個受害者對事件的解讀、壓力和處境是完全相同的，這不是比誰比較可憐、誰比較勇敢的意思，而是當我們談論這些事件時，若為了詮釋方便，而將差異被抹平了，那對整個父權結構的追究力道，也會隨之削弱。
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這幾年迅速襲捲全球社群媒體的「仇女、反女權」文化。在這個背景下，很多時候男性刻意選在女性談論自身痛苦或壓迫經驗時，出來說“Me too”，為的是卸責與轉移焦點，就像美國的黑人社群不斷因警察執法過當而有人喪命，怒吼出“Black lives Matter”，有白人硬要不顧脈絡的在此時強調：「白人的命也很重要，每條命都很重要」。是，當然，沒有誰的生命不重要，但輕賤人命的，是不同的結構、不同的體制，一旦被混在一起談時，所有需要為人命負責的因素就都全身而退了。
正如《衛報》的專欄作家Heather Jo Flores所言，她拒絕在自己的動態寫下“Me too”，而是男人們應該寫下“I ignored it and I won’t anymore”。她也直白的說出：“Yes, I know men get abused too…….And they get abused by men, mostly. Just like us.””
男性除了寫下“Me too”的遭遇之外，還有許多你們能做、恐怕也只有你們才能從男性社群內部去改變的文化。
荷里活有權有勢的男性，在Harvey Weinstein的醜聞爆發第一時間，幾乎都保持着令人難堪的沉默，直到確定事件如滾雪球越滾越大，不可收拾以後，才紛紛發表有着標準公關措詞的「遺憾、意外、不知情、令人憤怒」的聲明、不痛不癢的譴責，似乎等着下一個新聞浪頭，讓大家遺忘曾經發生過的事。也許明年春天的奧斯卡頒獎典禮，荷里活又會在舞台上拿此事自嘲一番，為自己挽回形象，但以權勢脅迫換取性滿足的情況會改變嗎？在我們所處的環境裏會變少嗎？我不認為世界有這麼美好。
沒有記憶的寬容，只會讓這些加害者彼此坦護，甚至將人脈、資源代代相傳下去。只有我們選擇不忘記，並在有人發出求救聲時認真聆聽，阻止那些羞辱的言詞，也只有在更多男性願意出面停止這些權勢利益的交換，在事情當下就表示「這是不可被接受的」，那麼，你我身邊那些權勢男性才有可能認清：自我教育與約束的時候到了！
（喬瑟芬，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長期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
註一：可參考《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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