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霽函：公開被性侵經歷卻拒報警，呂麗瑤錯了嗎？

今年10月，荷里活（好萊塢）金牌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被揭過去三十年來性侵多名女星，在網絡引發全球 #metoo浪潮：社會各界的性侵倖存者，紛紛以#metoo為標籤，公開自己遭性侵的經歷。日前，這股怒火延燒至香港——有香港「欄后」之稱的跨欄運動員呂麗瑤，凌晨在臉書發文，指自己在14、15歲時遭前任教練性侵。她在文中表示，希望藉此喚起社會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

一石激起千層浪。翌日，香港體育界機構、議員、官員，相繼對事件表態，支持呂麗瑤勇敢剖白，又呼籲其他受害人站出來報警。特首林鄭月娥甚至親自致電警務處處長，責成他跟進事件。

正當輿論看似迅速站邊，一面倒支持呂麗瑤之時，網絡上很快又出現相反的聲音——不少網民開始批評她不願報警的做法，認為此舉對懷疑施害者不公。

當呂麗瑤鼓終於起勇氣站出來公開事件，卻面對如此多質疑的聲音，我們不禁要問：性侵倖存者究竟要做到哪一步，才不再被譴責？公開經歷而選擇不報警，是否是不妥的做法，背後又存在什麼影響因素？而當官員、機構一面倒為呂麗瑤大派溫情鼓勵、呼籲受害人站出來時，我們是否被轉移焦點，忘記了社會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改革處理性侵案件機制的問題？

不報警的背後，有一群性侵共謀者

呂麗瑤公開被性侵經歷，可她為什麼不報警？「名校Secret」的臉書頁面上，就刊出不少網民的批評，其中一名網民表示：當一個女人指控一個男人性侵，但不報警時，這個男人實際上已被人格謀殺，因為沒有法庭審判的機會，所有人都會認為這個男人做過性侵行為。於是，網民得出結論：當性侵受害人公開經歷，但不報警、不上法庭，是不公義的做法。

這裏有兩個指控：一、公開被性侵經歷，令被指控者被社會言論人格謀殺；二、受害人必須報警，讓雙方獲得公平審訊的機會，才是公義。

首先我們要釐清，這兩個指控，是站在「性侵事實未被認定」的角度所提出的。這就不難回答了：倘若所公開的性侵行為其實並無發生，被指控的「侵害者」可透過控告對方誹謗，而證明自己的清白。倘若所公開經歷為事實，那麼，受害人報警與否，從來都是她個人的選擇自由。有網民批評呂的做法，導致輿論公審嫌疑人教練，可必須注意的是，呂麗瑤從來沒有公開侵害者的姓名。對嫌疑人未審先判並追蹤「起底」，甚至上門拍照的，其實是部分媒體及網民。

呂麗瑤選擇不報警。一個值得處理的問題是：即使相信她的經歷，不少人都對她不報警的做法感到困惑：為什麼？這種困惑，顯示出大眾並不了解性侵受害人所面對的困境。

根據婦女團體調查數字，香港不足一成性侵受害人選擇報警。這種「啞忍」背後，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

當一個性侵受害人選擇站出來，公開被性侵的經歷時，她第一時間面對什麼？譴責受害人的社會輿論。讓我們看看，像呂麗瑤這樣，事業受到不少市民認可、形象陽光正面的女性公民，在獲得官員、議員、體壇一面倒支持的情況下，還會面對什麼負面輿論嗎？請打開「連登」論壇，上面已出現這樣的討論帖：「呂麗瑤圈內都知道係體育界公廁，但只要係女人就會有傻仔幫佢護航」。（編按：香港部分網民用「公廁」借喻「濫交女性」）

「公廁」論又出現了，企圖打破受害人的「完美」形象。「公廁」論式的社會輿論背後，正是性的雙重標準在起作用：男性若性經驗豐富，是會被肯定甚至讚美的；但女性若性經驗豐富，便被辱為「公廁」、「雞」。社會落後的性別文化，要求女性對性無知，以及不渴求性。

於是，每當出現懷疑性侵個案時，只要將受害女性打成「公廁」，彷彿就能夠正當化性侵的犯罪行為。運用這套落後性別文化的論者，通常有這樣一種跳躍式的不合理邏輯：既然是「公廁」，即是對性很「隨便」，即是來者不拒，得出結論即是「不會被性侵」。

然而，「隨便」的定義含糊不清，亦從不必然是一種貶低；退一步而言，即使符合「隨便」的定義，女性亦有權對任何人、在性行為的任何階段說「不」，這是所有人都擁有的性自主權，無論她是否「隨便」。

除了以「公廁」污名化女性、合理化性侵以外，譴責受害人者，還會批評受害人的各種反應：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立即告知家長、老師、警方？為什麼此後仍和這個教練每年過生日？「連登」上不乏這樣對呂麗瑤的質疑。

他們選擇不去「看見」受害人的心理狀態。「風雨蘭」總幹事王秀容在訪問裏指出，當發生熟人性侵事件，受害人難以相信對侵害者的信任在瞬間被破壞。她們會嘗試保持生活一切如常，包括繼續與施害者相處，令自己淡化痛苦經歷。這是常見的創傷後反應。性侵是一種巨大的創傷，當傷口仍在滴血，不是人人都願意站出來對全世界公布，「我被性侵了。」

無論受害人解釋多少次，因為害怕、因為缺乏性教育、因為權力關係不對等、因為不想令雙方關係發生改變、因為想說服自己這不是性侵以此好過一些……無論一個又一個的受害人，千次百次訴說這些令人心痛的原因，無論女權主義者、各種人權機構花費多少精力撰文做演講，但譴責受害人的輿論者，永遠在此時，堅執地認為，當時不反抗，事後不立即舉報，就代表受害者當時是默許性侵者的行為。

而某些媒體，亦樂於附和大眾譴責受害人的涼薄。多少強姦案報導，藉新聞之名，大字標題，將受害人最隱私的痛苦細節，製成人血饅頭，供看客嗜血。「處女」、「一夜情」、「誣告」、「很痛」……有多少媒體在刻意製造惹人遐想的內容，甚至不惜將辯方律師的盤問寫成報導封面——「被男友問及是否處女，於是自稱強姦，誣陷被告」，令讀者誤以為是事實。

當質疑、譴責性侵受害人言論成社會風氣，一次又一次令受害人們萬箭穿心，而一些媒體更不時利用公器，將這些箭狠狠貫穿受害人時，試問我們憑什麼要求她／他們站出來，報警、上庭、面對公眾、面對傳媒？當呂麗瑤站出來公開自己的遭遇，希望喚起公眾對兒童性侵的關注，換來的卻是網民質疑她不繼續走司法程序的動機，批評她此舉對嫌疑人不公平，將網絡和媒體引導大眾輿論對嫌疑人的公審，扣到她的頭上。

當一切事與願違地失焦，挺身而出的可能受害人反被輿論審判時，是所有說出涼薄之言的人，是所有煽風點火利用她人之痛的媒體，幫助社會中存在的施害者完成性侵的尾聲，那就是讓以後想站出來的受害人噤聲。

被輕視的司法程序二次傷害

面對「不報警令雙方無法獲得公平審訊」的指責，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司法程序，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必然實現公義的途徑。洪雪蓮教授在2011年發表的《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經驗研究：社區回應與「二度創傷」研究報告》中指出，司法系統會為性暴力受害人帶來「二度創傷」，包括律政署是否決定起訴、法庭審理過程、能否定罪等。

從落口供，到等待上庭，到申請屏風，到法庭接受盤問……每一個環節，都是對受害人的考驗。大多數性侵受害人只是普通人，不像呂麗瑤的個案，能夠獲得如此多社會關注，去對司法程序造成施壓。根據洪雪蓮教授的報告，有警員在接獲報案時，以勸退性言語，不鼓勵性侵受害人報案，包括告訴她們「要上庭作供」、「告得入的幾率好低」等。還有警員反過來質疑受害人，比如問她是否因喜歡侵犯者而沒有即時報警等。

至於上庭環節，大眾可能未必知道，受害人要在法庭面對公眾的目光並複述被性侵遭遇，其實是一種極大的精神創傷。性侵與其他類型案件不同，在於性侵造成的傷害極為巨大，不止身體，還有心理。大律師黃瑞紅就在一個訪問中，將性侵類比為酷刑案件，指出要走司法程序，就必須事無巨細複述被性侵過程，這對受害人而言，是極大的二次傷害。不是人人都能撐得過這種再度被折磨的司法過程，2013年的英國，就有一名17歲少女在第一日上庭後，因無法忍受10名被告的律師交叉盤問，企圖自殺。

據筆者了解，有性侵受害人曾因申請屏風作供被拒，無法承受公眾壓力，而選擇不上庭，令被告得以輕判。香港的婦女團體多年來為性侵受害人爭取法庭保障，包括爭取申請屏風作遮擋的權利，以及透過電視直播作供的權利，可惜香港法律改革的進程，卻如遲暮老人般緩慢。

上述的司法程序二次傷害，只是冰山一角。呂麗瑤作為名人，可能未必面對這些警員、司法人員的怠慢姿態。然而，她若報警，最有可能遇到的困難，就是性侵從來較難入罪。這是因為它的「密室」特性：施害者通常在隱蔽、沒有第三方的情況下，實行犯罪。現代技術固然能利用DNA檢驗，將罪犯繩之於法；然而更多時候，是受害人沒有即時報警，或即使報警，也未必有足夠證據證明性侵事實——尤其是沒有以陽具進行插入式性行為的情況。非禮、猥褻，沒有第三方在場，如何證實？

如果呂麗瑤報警，這種多年前發生在侵犯者家中的猥褻行為，能否入罪，具爭議性。大律師陸偉雄認為，性侵案定罪門檻不低，時間相隔較久，物理證據可能減少，事主的記憶亦可能模糊。而黃瑞紅大律師則指出，法庭通常理解兒童性侵受害人時隔多年才報警，而受害人自身就是最強證據，他們所能給出的堅實、具體的口供，能有助於將侵犯者入罪。總而言之，呂麗瑤個案入罪，存在一定未知之數。可是，上庭若控告不成，被法庭裁定對方無罪，即使或許只是代表證據不足、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但在外界看來，便已是司法審判結果宣告，被告性侵不成立。受害人要承受這種可能出現的結果，因為司法程序，並非萬能，尤其在性侵罪行的判定上。

當司法程序對受害人帶來諸多二次傷害，甚至基於犯罪的性質，難以保證達到真正的公義時，循司法程序去處理性侵事件，可能反而困住了性侵受害者，為她們本已兵荒馬亂的心理狀態，再添傷痛。

是否走司法途徑處理事件，受害人應有其選擇的權利。網民想給嫌疑人教練一個公平審訊的機會，為何不去譴責、制止對教練的追擊，給予空間教練考慮是否循司法途徑證明自己清白，而反過頭要求可能的性侵受害人，踏入極有可能再次傷害她的司法程序？苛求可能的受害人去為可能的侵害者着想，只怕是社會對性侵受害人的又一壓迫。

讚美和敦促報警之聲，遮蓋了什麼？

呂麗瑤事件一出，特首林鄭月娥很快表態，讚揚她敢於挺身而出，又希望事主向警方提供更多資訊。她又表示，現時已有一套制度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性侵。

特首帶頭，附和體壇機構、官員言論，只懂讚美呂麗瑤的勇敢，甚至不斷呼籲她報警，提供更多線索。然而，社會真正應該關注的，不是受害人是否挺身而出，不是受害人有否報警，而是處理兒童性侵案件的機制，以及兒童性教育的問題。這個真正的焦點，被一片讚美和敦促報警之聲遮蓋了。

兒童性侵問題，首先要關注的是校園性侵的處理機制。不像台灣2003年出台《性別平等教育法》，為學校處理校園性侵的機制提供法源根據，香港沒有一套專門的法例，規範校園性侵處理機制，只靠學校自律。（註一）其次，在處理機制上，教育局指出，《條例》沒有為學校「合理可行的措施」作定義，這須視乎不同個案而定。而台灣《性平法》，則從法律上明確規定，每間學校必須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負責處理校園性侵個案，而且條例訂明，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等事件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以保障雙方權益。

然而在現時香港，整個校園性侵的處理框架仍被置於「虐待兒童」範疇之下。社署有《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並非法律，也沒有特別針對校園性侵提出處理機制，而將其籠統包括在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程序指引下。性侵個案，性質與其他虐待兒童個案顯然不同，若只用「虐待兒童」而缺乏性別意識的視角一併看待處理，恐怕徒增二次傷害。

着眼兒童性侵，還應關注性教育。香港的性教育課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去衡量教學成果是否達標。1997年《學校性教育指引》，末部僅列出數十條問題，讓學校自行評估性教育成效。這份20年前的教育指引，並沒有再更新過。

而精英的教育制度，只看重升學成績，並不願讓出時間給性教育。大部分學校，沒有將性教育作為獨立科目，而將性教育內容融入其他學科，例如通識課，甚至在早會中進行。即使在擠出來的時間裏進行性教育，教師自身所擁有的訓練，又令人擔憂。2015年，香港青年協會調查訪問的582名中小學教師中，有四成教師認為自己「不掌握教導有關戀愛和性的知識及技巧」。

這些問題，特首不知道嗎？我想聰明如她，只是很清楚：一個讚美、鼓勵受害人「挺身而出」的表態，比起實實在在檢討整個處理兒童性侵機制、兒童性教育問題，來得更加輕巧。

（林霽函，自由撰稿人）

註一：《性別歧視條例》，算是稍微觸碰到校園性侵的法例，但首先它處理的是屬民事性質的性騷擾問題；雖然同一行為可能同時涉及刑事同民事罪行，但《條例》只可追究民事責任，令受害人少了一個尋求公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