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大飛：特朗普減企業税論述，經濟學還是偽經濟學？

最近美國一件很令人矚目的事情，是國會參議院共和黨減税案強行闖關。這一減税案涉及方面眾多，但核心內容是降低美國企業税税率。按照共和黨方面的說辭，企業税下降能夠觸發「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通過吸引外資創造就業，從而惠及勞工，甚至政府財政收入還不必因此減少，是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

毫不奇怪的是，這些來自美國右翼的宣傳在中文圈裏亦被廣泛傳播。微信朋友圈內猛然冒出了多篇十萬加文章，基本都是在鸚鵡學舌般重複「涓滴經濟學」的幾句口號。但實際上，只要對企業税涉及的經濟學原理有所認識，馬上就能知道這些說法的荒唐所在。本文試圖簡單介紹這些基本原理，供讀者參考，疏漏之處望讀者不吝指出。

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有何看法？

對於這類政策問題要做出可靠的判斷，最保險的辦法是了解一下有關領域主流專家的看法。

按照民調，這次税改在美國民眾中支持率僅達三成，其不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了老布殊（老布希）和克林頓（柯林頓）時期的增税。民眾普遍認為，這是為有錢人減税，自己並不會得到好處。民眾的這一看法並非毫無道理：主流經濟學家對這次税改幾乎一邊倒的反對。

今年5月和11月，觀點偏右的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就着共和黨提出的税改效果說法，向著名經濟學家進行了兩次問卷調查，分別詢問了立場從左到右均有涵蓋的37名和38名經濟學家。第一次的問題B是本次税改是否能夠「自負盈虧」（即税率降低後税收總額並不減少），第二次問題B是税改是否會顯著增加聯邦赤字。結果是，第一次僅有兩人表示相信税改可能自負盈虧，第二次則除一人表示不能確定之外，其餘人均認定一定會大大增加聯邦赤字。而事後，這三人又都說明自己其實和其他大多數人的看法一致，只是對題目的理解出現了偏差。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是右派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大本營，他們不可能故意利用問卷為右派的經濟政策找麻煩，只能認為這一結果代表了美國主流經濟學界的一致看法。

為了顯示這一減税案的種種說辭並非欺騙世人，共和黨方面找到137名「經濟學家」給國會聯名上書支持減税案。這137人中到底有多少能算是「經濟學家」，則迅速遭到質疑，比如有一個簽名者叫John P. Eleazarian，自稱是「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的「經濟學家」，但這個頭銜任何人只要繳納會費都能夠獲得。媒體進一步調查發現，此人實為加州一名前律師，後來因為偽造簽名和其他司法文件坐牢六個月，並被剝奪律師資格。這封「經濟學家」聯名信居然讓這樣的名字出現，可見它的嚴肅程度。

同時，美國財務部發表了的確有九名正牌的知名經濟學家署名的另一封文件支持減税，聯署者包括曾是特朗普（川普）美聯儲主席候選人的John Taylor和Glenn Hubbard。這封信聲稱，有學術研究表明降低企業税對美國長期GDP水平貢獻能達到3%，且通過十年就能實現，平均每年實現0.3%。

針對此信，哈佛大學兩名曾在奧巴馬（歐巴馬）政府中任職的經濟學家Jason Furman和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學前校長）寫了公開信，指出他們引用的幾項研究完全不包含、也不能推出「十年內長期GDP水平增長3%」的有關結論。實際上按那幾項研究的看法，減税案十年內對GDP的貢獻可能只有這一數值的十分之一。這還不提這幾項研究是專門挑選出來的，結論對減税較為有利的研究。

可笑的是，之後這幾名挺減税案的經濟學家寫了回信，竟然矢口否認說過那句明明白紙黑字寫在給財政部公開信中的話。他們聲稱，自己說的3%僅僅是「長期」的數字，至於長期到底是多長，並未發表看法。

在此之後，保守派研究税收問題的智庫「税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又發表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支持共和黨減税案能夠大大促進增長的一系列結論。但這一智庫連自己得出這一結論所使用的模型和推理細節都不肯公布，一些經濟學家考察了這些結果後發現，税務基金會的計算過程幾乎一定存在嚴重問題，例如針對減税案不同部分對經濟的影響使用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假設，其目的只能是湊出他們所需要的數字。

從這一系列事件看來，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對這次減税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完全不可靠。

減稅吸引投資，稅收反增？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是減税派的口頭禪。一篇中文圈內流傳甚廣又格外荒唐的文章《評美國大規模減税：這才是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就以這樣的自問自答開頭：「美國政府財政收入真會減少嗎？答案當然是No」。 往下看去，果然又是拉弗曲線的「法寶」。這一法寶概念上很好理解：先得有人投資辦了企業才可能收得上企業税。税率太高，就沒人願來投資，反而收不上多少錢。税率降低一些，來投資的人多了，收上來的錢反而會更多。

然而，就算理論上此事有可能成立，那也是以原先税率很高的情況而言。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到底税率要高到什麼程度，才能達到拉弗曲線的拐點，造成下降一點後財政收入會不降反增？以及，美國現在的企業税税率是否已經高到這一足以嚴重阻礙投資的拐點？

按照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這一數值和資本供給的產出彈性有關。這一彈性是指總產出隨資本總量變化而變化的比例。如果資本總量增加1%能夠使總產出增加0.5%，則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5。不難理解，資本的產出彈性越高，意味着資本供給對經濟越重要，為保證資本供應充足，資本税（在一定情況下可看作近似企業税）就必須定得越低，拉弗曲線的拐點也越容易達到。

利用最基本的Cobb–Douglas生產模型，在開放市場小經濟體的Ramsey模型假設下，資本税的拉弗曲線拐點很容易計算，數值正好等於「1與資本產出彈性之差」。根據一般採用的數字，美國資本產出彈性約為30%，所以拉弗曲線拐點應在70%左右。在這一數值之下，不可能出現減税總財政收入反而增加的效應。

目前美國企業税最高名義税率為39%，抱怨這一税率實在太高、為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最高，是保守派的口頭禪。但就算這一税率也遠遠沒達到拉弗曲線的拐點。而且這只是最高檔的名義税率數值，其實美國企業由於享受各種税務減免等原因，真正繳納的平均有效税率僅為20%左右，和拉弗曲線拐點幾乎存在數量級的差別。

當然，Cobb Douglas模型是一個高度簡化的概念模型，並不能完全描述複雜經濟體的各種細節。但這種簡單計算已經提醒我們，除非有充足的證據說明拉弗曲線拐點比在這一簡化模型下顯示的要低得多，否則以拉弗曲線為論據是沒有意義的。

Ramsey模型，「涓滴效應」的經濟學基礎？

公平的說，拉弗曲線的問題本身並不表明減企業税一定不會惠及勞工。按照右翼經濟學所謂「涓滴效應」的說法，企業税表面上看是企業買單，大部分最終被轉嫁到勞工身上。按照經濟學的行話，這是說勞工承擔了企業税的「實質負擔」（tax incidence）。所以給企業減税，最終等於給勞工減税。就算財政收入減少，那也是進了勞工的口袋。

決定税收的「實質負擔」確實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比如有人就認為向比爾蓋茨（比爾蓋茲）這種從事了很多慈善事業的大富翁多徵税，蓋茨本人生活也不會受到影響——反正他不必也不可能因此節衣縮食——但他拿來做慈善的錢，比如幫助非洲愛滋病患者的捐款就會減少。所以向比爾蓋茨徵税，實質負擔沒準落在非洲愛滋患者身上。是否的確如此，需要針對具體情境進行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制定對社會最有利的政策。

企業税的實質負擔到底落在哪裏？對此有兩種相反理論。為了討論便於展開，我們先把企業税看成類似對資本通過生產獲得的回報的徵税。

第一種理論被稱為「Harberger模型」。基本假設是企業處在封閉經濟體之內。正因為「封閉」，所以資本供給恆定，既無法移出，也沒有外部資本可以進入。對資本回報收税後，因資本總量並不因此減少，所以勞工供應不會出現相對過剩。按供需關係原則，勞工工資不會下降。唯一下降的是資本税後回報。此時企業税全部落在資本擁有者身上，勞工不承擔任何實質負擔。

第二種理論被稱為「Ramsey模型」。這一模型討論的情況是：企業處在完全開放的全球市場中的一個小型經濟體內。因為市場完全開放，資本可以不受限制的跨越國境移進移出，「小經濟體」則指其內部的情況對全球市場影響小到可忽略不計。在這一假設下，全球市場的平衡狀態是各國資本税後回報率全部等同。因為如果某國税後回報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資本就會從其他國家流入該國。在這種假設下，某個小經濟體降低企業税，吸引外部資本湧入追求利潤後，會造成該國勞動力相對稀缺，各企業為了競爭不得不提高勞工工資。勞工工資上升又抵消了資本回報，這一過程將一直持續到資本回報重新下降到全球水平為止。這種情況下，税率改變（並重新達到平衡態）後，資本回報不變，發生變化的是資本總量和勞工工資。此時資本税完全由勞工實質負擔，對資本減税就等於對勞工減税。

Ramsey模型是減税鼓吹者的主要理論依據，是一個更合理、體面版本的「拉弗曲線」。

降低企業税，零和博弈的比爛遊戲

不過，Ramsey模型的第一個問題是，該模型描述的實為零和博弈：小經濟體減税後，其資本供給的增加並不是天上掉的餡餅，而是來自開放市場中其他經濟體的資本外逃。所以就算該小經濟體中的勞工通過「涓滴效應」獲得了一點好處，硬幣的另一面是其他經濟體中的勞工的利益受損。畢竟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追求利潤，勞動者卻有國境線阻擋，無法自由遷徙尋找工作機會。所以當資本受他國低税率吸引出走後，本地就會出現資本稀缺，勞動力相對過剩，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會使得當地勞工工資下降。

只不過按照此模型的假設，因減税而賺到便宜的經濟體體量很小，所以對其他經濟體勞工造成的損失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而已。

但這種思路存在一個天然問題：既然如此，所謂「小經濟體」也並非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執行減税政策的經濟體資本總量在全球市場所佔份額必須小到忽略不計，「我搞了減税，你就不能再搞」。否則，哪怕市場全部由小經濟體組成，只要大家一起執行同等減税政策，那就會彼此抵消，各處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勞工一分錢也沒有多掙，但資本税後回報率增加，所有的好處全部被資本持有者獲得——就和Harberger模型所描述的完全一樣。

這類降低企業税的政策常被稱為「比爛遊戲」（race to the bottom）：你沒降我降了，我能從你那裏偷到一點便宜，然後你只好也降，降到和我一樣低，誰也沒得到好處，只好降得更低好搶到一些好處。這樣大家比着降，互相降，都沒贏，生產並不會增加，資本富了，税收少了，國家能用於長期投資和幫助中產和底層公民能力降低，受損的是大部分公民。

所以哪怕美國情況真的符合Ramsey模型，通過降低企業税能獲得該模型所描述的好處，也不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和燈塔。因為，如果大家一起照此辦理，這些「好處」只有資本能夠拿到，對其他所有人來說，就會彼此抵消，得不償失。

如果真的從Ramsey模型能得出什麼普適性的結論的話，那倒是該由世界主要經濟體聯合起來，共同打擊企業利用避税天堂自肥的行徑。其實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奧巴馬政府正是如此辦理的。

美國是小經濟體嗎？

哪怕為了利己不在乎損人，Ramsey模型應用到美國也有本質困難。因為美國顯而易見的不滿足「完全開放市場中的小經濟體」這一條件。國際資本的流動並沒有那麼自由，如果只考慮其流動相對自由的部分（約等於把中國排除在外），美國一家獨大，所佔市場份額約四成多。從這一點看，美國倒是更接近「封閉經濟體」的情況。美國通過減税造成資本税後回報上升，吸引外國資本湧入後，考慮到美國的巨大體量，會造成全球市場其他部分資本相對稀缺，顯著拉高全球資本（税後）回報總體水平，反過來又導致最終流入美國的資本總量顯著小於小經濟體的情況。

此時降低資本回報税率的好處，僅有一部分能被美國勞工（通過增加的工資）獲得。其他的好處到了哪裏呢？一部分到了本國資本手中，還有一部分落到了其他國資本手中——因為全球整體的資本税後回報率均得到了提升。美國勞工可能通過「涓滴效應」分到一點點好處，而美國之外的勞工就成了淨輸家。但同時，對美國勞工而言，因為政府税收減少，會危及各類對勞工有益的公共項目，所以一來一去，真正能夠賺到什麼的，最多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事情還有一個有趣之處。特朗普政府執行的孤立主義政策，本身架空了Ramsey模型要求的「開放市場」條件。想讓美國的情況更加接近Ramsey模型的前提，中國資本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但特朗普政府對來自中資的併購採取高度敵視的態度，相比之前，批准的難度大大增加。這種做法有沒有政治上和戰略上的意義暫且不論，這麼做了之後還想用Ramsey模型談論企業減税，勞工獲益，屬於自打耳光。

Ramsey模型中的税是企業税嗎？

這個問題看似顯然。Ramsey模型中的税指的是對資本生產的回報收税，企業税是對企業利潤收税，這二者不是一回事嗎？但仔細考察一下就知道並非如此。Ramsey模型本身是高度簡化的，其中的資本回報來自於生產，並會隨資本供給的增加，發生税前回報率或利潤率下降的現象。

但在現實中，企業利潤很大程度不符合這一條件。

有些企業利潤來自品牌價值：例如，消費者認準蘋果這一品牌，所以蘋果公司的利潤率並不隨手機行業湧入的資本總量出現明顯下降。

還有的企業利潤來自尋租。專利權是個典型例子。某項技術哪怕是非常容易被重複實現，只要一家企業擁有專利，就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享受壟斷和定價權。這樣帶來的企業利潤也很難通過資本進入市場而降低。

這方面另一個對美國很重要的例子是房地產資本。理論上講，在美國紐約、三藩市（舊金山）這樣的人口密集地區，寸土寸金，住房緊缺，外來資本進入後可以建房蓋樓，增加供應，降低房地產資本回報（房租）。但種族隔離時代延續至今的一大遺產是：美國對住宅建設執行嚴格的規劃政策，有錢也不能隨意蓋房。所以這些資本所獲得的回報很大部分實為尋租收益。

正因為這類利潤不符合Ramsey模型前提，對其減税，好處實實在在的落在資本手裏，並無法涓滴到勞工階層。

「勞工」又是誰？

「企業減税，勞工受益」的「涓滴效應」說法還有一層問題值得考察：「勞工」到底指什麼人？

按照人們在生活中對這個詞的使用，容易一提到勞工就想到工廠裏流水線前忙碌的工人、建築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漢子等等。但在經濟學意義上，勞工（labor）其實指「勞工收入」，即一切通過出賣體力腦力獲得，而不是靠擁有資本獲得的回報。因此，獲取勞工收入的群體並不只有中下層工人。例如華爾街，矽谷的高薪白領們也屬於勞工，甚至大公司的CEO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算成勞工收入，所以這些人有時被稱為「打工皇帝」。

因此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工」之中也有極大的貧富之分。就算Ramsey模型所述的「涓滴」效應真的出現，又到底能涓滴到哪一部分「勞工」身上呢？一個合理的假設是：不同勞工工資上漲的比例大致相同。

假設矽谷年收入20萬元的高薪白領和沃爾瑪年收入兩萬元的底層員工，因為「涓滴」效應工資均出現2%的增長，則前者工資增長幅度為每年4000元，底層員工則僅有400元。所以從絕對數值看，涓滴下來的錢集中在高薪人士那裏。

別忘了，這點「涓滴」效應是靠減税獲得的。減税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危及低收入人口的公共福利——比如前面所說的沃爾瑪底層員工。

這樣看來，所謂的「涓滴」效應的說法根本屬於誤導。實際發生的是：減少用來幫助低收入人口的資金，「涓滴」到勞工貴族手中。這是不折不扣的劫貧濟富。

更別說哪怕是工資同比例上漲的涓滴也難以實現。畢竟外來資本即便進入，也一定集中在美國的若干優勢行業——如軟件、金融、教育業。這些優勢行業高度集中在美國幾大城市——紐約、三藩市、芝加哥、波士頓等等。要想進一步「涓滴」到其他行業和領域的中下層工人，需要這些工人向工作機會多、勞工稀缺地區遷徙移民。可惜遷徙不自由不僅僅存在於國境線兩側，也存在於美國一國之內。像前面說過的，作為種族隔離制度一大遺產的美式規劃方式讓住房供給極難增加，形成有工作的地方住不起，住得起的地方沒工作的窘境。這些年實際出現的人口流動趨勢，其實是底層勞工因為房價問題不得不從勞工稀缺地區向工作稀缺（但有住房）地區反向流動。

這類結構性問題不解決，談何「涓滴」呢?

「涓滴」：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

還有一個問題是人們不夠了解，大談「涓滴」者也刻意迴避的：「涓滴」的具體過程如何發生？是否今天美國一降企業税，下個月國際產業資本就用巨輪裝着各種機器運進美國，大量招工開始生產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玫瑰色，而是一個漫長和相當痛苦的過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Paul Krugman對此做過較為詳細的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外資流入美國指的是在美國的投資超過美國國民儲蓄的過程。換句話說，這和美國貿易赤字增加是一回事——到這裏，事情已經和特朗普通過減少貿易赤字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有關承諾矛盾。這不在本文考慮範圍之內。但是，要讓資本流入數量之大，能造成接近共和黨方面所吹噓的效果（創造就業，惠及勞工），需要的貿易赤字將是巨額的，可能需要從現有的水平翻番。

如此巨額的貿易赤字到底靠什麼引發？答案是美元升值。美元升值的原因不難理解：資本税降低提高美國資本回報，所以以美元計價的資本更加值錢，導致美元升值。為了讓貿易赤字達到所要求的標準，美元升值必須達到相當的程度。

所以這個過程將是痛苦的。美元升值會立刻導致美國產品和美國工業競爭能力降低、美國工人失業。這和Ramsey模型預言的資本湧入後勞動力出現稀缺，工人工資上升正好相反，但二者並無矛盾。Ramsey模型說的是平衡態達到之後的情景，而這裏討論的是達到平衡態的過程。

在理性市場預期假設下，美元匯率將升到偏離長期平衡點足夠多的數值，以至於購入美元資本後由減税帶來的長期回報提高的好處，剛好被偏高的匯率所抵消。美元偏高後，外部資本受價格信號刺激開始進入美國，隨着投資總量的增加，投資回報降低，美元隨之貶值，但美元的貶值又反過來抑制了價格信號的強度和外來資本流入速度。所以達到Ramsey模型所預言的平衡態是緩慢的、速度指數下降的過程。

這個過程的速度在一定的假設下可以簡單估算。按照Krugman估算的結果，其速度可表達為：與新平衡點的距離每年約縮短6%。按這一速度，走完全部過程的三分之二約需要十五六年。

誰的GDP？

前面說過，支持共和黨減税案者聲稱降低企業税能夠有效增加GDP：十年內能讓GDP長期水平上升3%。這一說法除了有Furman和Summers兩名經濟學家的公開信中所指出的問題外，沃頓商學院獨立計算的結果是，10年內GDP能夠增加的僅有0.3%至0.8%，基本屬於背景噪音的強度。

而另一方面的問題則是：GDP本身並不是衡量減税政策得失的合理標準。比如這一指標不體現勞工與資本、窮人與富人間的分配問題，不管他們各自得失而強行加在一起。而就算我們贊同把億萬富翁的錢從名義上平均給沃爾瑪職員，造成「美國人都很有錢」的錯覺，GDP仍然不是正確的指標。

原因是在美國的資本有很大一部分實為外國人持有。所以GDP將這些人所獲得的資本回報一併考慮在內。如果將這部分外國人獲益排除，則相當於改用國民收入——GNI——為指標。

而減税政策對GNI的影響可能和對GDP影響完全不同。按照Krugman的估計，減税很可能會降低GNI水平——因為現有的海外投資者向美國繳納税款數額會隨之減少。

GDP和GNI之別看似抽象，其實對那些有減税引資「成功經驗」的國家來說，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愛爾蘭是一個典型的「小型經濟體」，長期以來一直把降低企業税、招徠海外各大公司前來避税，作為其經濟發展的核心策略。1980年代後期以來，愛爾蘭確實取得了相當的經濟成就，被譽為「凱爾特之虎」。08年經濟危機對愛爾蘭經濟打擊極其沉重，在英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幫助下，直到2014年開始才有所恢復。

從GDP數字看來，愛爾蘭的經濟成就極其驚人，似乎說明愛爾蘭通過減企業税的確賺到了便宜：

但是，這些好處很大部分只在紙面上存在。各大企業為了避税，在愛爾蘭開設皮包分公司或皮包總部，利用會計技巧和税法漏洞把大量利潤算在愛爾蘭，而不是真正設立實體開展生產。所以愛爾蘭的GDP與GNI區別很大。下圖顯示，一般國家GDP與GNI比值約為1，而愛爾蘭這一比值則在其經濟高速發展的泡沫期飆升到滑稽的120%。這一例子提醒我們，用GDP變化衡量降低企業税政策的得失，會有相當誤導。

世上不只有私人投資

對於減企業税的好處，還有一種非常常見的說法是：為企業減税了，企業會拿多出來的利潤擴大投資。畢竟有投資才有經濟增長，所以就算一時得不到好處，從長遠、動態來看還是好的。畢竟蛋糕大了就好分，哪怕窮人勞工分的比例變小了，將來能從一個大蛋糕上分到的總量也會更多。

但是這種說法有一個極其顯然的問題：所謂投資並不僅有私人投資一種形式，政府收了税不等於這筆錢會憑空消失，而是很大一部分用來進行了公共投資（或稱社會投資）。公共投資同樣能帶來經濟增長。所以該比較的，不是有私人投資和沒有私人投資的高下，而是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的效率高低。

為何公共投資效率一定不如私人投資，市場至上主義的理由常常只有一條：公共投資是花別人的錢不心疼，一定浪費嚴重，而私人投資是花自己的錢，當然會精打細算。

但是這類粗糙的經濟學早已被現代主流經濟學從邏輯和實證多方面證偽。現代主流經濟學認為，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領域均需要具體討論公共和私人投資的各自優勢和最佳比例，並不存在什麼顯而易見和一刀切的原則。的確很多情況下私人投資優於公共投資，但公共投入在很多方面又是極為必要的。

大家熟悉的例子是教育領域，如果沒有税金支持的公共教育系統，很少有人會主動出錢供窮人家的孩子上學。窮人家的孩子能免費受教育，對於整個社會有莫大的好處。另外，也沒有跡象表明，私人在教育上的投資真能做到高度理性的精打細算。在中國，父母花錢把孩子送進欺世盜名的各種「學堂」，例子比比皆是，輕者耽誤前途，重則孩子受到嚴重虐待。

公共投資不可缺少的領域非常之多。基礎設施、基礎科研的重要性不必多說。公共福利項目也完全可以看作一種重要的投資：窮人流離失所的社會不但不美好，而且難以保持穩定。另外政府還可以在市場大規模失靈時進行介入。08年經濟危機後，正是因為政府救市和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才有了後面的復甦。

而由於把持議會的共和黨一向對政府持高度敵視態度，美國在公共投資方面嚴重不足，例如基礎設施陳舊失修，公共交通除了少數大城市外幾乎不存在。

這些問題早就威脅到美國經濟的長遠前景。以損害公共投資能力為大企業減税，才是真正的殺雞取卵。

富人減税，就能促進投資？

近年來經濟學界越來越多討論的一點是，08年經濟危機後美國和全世界均陷入了「零利率陷阱」（又稱「流動性陷阱」）和「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窘境。大致來說，這是一種由於需求嚴重不足導致無人願意投資，並阻礙需求增加的怪圈。在一般情況下，央行通過貨幣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經濟走出停滯狀態，辦法是通過增發貨幣購入國債，造成債券利率降低，於是借錢投資比起把錢攥在手拿低利息更具吸引力。但在「零利率陷阱」情況下，即便國債利息降到零，人們仍然沒有明顯的投資慾望。實際上，08年經濟危機後美聯儲幾次量化寬鬆刺激經濟，使得美國貨幣總發行量成倍增長，但投資力度仍然一蹶不振，天文數字的美元存在銀行卻沒人拿來進行有效投資和經濟擴張。當然，這不是說量化寬鬆本身是無效的，因為量化寬鬆制止了更加可怕的通貨緊縮陷阱，但很顯然，這些貨幣政策不足以讓美國經濟充分復甦。

在零利率陷阱的現實下，共和黨這次減税的說辭顯得更加荒唐。比如共和黨的涓滴理論認為，公司（和有錢人）會把減税得到的錢拿來從事投資造成經濟擴張、增長率提高。還有人專門提到，對美國公司海外利潤免税，就能使這些公司把這些利潤拿回國內再投資製造就業。但即使不減税，美國各大公司，尤其是科技類公司，現在手頭就持有巨額現金，而並未用於擴張。聯儲幾次量化寬鬆更是為市場注入了天文數字的貨幣，但哪怕利率超低，也沒見到大公司從銀行借出這筆錢進行投資。

這一點又和美國公司海外利潤問題有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所謂海外利潤，有大量並不是在海外貨真價實的進行生產獲得，而僅是通過做帳實現的而已。舉例而言，一種常用的辦法是在避税天堂例如盧森堡、開曼群島等地註冊分公司，讓分公司持有大量專利，而真正運行的公司其他部分如果要使用這些專利，就必須支付高額的「專利費」，如此這般計算下來，帳面上看持有專利的分公司有巨額利潤，公司其他部分則幾乎沒有利潤甚至虧損──因為「專利費用」讓成本虛高。對於這種避税行為，不完善法律進行打擊，只是指望通過「減税」或者對海外利潤免税，鼓勵大公司將這筆錢運回美國投資，只是天方夜譚。不說別的，一個技術細節是：如果這些公司真的需要錢來投資，就算不能直接把「海外資本」運回國，也完全可以利用這批資本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

蘋果公司是個典型的例子。蘋果在海外避税天堂囤積的現金總量高達2500億美元，這筆巨額現金當然不來自蘋果在那幾處避税港真實產生的利潤，僅僅是通過會計技巧做帳的結果。因此按照《金融時報》的計算，蘋果公司從這次税改中獲利可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470億美元。相比之下，共和黨推說花錢太多遲遲不肯批准的兒童健保撥款每年費用僅為100億美元。另一方面，儘管蘋果把巨額資金囤積在美國以外，但此事一點也不影響蘋果在美國的投資。蘋果總裁庫克本人承認：他們在美國國內投資時可以靠低利率貸款。這種貸款以蘋果海外資產為擔保，貸款利息仍然是免税的。所以從擴大私人投資角度來講，通過免税促使蘋果公司將海外資產搬運回國是毫無意義的，唯一的效果就是蘋果通過分紅和回購股票把紅利分給股東。

因此，面對私人機構明明手頭有錢（還是天文數字的錢）但仍然不肯投資的「零利率陷阱」，再提什麼給富人減税能促進投資的涓滴經濟學，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在這種情況下，正確的做法是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由政府出面進行公共投資，例如基礎設施、教育、公共服務系統等等。這些投資一方面本身具有長遠戰略意義，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增加需求，使得經濟走出零利率陷阱恢復增長。共和黨先是給大公司減税，然後藉口赤字太高削減政府投資，對美國將造成巨大傷害。

共和黨稅改，不過是金錢政治

税收本身的確是經濟學中相當複雜的話題之一，但具體到共和黨這次税改，涉及到的經濟學卻並不複雜。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完全不可能解釋此次税改到底能達到何種戰略目的。從選舉政治來看，也無法理解為何共和黨要如此急切的推進這樣一項高度不受歡迎的政策。只有從金錢政治的角度，才能理順這次事件的邏輯：共和黨減税案的目的，只是要劫貧濟富，給自己的金主們送錢罷了。不止一位共和黨議員早就承認，金主們一直在施壓如果減税案不過，就不會再給錢。如今減税案在參院過關，離成為法律只剩一步之遙，共和黨的大員們大概鬆了一口氣，政治捐款又能源源不斷的湧入，支持他們進行下一樁劫貧濟富的交易。

（北大飛，數學博士，華爾街從業人員）